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國社會各階層與憲政民主
不公平不是擺脫現代的階層問題，而正是現代固有的階層問題。
——[日本]今田高俊
我們要弄清為什麼在中國實行憲政民主，還須進一步分析當下國內各個社會群體的生活狀態以及他們的利益、願望、要求。通過分析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哪些人需要憲政民主？哪些人不喜歡憲政民主？誰是憲政民主的動力？誰是憲政民主的阻力？進行這項工作通常採用的方法，一種是階級分析，一種是階層分析。馬克思主義者採用的是階級分析；列寧、史達林繼承了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毛澤東也喜歡採用階級分析，甚至於在共產黨內也劃分階級。我認為階級分析是一種片面、偏執的方法，尤其是由階級分析方法推導出來的階級鬥爭理論更是充滿謬誤；這種方法和理論不能正確地解釋中國的現實狀況，並且對中國現實問題的解決十分有害；故而在本章中採用社會學通行的階層分析方法。
階層是指人們基於相同或相近的職業特性、生活方式、收入水平、社會地位等形成的社會群體。同一階層的人們一般都具有共同的利益；由於階層內部某些差異的存在，也會有某些不同的利益。本章將對農民、工人、知識份子、中產階層、官員、軍人、學生、流民等八個主要社會階層或社會群體進行描述與分析。需要說明的是，本章所作的階層分析主要是為了考察不同的社會階層或社會群體對待憲政民主的態度，以便進一步論證為什麼要在中國實行憲政民主，而不是作社會分層的學術研究，故而並不一定嚴格地遵照社會學的分析標準。
一、農民階層：農民是我國人數最多的社會群體。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199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1999年末全國人口總數為125909萬人。其中鄉村人口為87017萬人，占全國人口總數69.1%。另據有關資料，在鄉村人口中，從事農業（含林牧漁業）的勞動力為3300多萬，此外還有13000多萬鄉村勞動力從事其他行業的勞動（如在鄉鎮企業、建築業、商業、飲食服務業、供銷業、運輸業做工等）。改革以來變化最大的莫過於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在計劃經濟時代，「農民」概念包括所有不吃國家商品糧、持農村戶口的「農業人口」，大家都是人民公社的社員。改革以來，傳統意義上的「農民」發生了深刻的職業分化，「農業人口」已僅僅成為一個戶籍概念，在現實中已分化成具有不同職業身份的群體。據中央政策研究室和農業部1994年對312個農村固定觀察點的專題調查推算，在全國鄉村勞動力中，農民的職業構成比例為：農業勞動者63.4％，農民工12.2％，個體或合夥工商勞動者6.5％，私營企業經營者0.8％，鄉村企業管理者約占0.9％，受雇勞動者3.0％，鄉村管理者0.6％，教育、科技、醫療衛生和文化藝術工作者1.1％，家務勞動者8.1％，其他3.3％。農村改革、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20年來，中國農民的生活狀態同樣發生了比較明顯的變化。一是擁有了土地經營權。二是有了相當程度的自由。
在計劃經濟時代，農民連種什麼和不種什麼的自主權都沒有，更沒有進城打工的自由，現在農民擁有了很大的自由度。三是經濟收入有了較大幅度地增長。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從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1997年的2090元，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增長3.4倍，年平均增長8.1％。農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積從8.1平方米擴大到22.46平方米，增長1.8倍。我近年到過一些省市的農村地區，看到大多數地方農民的生活水平明顯提高，衣食住行諸方面均有顯著改善。現今農村的主要問題有三：一是基層幹部腐敗，宰割農民，欺壓百姓。這種現象相當普遍。二是農民稅費負擔太重，尤其是地方各級政府擅自徵收的各種稅收以外的規費數不勝數，「苛政猛於虎」。中央政府規定，農民負擔應按「控制在上年以鄉為單位農民人均純收入5％以內」計算，許多地方實際達到20－30％，有的地方竟達到50％以上；農民怨聲載道，「民怨沸騰」。三、土地關係不穩定，據有關部門調查，全國大部分地區耕地承包的穩定期限不超過5年，嚴重損害了農民的利益。怎樣解決這三大問題呢？治本的辦法就是實行民主，進行基層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創新。中國的農民是最講實際的。顯而易見，實行民主對廣大農民有好處，是維護農民利益的最有效的保障。
有人說：中國農民沒文化，不會要求民主。實際情況恰恰相反，中國農民的民主意願十分強烈，他們迫切地要求民主。隨著農村的社會變遷和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民的權利意識和民主要求開始萌發，村民自治、民主選舉、村務公開、民主決策的呼聲與實踐日益擴展，正在形成一股強大的基層民主的原動力。全國人大已於1998年11月4日正式頒佈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確認了農村基層民主的法律地位。儘管在這當中仍存在很多問題，尤其是在黨政關係方面（基層普遍存在以黨代政的現象）；但是我們相信，既然問題已經提了出來，解決問題的辦法是可以找到的。（譬如現在已被認可的民主公正選舉村長的「海選」方式就是農民們創造出來的）對於如何保護農民的權益，胡必亮在《農民：關鍵在於權益保護》一文中寫道：「從政府來講，在對待農民問題上，有幾個關鍵性的問題必須處理好：1．政府不應該與農民爭利。這要求各級政府在涉及有關的價格、稅收政策時需傾聽農民意見。過去爭利的焦點主要表現在糧、棉、油收購價格之爭上，現在表現在‘三提五統’上。這其中關鍵問題在於地方政府機構太龐大，而他們為農民提供的服務又很少。辦法並不難，大量裁員，于國於民甚至於地方官員自己都是有好處的。這樣龐大的地方政府，最終是沒有人養得起的。2．農民應該有體現自己利益的組織，至少在地方上可以讓其存在，如恢復農會組織或建立什麼別的利益代言人組織，以便更好地與政府協調農民的利益矛盾。3．現代化的落腳點最終應該在人的現代化，為此，過去對農民的許多歧視性政策都該徹底清理、取消了，比如說對農民進城鎮的限制，對農民接受教育與各種社會保障的限制（高收費等間接手段）等。4．伴隨著我國公共財政體系的建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也應得到政府更多的支持。5．農民的財產權利應得到保障，不少地方領導或政府撕毀與農民簽定承包合同的現象時有發生；農民的土地以種種理由不斷調整且越調越少的做法也很流行；強制性地讓農民安裝電話、購買香煙等的‘故事’不斷被報導 ．．．．．．，這些當事人都應受到法律的嚴肅制裁。6．政府應建立起與農民公平交易的規則，誰也不能破壞，否則，也應追究法律責任。」（載1999年11月24日《中國經濟時報》第5版）胡必亮的建議，有的馬上付諸實施或許難度較大（如裁減冗官冗員、恢復建立農會組織、取消對農民進城的限制）；但明眼人都能看出，這些都是或遲或早要實行的。
二、工人階層：過去被稱為「工人階級」，直到今天在現行憲法上仍被稱為「領導」階級。然而它的實際狀況與憲法地位之間一直存在很大距離。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字：1999年全國職工人數為11773萬。其中國有經濟單位的職工人數為8336萬，集體經濟單位的職工人數為1652萬，其他經濟單位職工人數為1785萬。這些數字是有問題的，它顯然漏統了大多數鄉鎮企業職工和很大一部分民營企業的職工人數。因此，實際職工人數要比官方公佈的數字多得多。1999年全國鄉鎮企業職工人數為12500萬，其中約三分之二已連續作工3年以上，應可歸入工人隊伍。在職工構成當中，企業管理者約占5％左右，白領工人約占20％，藍領工人約占75％。這個階層中絕大多數人生活在城鎮。他們的文化程度要大大高於農民，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已占到80％以上。
在計劃經濟時代，工人階層由於其所享有的職業和待遇的穩定性（即通常所說的「鐵飯碗」），社會地位相對來說是比較高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很大分化，農民的生活明顯改善；其他原有階層和新興階層都有較大變化；工人階層的生活水平總體上雖然也有一定提高，但相對而言不盡人意；加之近年來在國有企業改革中大批工人下崗、失業（筆者前些時候曾到過10多個城市進行社會調查，這些城市的工人下崗、失業率都在20％以上，遠遠高於官方公佈的數字），使得工人階層產生了很強的不安定感、失落感和不滿情緒，停工、怠工、罷工、****、****等抗議活動呈現日益增長之勢；工人與企業領導者、勞方與資方的矛盾也日益增加。應該指出的是，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中，工人階層對國家經濟和社會財富的增長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國有資產中的很大一塊理應屬於國企職工和曾經在國企工作過的職工所有（因為在過去很長一個時期，國有企業職工都是實行的低工資分配制度，給國家提供了巨額的「剩餘價值」）。但是在國企改造中，工人卻沒有得到相應的補償，甚至被無償地下崗、失業，這是很不公平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工人們的不滿是合乎情理的。
按照傳統理論，工人的組織化程度似乎是比較高的，實際並非如此。國有企業雖然一般都設立工會和職工代表大會，實際上只是企業黨委領導下的一個部門，很難真正履行代表工人利益的職能。非國有企業中目前很少有工人組織，即使有也大多形同虛設。因此，工人的利益被侵害、被犧牲，乃是經常發生的事情。工人大多數時候表示出無奈和忍耐，少數情況下會採取有組織的抗議。中國工人階層素來有爭取民主的傳統，自70年代中期以來的歷次民主運動中，工人（特別是有文化的青年工人）都在裏面擔當了重要的角色。在現實社會條件下，由於現行體制的束縛以及國企改革的滯後，工人階層目前不得不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求生存上。但是，中國工人懂得只有實行民主才能從根本上維護自身利益，因此他們本能地擁護民主。隨著改革進程的逐步深入和工人階層整體素質的提高，工人階層的民主訴求會日趨高漲，並會在新一輪的民主化浪潮中發揮出積極作用。
三、知識份子階層：指具有中等專業以上文化程度的社會群體。目前我國大約有6000多萬知識份子，約占全國人口總數的5％。知識份子的職業分佈最為廣泛，象企業管理者和白領階層、職員、教師、醫生、科研人員、工程師、農業技術人員、編輯、記者、律師、自由職業者、黨政官員等等，遍及各行各業。其中黨政官員具有較為鮮明的職業特徵和利益特徵，我們把它單列為一個階層。還有一部分則屬於下面談到的中產階層。因此，知識份子階層與其他階層具有較大的交叉重疊關係。正是由於知識份子構成的複雜性，使得這一階層最具多元化的色彩，他們中的不同部分之間的利益差異和價值觀念上的差異也最大。我們常常說知識份子如何如何，其實說的只是知識份子中的某一部分人，要準確地描述它，是相當困難的。
從總體上來看，這一階層的人受到過中等（中專畢業或相當於中專畢業）以上的文化知識和專業知識的教育，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接觸的信息量大，容易接受新鮮事物，較多地承擔著傳播新知識、新觀念的事業。中國知識份子一向具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社會責任感很強；現在年輕一代知識份子雖然與他們的前輩相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愈來愈強調自我，但是骨子裏的東西並不會輕易改變。歷次社會調查的結果顯示：知識份子對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和改革的支持率都要大大高於社會其他階層。知識份子對民主的推崇可能更多地是出於價值觀念方面的偏好（這與他們受到的人文教育影響有關），出於利益方面的考慮相對來說要少一些。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份子，在傳播民主自由理念、進行民主啟蒙方面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待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