必須指出的是，培育公民社會，並不是要發展出與國家作對的社會勢力，而是要培育良性、健康、自治的社會因素。這種良性的社會因素能夠有效阻止政治權力的過度膨脹，有效阻止政治權力侵犯公民的個人權利，有助於整個社會的健康發展，有助於憲政民主體制的建立。其根本目的是要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建立一種平衡的和良性互動的關係，以克服此前由於國家與社會之間，存在的不平衡關係而產生的種種弊端。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不平衡以至嚴重失衡，不利於公民權利的實現和保護，而且會對國家的機體產生消蝕，使國家日趨腐朽、衰敗直至滅亡；歷史上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後來人當思之鑒之。
在培育公民社會方面，知識份子、企業家、具有現代價值取向的政治精英負有重要責任。鄧正來認為：中國的知識份子，一般都具有現代意識和現代化知識，由於社會結構的分化，一部分知識份子轉換角色，積極投身於企業家行列，成為引導經濟健康發展的中堅力量，而未投入經濟活動領域的知識份子，在教育、啟蒙、文化建設、研究、理論指導等方面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們是推進和指導市民社會（可理解為公民社會的同義語——筆者注）健康發展的知識源泉和動力源泉。企業家是營建、發展和完善市場經濟的主要力量，企業家在市場交易活動中依契約規則，本能地維護自利的同時能平等地對待他利，從而是平等契約精神的發揚光大者，企業家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深刻地體認到負面自由（免受外部力量侵犯和免遭陷入社會混亂和失序的侵擾）的重要意義，從而是穩定秩序和維護公民社會的主導力量；企業家握有相當的財力和物力，是國家稅收的主要承擔者，從而是能影響國家有關決策的一方利益者；企業家所擁有的經濟實力和地位，使他們在組織和資助各種群體、社團和利益集團的活動中，起著主導者的作用，從而是組織公民社會的領導力量。而具有現代價值取向的政治精英，因其手中掌握政治權力，能夠參與政策制定與政策執行，在社會進步和新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建構過程中，佔據著不可替代的地位。因此，應高度重視知識份子、企業家和具有現代價值取向的政治精英在培育公民社會當中的特殊作用。
應努力推進政治改革包括行政改革，通過法治形式，將除必須由政府承擔的事項之外的其他社會管理職能還原於社會，由社會組織承擔，並以法律保護之。同時，應促進社會自治和基層民主建設，發展城鎮居民委員會、鄉村村民委員會、行業自律性組織及各種類型的社會團體，採取切實有效措施提高人員素質，改善成員結構，以適應社會進步的要求。知識精英和企業家應增強參與意識，積極通過各種渠道發出聲音，表達意見，影響政策的制訂與執行，為公民社會的成長提供知識、輿論和物質形態等方面的支持。
培育公民社會是一項異常艱巨複雜的事業，肯定需要經歷一個長時期的過程，決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操作上要有足夠的耐心。飯要一口一口地吃，工作要一步一步地做。可以先從經濟上和文化教育上做起。在經濟方面，最重要的就是要發展民營經濟（如上所述），促成市場機制的完善，以奠定公民社會的經濟根基。在文化教育方面，則應盡力傳播和啟蒙公民的權利意識及其它各種現代意識（詳見本書「第九章 樹立公民意識」），提高公民的基本素質，推進人的現代化，以奠定公民社會的人文基礎。在上述工作取得較大進展、公民社會業已建立起來的條件下，則應因勢力導，努力推進政治民主化，建立憲政民主體制，以使公民社會逐步走向制度化，並建立起正常的秩序。任何「一口吃成個胖子」的企圖都註定會失敗，著急上火於事無補，急躁冒進只會壞事。
三、壯大中產階級
在本書第七章「中國社會各階層狀態」中，已經對中國現實社會裏中產階級的狀況作了一定的描述和分析。在第七章中為了保持上下文的整體性，故而採用了「中產階層」的提法。但是在習慣上，人們通常採用「中產階級」的提法。因此在本章中改用「中產階級」，在意義上並無不同。什麼是中產階級呢？根據亞裏斯多德的定義，中產階級是指那些「佔有一份適當而充足的財產」的人。在古希臘社會，中產階級要求維護私有財產權利、商業自由和個人自由以及政治民主，因而是古希臘城邦民主制度的基石。在現代社會裏，新中產階級是憲政民主體制的社會基礎。在發展中國家，新興的中產階級在其發展的早期，可能會為了自身利益與專制制度相互為用，但從長期趨勢來看，則是憲政民主體制的支撐力量和穩定力量。因為只有憲政民主政體，才能有效制約政治權力對公民權利的危害，才能從根本上保護中產階級的利益。
在我國現階段，中產階級可以界定為，介於富豪階層和權勢集團與貧民階層之間、擁有一定數量的金融資產和實物資產的人群。其成員主要為各類白領職員、中小企業主、商人、律師；部分仲介組織職員、媒體工作者、自由撰稿人、鄉鎮企業、私營企業管理者和農村中的富裕農民等。改革開放以來，由於下列因素的產生：（1）企業改革初期實行承包制、租賃制、資產經營責任制等，一部分人由此獲得高額收入；（2）鄉鎮企業異軍突起；（3）個體私營經濟快速增長；（4）沿海地區經濟高速成長；（5）各級黨政機關開辦第三產業；（6）大批成功的自由職業者出現；（7）金融證券業蓬勃發展；（8）高科技產業開始崛起；（9）對外貿易與經濟合作不斷發展；（10）各種媒體和娛樂業、出版業的時興；（11）各類仲介組織和經紀人大量湧現等等，使得中產階級得以大量產生和發展。儘管缺乏這方面的統計資料，但是，許多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人士都認為，目前中產階級在我國就業人口中大約占到10-15 % 。而在發達國家，中產階級一般都占到人口比例的50 % 以上（至少占40 % 以上）。顯然，中產階級在我國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如文化水平、受教育程度)都還不高。如果我國的中產階級能在本世紀中葉占到人口比例的50 % 以上；同時，其普遍的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的程度得到較大的提高；則憲政民主力量就會具有深厚的社會基礎，專制主義的勢力就會大為削弱。秦言在《中國的中產階級——未來社會結構的主流》（中國計畫出版社1999年版）一書中指出：中產階級在中國（二十）世紀末的出現是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人們拭目以待，期待著他們對中國新世紀的推動與影響。他們有相對獨特的社會要求，但他們對社會穩定並不構成威脅，相反，他們是中國社會長治久安的「安全閥」。正因為有了他們，中國未來的社會結構將更趨於合理，更走向穩定。他們也是決定中國最終走向全面現代化的核心力量。因為中國將在世紀之交，不但完成一個農業大國向現代化工業大國的蛻變，而且還要適應知識經濟發展的要求。在這關鍵的歷史時刻，中產階級作為新生階級，由於存在於各個階層，有著廣泛性，因此他們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因素。從某種程度上說，中產階級決定了中國未來的各個方面。尤其是在知識經濟和資訊社會時代，新興的智慧群體和知本家（能將知識與資本結合起來的人）群體，將會成為中產階級的主流，他們對全社會的影響力將空前增強。
正因為中產階級的社會地位和作用日益提升，我認為，今後的經濟改革、社會改革、政治改革都應朝著幫助廣大民眾脫貧致富、變無產者為有產者、使有產者成為中產階級、使中產階級逐步占到人口中的大多數這樣的方向進行；而應盡力避免改來改去總是少數人或某些強勢集團獲利的現象，特別要反對損害絕大多數人利益的「黑權結合」與「黑金政治」。如果在10年以後（2010年左右），中產階級在我國人口結構當中佔據較大比例（如20%到30%），無疑將使我國的穩定與發展具備了一個初步的社會基礎。在此基礎上，如果再經過30到40年，能使我國的中產階級（包括他們的家屬）在總的人口比例當中占到40%到50% ，則中國繁榮與穩定就會有了一個可靠的保障。這當然是一個很難達到的目標，但絕非不可能達到的目標。在改革開放之初，誰又會想到：才經歷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國竟會發生這樣大的變化呢？誰又會想到在無產階級革命消滅了資產階級幾十年之後，中國竟會這樣迅速地產生出一個新生的中產階級呢？正像古詩上寫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所以，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如果國家的領導者真正能夠做到高瞻遠矚，勵精圖治，因勢利導，充分發揮人民的聰明才智，兌現憲法規定的各項公民自由權利，排除阻擋中產階級生長的制度障礙；那麼，這樣的目標就完全是可能達到的。其實，在我國沿海的一些地區，中產階級在人口結構中已經佔有了很大的比例；只是由於我們的國家太大，經濟社會發展很不平衡，所以要使中產階級的數量在全國範圍內有較大增長，還需付出很大的努力。
令人擔憂的是，根據社會學家的研究，近年來，我國中產階級的發展呈現出滯緩的現象；另一方面，隨著下崗職工的增多和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下降，社會的兩極分化態勢卻有所加劇。世界銀行1997年發佈的一份題為《共用不斷提高的收入》的報告中指出，中國80年代初期在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資料基尼係數是0．28，到1995年是0．38。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這一資料除了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和拉丁美洲國家稍好外，貧富懸殊要比發達國家、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都要大。據經濟學家分析，中國現時的基尼係數已達0．4，如果短期內沒有適當的政策加以調節的話，還會繼續惡化。顯然，這種局面的出現有著深層的經濟原因和政治原因，值得當政者和社會有識之士認真反思，並儘快制定出切實有效的應對措施。否則，中國今後一個時期產生重大的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將難以避免。要想避免危機的出現，就須大力扶持中產階級和培育公民社會，使之能夠有力地支撐起中華民族的長遠發展，同時盡可能地減少貧困人口，縮小貧富差距（運用經濟的和法律的辦法，而不是劫富濟貧的辦法）。古人說得好，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待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