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日訊】有些政府，冒充人民政府，於是它便真的成了這樣的「人民政府」，即從來不把人民當人民看的所謂人民政府。
有些記者，冒充獨家報道的記者，當他還沒有張口說話的時候，他的嘴巴已經被一種外 在強力給堵牢了，他不再說話，最後連舌頭也退化掉了，開始不會說話了。
從此，記者的聲音，就成了只會傳遞上面人民政府意志的聲音。
這樣的記者，從來沒有找到過自己丟失的聲音，也從來沒有擁有過自己的聲音。
當然，我們可以把這樣的記者不叫記者，只叫喉舌。
或者，這樣的喉舌也是他人喉舌，不是記者自己的喉舌。
非常不幸，筆者也是一個記者，本來是要說話的，先是耳朵被堵塞，再是嘴巴被摀住，
然後經常洗腦，我覺得這樣一個環境下，記者就會變成一個醜八怪，聽話蟲，乖乖狗，
苟活在人世間，有話不能直說，有屁不敢亂放。
其實，記者的要求非常簡單，就是做真實的報道，說真話。可現實是殘酷的，有學者這樣總結寫作者、言說者所堅持的最後底線：
一、盡量說真話；
二、當真話不能說的時候，盡量沉默；
三、當不能沉默的時候，盡量不說假話；
四、當不能不說假話的時候，盡量不說危害他人或有害於他人的假話。
我們看到，這樣的寫作者或言說者，在一步步地修改自己所堅持的底線，可見說真話是多麼艱難，多麼的無奈。
為什麼我們有自己的嘴巴，卻不能自由地表達呢？說真話難以做到，沉默難以做到，不說假話難以做到，不說有害於他人的假話難以做到。那麼，這些寫作者、言說者，還能做到什麼呢？
文天祥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人說了真話並不一定會死，雖然人最終也難免一死，但為什麼人卻以為說了真話就會死呢？因為這樣的人還沒有獲得免於恐懼的自由。死不是恐懼，被嚇死卻是出於恐懼。
假如，人真的是因為說了真話而死，那麼，這樣的死豈不可以照汗青？豈不是能夠上天堂？歷史上，文天祥已經做到了，更多的仁人志士也做到了，他們都沒有死，他們活在歷史中，也活在我們心中。
一個缺乏信仰的時代，人卻連活著和死去都不明白的時代，是不能責怪人們太多的，我們每個人生來豈不都是貪生怕死的嗎？
事實上，缺乏信仰，沒有聲音，人活著又與死有什麼區別呢？
一次聚會，我聽到一位傑出的律師講述這麼一個真實的故事，2006年中國新年前，浙江金華的蘭溪市某鄉發生一起政府強征地事件，本來，政府征五畝耕地是需要省裡審批的，可一個鄉鎮就可以越權亂來。一個農民為了捍衛自己的幾畝耕地，以死抗爭，當眾喝了半瓶農藥死去。可在場的官員怎麼說，他們都說那農民是喝假農藥，要嚇唬嚇唬政府的人。
可誰知那老農卻是喝的真農藥，等喝了半瓶被人強行奪下去的時候，老農已經不行了。
這樣的悲劇發生後，政府緊急出動，他們不是為了解決問題，而是掩蓋問題，更壞地製造矛盾。政府先是出了10萬元給死者家屬，村裡又拿出16萬，兩者相加26萬元人民幣，或補償，或封口費。再是封殺新聞界，若你是縣級新聞單位，不准採訪報道；若你是市及地區級新聞單位，同樣不准採訪報道；若你是省級新聞單位，不管你公開號稱「投訴靈」或「24小時值班」，同樣不准報道。差不多，在一個省裡，做到這個地步，已經是「通天」了。政府似乎真喜歡這樣做，也擅長這樣「補救」。人死了，就死了。看看政府都在做什麼呢？用某中國特色的「首長」的話講，就是「人都死了，就積點德吧」。
好了，政府拚命掩蓋真相，新聞界鴉雀無聲，律師雖然憤怒卻也無能為力，因為當事人已經被做「工作」了，這死去的老農有孩子在縣兩個中學工作，他們承受的壓力比一般人都大。這些壓力無非是已經「死了」，「一了百了」，「要相信黨和政府」，否則「你還要不要飯碗？」彷彿政府是施捨，政府從來沒有錯。這樣的政府，難道不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我希望有關看了我文章的人士或部門，真心地去蘭溪市政府和當事的農村去調查瞭解一下，看看為什麼在中國揭開真相是如此的艱難，如此的無助。
中國有潛規則，說了不做，做了不說，敬酒不吃吃罰酒。本來。公民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可事實上，只有恐懼的不自由。
其實，我不止一次聽到這樣的話了，某個省的正廳級一把手從樓上一躍而下摔死之後，政府的人同樣是「積德論」，彷彿人人都要積這樣的德，不管真相是否存在。這樣，人死與一個螞蟻死，又有什麼區別呢？
有一年，浙江海寧有位叫呂海翔的農村青年，被村裡人稱為可以橫渡錢塘江擅長暢遊的人，可偏偏不明不白地死在一條小河裡。死前，他被當地的公安以涉嫌嫖娼的理由而被帶上車。人上車後怎麼會死了，而且死在河裡，就更加不明白了。一個人死了，他肯定有家屬，家屬當然要討個說法，要個真相。可沒有得到真相，有關部門賠了5萬元錢（政府若沒有錯誤為什麼又賠錢呢？），也沒說清楚是不是人命錢。於是，家屬到北京找新聞界投訴（他們已經不相信上訪這樣渠道了），後來中國的報紙也就《東方早報》、《新京報》和《南方週末》三家報紙給刊登了，浙江省的報紙一點消息也沒有披露。後來聽說，公安到死者家裡搶死者屍體，其家屬不肯，擔心被公安強行火化，於是就用巨大的鋼筋把死者遺體和冰櫃焊接在一起。再後來聽說當地村裡圍堵高速公路，想把事情弄大。更有勇敢的村民在村裡的牆上寫著「海寧公安是披著合法外衣的黑社會」，據說當事人還被拘留了幾天。這樣的事情，已經被北京和廣州的新聞單位證實，可浙江省內新聞單位卻沒有任何報道，彷彿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我想，剛才農民的思維是對的，他們已經不相信上訪這個渠道了，政府只會堵而不會疏，於是他們找新聞單位。可眼下，我們的新聞單位卻比幾年前更加退步，宣傳部管報紙，所以政府的醜聞很難從報紙上看到了。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能批評一個縣就不錯了，可金華蘭溪的醜聞，只是一個村子和鄉鎮的事件，卻得不到公開的機會，這難道不能證明新聞界在退步嗎？連批評一個村都難，誰去指望媒體批評一個省、一個國家部委、一個國家領導人呢？
新聞自由在哪裡呢？真相又在哪裡呢？
是不是還有一些未被證實但卻真實發生的悲劇，每天在發生，冤案時時在積累？
真相何時才能會大白呢？
沒有真相，沒有報道，更沒有揭丑記者，有時候只能道聽途說了。又有什麼辦法呢？你不是記者嗎？好，你去採訪一個地方的冤案，醜聞，重大污染。群體性事件，我真懷疑你能否安全地離開新聞發生地？不是被堵截，被打擊，就是被收買。
曾有個記者反映，他接到這樣的投訴，某地一農民，出於受傷害和報復，連殺幾名鄉幹部。該省沒有一家媒體報道，連網上也沒有。怎麼辦？有記者可以調查嗎？輕則發不出任何稿子，而且還有可能被開除。嚴重了被拘留，甚至被嚴懲。
某地水產市場，某經營販子因為攤位與市場管理人員發生矛盾，管理人員大打出手，致販子死。後來，政府和有關部門賠了35萬，主要擔心當事人家屬告狀或到北京上訪，政府花錢消災，息事寧人。一句話，人命值錢了，或者人命可以買了，只要他們有錢，打死人可以用錢來解決。至於公平、正義、法治，已經毫無關係了。
不是文天祥說過「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嗎？山西的記者高勤榮是如何揭醜的，又是如何進大牢的？遼寧的姜維平還是香港報紙駐內地記者，不是照樣入獄嗎？
難道他們就不敢把你這個的內地記者整死嗎？是的，他們敢，坐牢，只是先期警告。下一步，他們有可能做得更多，更極端。因為權力在他手裡，沒有監督的權力，是無限的權力，也是最容易濫用的權力。
可是，一個事物都有兩面性，不知道有關部門有沒有想過，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文天祥死了，他卻世世代代活在後人心中；邵飄萍、林白水、李公僕、聞一多、費鞏、史量才等也一一死了，可我們今天提到他們，就是表明他們仍然活著。
真正的死，是沒有人知道的死，那才是真正可怕的死。文天祥說「人生自古誰無死」，誰又能不死呢？早死晚死都是死，不過多個幾十年，或少個幾十年而已，死也要爭取言說的自由和真相的披露，是何等的有價值。
用死來嚇唬人，是強權者最瘋狂的軟弱。「死後那管洪水滔天」這樣的誓言，無論在地球上哪個地方說出口，都是對人類文明的槍殺，對人類文明的犯罪。
人是為未來而活著的，而不僅僅為了今天活著。
古代，封建專制朝代是禁止言論自由的，遂發明了「文字獄 」。而當今，不但有「文字獄」，還有「文字斃」，當局不爽了可以幹掉亂說話的。當然，「幹掉」有多種形式，「文革」時期張志新被幹掉、「文革」後王申酉被幹掉是其中之一，改革開放時期像高勤榮、姜維平等被幹掉也是一種。現在，還有不讓記者說真話，不允許民間辦報紙，也是另外一種「幹掉」。如此種種，都是倒行逆施。
為未來活著是要付出慘重代價的，人們不得不考慮，但卻不能怕。怕，是沒有任何希望的。
雖然我們面對的現實，比如那些突發的惡劣事件，偏偏是文人怎麼也想像不出來的，文人想像不出來海寧呂海翔之死的真相，也想像不出金華蘭溪一老農喝農藥抗爭卻被認為是喝假農藥嚇唬人這樣的極端案例，但我們知道現實惟一可以成為歷史的就是真相，真相與未來同在。我們要認清現實，克服任何不利於現實的困難：
首先，我們的報紙不是獨立的報紙，不是民間的報紙，沒有新聞自由，沒有自負責任的報道的自由。
再者，我們的記者習慣於聽令，而不是站好自己的位置，當好自己負責的記者。
第三，我們國家憲法上清楚明白地寫著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是與我們的真實情況相反的，公民不可以自己出報紙，更不能自己辦電視台，怎麼能夠有說真話、挖真相的機會和可能呢？
雖然憲法沒有說公民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是假的，但憲法也不能保證公民的這幾個自由是真的。我們的報紙、電視台，甚至網絡，該如何說出真相、直面現實呢？
正如開頭所講，有的政府，冒充人民政府，於是它就成了真的人民政府，真是奴役人民的政府；有的記者，冒充獲得了真相，於是他所寫的就成了真的真相，真的成了不能揭露真相的真相。
所謂「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我最不贊成這段話，歷史就是歷史寫的，真相就是真相本身在支撐，記者不過是記錄者而已，不說假話就是了。
我希望，新聞記者，包括我自己，盡量不說假話，盡量去接近真相，介入現實，干預現實，盡量不相信那些冒充人民政府又不為人民做事的機構和部門所說的話、所表的態，盡量保持自己的獨立言說自由的天賦人權，盡量對歷史負責，對未來負責，也對自己的生命價值負責。
──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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