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與制度創新 (28)

【大紀元2月25日訊】1980年的縣（含縣級市）、區級人大代表換屆選舉，首先在上海等地開始，因此高校民主競選首先發生在復旦大學、同濟大學等高等院校，隨後波及其他城市。在各地的競選活動中，規模最大、活躍程度最高的是北京。據可統計的資料顯示，北京共有19所高校（占當時招生的高等院校的大多數）開展了民主競選。湧現出一大批民主運動活躍分子（其中一些人本來就是「四五」運動和「民主牆」運動時期的積極參與者），如北京大學的胡平、王軍濤、張煒；清華大學的顧立基、華如興、歐陽頎；中國人民大學的韓宇紅；北京師範大學的李世取、王本公、陳恒六；北大一分校的李盛平；北京商學院的陳子華；北京師範學院的劉源、張中天；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的陳子明等等。許多參與競選的人明確表示，參加競選的目的是，「促進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進程。」一些競選人士還提出了進行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的綱領。競選活動是一次極為生動的民主實踐，不僅培養和鍛煉了一大批政治人才，而且給恢復高考以後最初幾屆的大學生（包括77級、78級、79級、80級）和研究生留下了深刻的民主啟蒙印跡。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在這次高校民主競選運動之後不久，當局就修改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不再允許「競選」人民代表了。

第四波：1989年的民主運動（簡稱「八九民運」）。第四波八九民運與第二波四五運動有不少相似之處。1、都是由於長期積累的經濟、社會、政治矛盾而引爆的；2、都是由在當時深得民心的中共領導人的去世引發的，並不具有反體制的特點；3、都是以推進政治經濟改革、加強民主與法制建設為主要訴求；4、都是以北京的天安門廣場為聚焦點，故都被人們稱為「天安門事件」。所不同的是，前一個天安門事件（四五運動）在鄧小平複出後不久就得到平反；而後一個天安門事件（八九民運）迄今已10多年了，仍被當局稱為「動亂」和「反革命暴亂」。八九民運發生於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任總書記胡耀邦去世之後，至6月4日被當局調動軍隊血腥鎮壓，此後，外省市仍有一些抗議活動，但不久也相繼遭到鎮壓，前後持續了不到兩個月。八九民運中湧現出來的主要學生領袖有王丹、吾爾開希、劉剛、柴玲、項小吉、周勇軍、封從德、李錄、周鋒鎖、翟偉民、梁擎暾、王正雲、鄭旭光、楊濤、王治新、熊焱、熊煒、馬少芳、王超華、王有才、張志清、張伯笠、張銘、郭海峰、邵江、丁小平、程真、沈彤等。1989年的民主運動是中共執政以來規模最大的爭取民主和自由的社會運動。社會各屆的參與者達上千萬人，僅北京地區參加的就有幾百萬人，可謂規模空前。知識份子也在這次民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參見包遵信著《****的內情——未完成的涅槃》）。許多人在這次民運中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據香港《大公報》稱：死二千人以上，傷三萬人以上。並表示，此是至6月6日下午6時，北京各大醫院處理屍體的數位（參見韓文甫著《****民運史》，P320—321）。僅中國人民大學的丁子霖老師搜集到的死亡名單就已大大超過了官方公佈的數字（參見丁子霖著《「****」受難者名冊》一書）。直到今日，「****」死難者的家屬也沒有得到應有的撫恤和公正的對待。八九民運雖然被鎮壓下去，但是它的歷史意義卻是偉大的。它打碎了人們對專制統治的幻想，動搖了中共「一黨專政」的合法性基礎，造就了一大批新生的民主力量，有力地推動了全球範圍（特別是蘇聯東歐國家）的民主運動，並給後人留下了十分豐富的民主實踐的經驗與教訓（特別是堅持「和平、民主、非暴力」的原則）。

第五波：1998年持續至今的「中國民主黨」事件。在中國政府相繼簽署了兩個國際人權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後不久，浙江省的民運人士王有才（八九民運的學生領袖之一）、王東海、林輝等人率先於1998年6月25日公開向浙江省民政廳申請，成立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備委員會。他們在公開發佈的《中國民主黨章程（草案）》中提出：「中國民主黨的宗旨是：實現直接民主選舉，建立憲政民主政治體制，建立政治分權機制，使政治權力互相制約，並確保其能進行良性迴圈，使任何個人和任何集團，都無法將權力建立在暴力之上，徹底剷除產生政治腐敗的土壤，使中華民族徹底擺脫強權暴政。（第5條）」。北京老資格的民運人士、民主黨京津黨部負責人徐文立（民主牆時期的《四五論壇》主編）在此前就已提出：「結束一黨專制，建立第三共和，重塑憲政民主，保障人權自由」的政治主張（1997年11月與《路透社》記者艾伯樂的談話）。王有才等人的組党要求，完全是符合聯合國人權公約和中國現行憲法的。因此，儘管98年7月初，當局就拘留了民主黨浙江籌委會的主要成員，但山東、湖南、湖北、四川、北京和東北三省等十幾個省市的民運人士仍然紛紛響應，申請成立本地區的民主黨分支機搆。為防止這一趨勢的蔓延，當局遂不顧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於98年年底將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重判。但是這並未能阻止民主黨的發展步伐，截止到1999年底，全國大多數省份和一些大中城市、高等院校（如湖南大學）都分別成立了民主黨的分支組織。經常自詡早年就參加過爭民主、爭自由鬥爭的中共第三代領導人，並不願學習國民黨第三代領導人開放黨禁的先例，而是沿用傳統的做法，進行嚴厲鎮壓，先後將數十名各地的民主黨籌備組負責人投入監獄、判處徒刑或勞教，直至今日仍看不到任何解凍的跡象。這一波民主浪潮，有了一個明顯的進步，就是將在中國建立憲政民主體制作為自己的主要政治訴求，並且明確提出反對暴力的政治主張，反映出民運人士正在走向成熟。

在1998年掀起的民主大潮中，較為著名的還有丁子霖、林牧、江棋生、蔣培坤等人發起的公民運動和《自由與公民權利宣言》、《社會公正與公民權利宣言》；彭明等人創立的「中國發展聯合會」；方覺提出的「中國政治改革綱領」等。江棋生、彭明、方覺等人均被逮捕或判刑，丁子霖、蔣培坤、林牧等人則受到政治迫害。

應該指出的是，不僅有大批民間人士為中國的憲政民主事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在中國共產黨內也不乏這樣的人士。如胡耀邦、趙紫陽、胡啟立、閻明複、鮑彤、李銳、李昌、於光遠、廖蓋隆、胡績偉、王若水、秦川、李洪林、阮銘、郭羅基、嚴家其、于浩成、蘇紹智、孫長江、張顯揚、吳明瑜、方勵之、許良英等等（本書無法一一列舉）；儘管他們中的一些人由於種種原因，現已不在共產黨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前中宣部長朱厚澤在任期間就以提出「寬鬆、寬容、寬厚」的「三寬」政策著名；卸任後的1995年，他在《東方》雜誌社舉辦的反法西斯勝利50周年紀念大會上總結世界反法西斯經驗教訓時，提出了三點意見：第一，不能搞計劃經濟，只能搞市場經濟；第二，不能搞集權專制，只能搞議會民主；第三，對於人類最基本的人權等價值必須肯定。實在是改革主張的高度概括！歷史是不會忘記他們的。（吳國光著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一書，對趙紫陽、胡啟立、鮑彤等人領導中國政治改革的經歷作了忠實的記載。公道自在人心！）

我們在回顧中國人民爭取憲政民主的史實時，不可以忽略臺灣同胞的奮鬥經歷！從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到1960年雷震等人籌組「中國民主黨」，從1971年的《大學雜誌》到1975年的《臺灣政論》，從1977年的五項公職人員選舉（非國民黨人士當選4位縣、市長及21位省議員席位，創二十年來最高記錄）到「中壢事件」再到1979年的《美麗島》雜誌和「高雄事件「，從1984年《新潮流》雜誌到1986年民主進步黨成立，從1986年國民黨政權順應民意開放黨禁、認可政治自由化到1989年形成政治多元化格局（共有25個政黨），從1993年新黨成立到1996年總統直選；直到新近的2000年總統大選，臺灣人民為爭取憲政民主作出了巨大地努力，付出了英勇地犧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業績，並且為中國大陸的憲政民主運動積累了極其寶貴的經驗（尤其是在開展民主選舉方面的經驗）。忽視臺灣人民爭取憲政民主的歷史，是非常不公道與不實事求是的。

國人爭取憲政民主的鬥爭歷程無比的豐富與曲折，大大小小的事件數不勝數，遠不是本書所能詳述的。筆者只能描述一個粗略的線索，意在說明，我們中國人在過去的100多年中為了爭取憲政民主做出了多麼偉大的努力與犧牲，這是一筆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值得我們珍惜、繼承與發揚光大！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