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31日訊】二零零六年四月中旬，連公子勝文先生（連戰之子，時任國民黨中常委）隨其父來訪大陸，他告訴採訪他的中共上海《新民晚報》的記者說，他來上海已不下五十次了！連公子顯然是被今日上海華麗的外表給迷住了。他說，台北、上海兩座城市太像了！
的確，「太像了」是可以找到許多理由和根據的。首先，這兩座城市早先的文明類型屬於同一類型，即長江流域東南古越文化類型。到了近代，緣於地理位置，兩座城市的所在地又同是較早受到了列強的殖民影響。進入二十世紀，兩座城市又有了兩次「親密接觸」，一次是二十世紀中葉，即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轉遷台北，相當數量的「上海人」變成「台北人」。再一次就是二十世紀下葉，即九十年代以來，大批「台北人」—一台商再往上海，這其中還有十幾二十萬的「台北人」變成上海的「常住戶口」。兩座城市不只是「太像了」，而且似乎在彼此「趨同」。
最引人矚目的是近十年來，兩座城市竟然不約而同地爭建起「世界首高」來。先是上海金碧輝煌的金茂大廈，它的高度超過四百二十米，位於上海浦東陸家嘴中心地帶。它由美國公司設計，於一九九七年竣工封頂。而就在這一年，在台北世貿中心旁，一座由李祖原先生設計的超高建築正式動工興建，它就是七年後高度五百零八米（計入樓頂天線）造型若竹節的「世界首高」——台北一0一。
台北崛起了「一0一」，上海也要建「一0一」——地上一百零一層——緊臨金茂大廈的「上海環球金融中心」，它的樓層高度和人可達到的高度都將超過「台北一0一」，只是這座「上海一0一」，從一九九七年被審批通過，到之後的停停建建、反覆修改，頗為人議論，網上非議、質疑它的貼子不斷，乃是它由日本企業、銀行聯合投資，並由日本公司設計，造型恰似穿地而出的日本軍刀，直插入上海的「心臟」——中國大陸的前胸。從風水上來說，它讓此地頓生煞氣！而從政治上來說，它也犯了大忌，所以，它成了一個「政治事件」，似乎一直名聲不佳的中共上海市委領導陳良宇和韓正的仕途生涯也因此而受到了影響。二零零六年中共「兩會」分組討論期間，胡錦濤就在上海組的討論會上，直接批評了陳、韓未能「注意經濟安全」。不過，雖然波折不斷，上海的「世界首高」——至少與台北並列，看來在這幾年內是要當定了。
從外部看來，今日的上海與台北，很有點像兩兄弟間的競爭或兩姐妹間的比靚，因此，說它倆「太像了」，似乎是很有道理的。然而，這些只是表面上的相似，相信任何一個有中等思考能力的人，都無法迴避這樣一個實質問題：上海與台北畢竟是兩座分屬不同政治背景的城市，一座在大陸——它是一九四九年後由共產黨統治的；一座在台灣——這裡是實現了民主政治的中華民國的現在地。在這樣兩種截然相反的政治背景前提下的兩座城市，其城市文化與城市靈魂，是根本不可能「很像」的。
好在來自台北的朋友，並非都若連公子們那般連連道「很像」的，作家龍應台女士就曾目光犀利地說：上海與台北這兩座城市剛好「相反」！上海徒具「華麗外貌」，而台北「像含著珍珠的蚌殼，外殼不顯眼，內涵卻溫潤美麗」。顯然，龍女士是穿過了「櫥窗」——建起數百座高樓大廈的貌似繁華的今日上海——由中共官方和銀行精心「打造」的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樣板」城市——的內部，並選擇從最深刻而廣泛的層面——文化——上來作觀察和比較，從人性與人文的視角切入，於是，這就不僅是建築物的地面高度了。
上海與台北剛好「相反」的原因，在於台北近半個世紀以來延續了「中國人傳統的書生氣質」，台北就是一座「讀書人加上社會公民的文化氣質」的文明之城。這裡的市民關心公共政策，關心文物和生態的保護，這裡有政黨政治、慈善團體，所以，台北是公民社會的台北，是「大我」的台北。而上海呢？這裡的市民關心的是個人收入、精明的算計，婚戀買房、時尚穿著，等等，這些低級的——在愛因斯坦眼中是「可鄙的」——私人享樂的事物。當然，上海也有「群體性」爭取權益的事發生，比如拆遷戶的上訪。但這仍然是基於「小我」的利益受到最致命的侵害的時候。當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發生之後，最應該首先站起來——作為大陸最大的城市——說「不」的時候，可它癱在了那裡！當今天中共暴力機關在各地對法輪功學員施以殘酷的鎮壓之時，上海沒有街頭的示威，與此同時，包括台北在內的世界上的各大城市如紐約、洛杉磯、多倫多、倫敦、巴黎、法蘭克福、悉尼、墨爾本、漢城（首爾）、東京、吉隆坡等，那裡的市民都在聲援中國大陸人民。
毫無疑問，以反文化反人類為特徵的共產專制制度，不僅捆綁住了人們的手腳，更窒息了人們的心靈，因此，在上海，就最缺少了台北那裡的「人與人之間的彬彬有禮，帶著人性的溫暖」（龍應台語），普遍的狀態是只顧自己，麻木不仁，如網名「大道向東」的外地在滬者所觀察到的：「我到上海工作兩年了，沒有看見一次讓座的現象（我不是說沒有，只是我沒有看見），坐在車上的學生都戴著耳機閉著眼睛聽音樂，中年人冷漠的看著窗外。」（見《新民晚報》，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令人唏噓感歎的是，一九三零年代的上海，大學生們十有八九讀過《紅樓夢》（據當時趙景琛在復旦大學所做調查），而今天的上海年輕人竟十有八九沒有讀過名著，他們喜歡看的是《哈里波特》這種娛樂時尚的東西；而台北的讀者，幾十年來一直把《紅樓夢》推舉在文學圖書喜愛程度的榜首。《紅樓夢》正是一部培育審美情趣，豐富個人修養，提高人文素質的教科書。是以，一九四九年之後的台北能夠成為一座「書香之城」，而上海在一九九零年代之後則由「文化沙漠」變成了「銅臭之地」。
龍應台女士指出，台北可以馬上出版「六四」後居留法國的高行健的獲獎作品，但上海卻不能，儘管高行健是上海附近的江西省人。「台北，不同於新加坡香港、北京上海，它沒有不能出版的書，不能唱的歌，不能展出的畫，不能發表的言論，不能演奏的音樂，她是華語世界中創作最自由的城市！」今日的上海呢？它的新聞媒體是黨的喉舌，愚弄人民的宣傳工具，它沒有一家私人辦的報紙、電台和出版社。它有時也會出版一些來自海外的作品，但往往從題目到內容都給改得面目全非，它也向市民出售短波收音機，但黨的安全機關時時刻刻對外國包括來自台北的短波廣播施以強大功率的噪音干擾。它的互聯網，也是時時刻刻被網警們監控、監視、刪貼、封網站。
如此可見，台北與上海的不同，並不僅僅是表面上的生活方式的不同，而是根本上的政治制度的不同所造成的城市文化與城市靈魂的不同。台北是中西文化融合後實現了三民主義理想的自由的、多元的、人文的台北；而上海則是在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割裂中華文化之後政治上繼續專制經濟上權貴壟斷的拋棄了人性的畸形繁榮的上海。如果說台北是爭自由的林黛玉，那麼，上海就是維護專制貪圖榮華富貴的薛寶釵！
從某種意義上說，一九四九年後的上海，其實已經不是「城市」了，它成為專制統治者手中的政治工具。而最近十幾年來，上海又成為中共專制統治者有意策劃的一場「實現現代化」假戲的前台佈景，那拔地而起的高樓大廈，那「世界首高」的非爭不可，就是這出「假戲」的高潮部分。它向外展示著專制統治者的——「改革成就」——實質上的傲慢與無知，它掩蓋著自由的被禁錮與民主的被閹割！它更掩蓋著被剝奪與被驅逐的原住民的血淚滂沱甚至生命代價！
今天，民主的台北根本沒有必要去與專制下的上海爭什麼「世界首高」，比什麼地面上的高度，今天的台北已經達到了目前中國人所能達到的政治上的最高度——民主的高度！在今天這個時代，還有比「民主」更高的高度嗎？現代化城市者，非高樓大廈也，乃民主與自由也！
在民主的台北面前，專制下的上海只能是個沒有高度的「矮子」，儘管它體積龐大！今天台北人所要做的，不應該是只與上海比「經濟」方面的高度，而應該是積極促進專制的上海（和全大陸）的政治轉型，讓自由之光照射進這塊尚陰暗的「海灘」，讓民主的南方之風吹進這塊專制的荒地，讓它長出民主之樹，開出自由之花。
──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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