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5日訊】「游牧」（nomadic pastoralism）﹐是人類對於邊緣資源環境的一種有效利用方式。利用草食動物之食性與卓越的移動性﹐將廣大地區人類無法直接消化﹑利用的植物資源﹐轉換為人們的肉類﹑乳類等食物及其它生活所需。
許多人對「遊牧民族」都有一些浪漫想像。他們逐水草而居﹐過著自由不拘的生活﹔「風吹草低見牛羊」﹐是中國文人對這種生活的浪漫寫照。然而﹐人類學的遊牧社會研究首先便讓我們擺脫這些浪漫想像﹐強調這是人們利用邊緣﹑不穩定自然環境的一種經濟社會生態體系。
生活中處處充滿危機與不確定性﹐毫無浪漫可言。人們對遊牧社會的另一個誤解為﹐「遊牧」﹐相對於「農業」﹐是一種原始的人類經濟生產方式﹐在人類文明史上屬於由「漁獵」到「農耕」的中間進化階段。
事實上正因為遊牧所利用的是邊緣的﹑不穩定的自然資源﹐因此它需要高度技術性的對自（環境與生物）的理解與掌握﹐並配合經濟﹑社會各方面之種種精巧設計――這不是8000年前至5000年前新石器時代晚期原始農民所能做到的。
因此在人類歷史上﹐世界幾種主要類型的專化遊牧都大約出現在公元前1000年至前400年之間﹐遠較原始農業的出現為晚。人們對遊牧的第三個誤解是﹐似乎「遊牧生活」﹑「遊牧經濟」代表一些同質性的經濟生產與生活方式。事實上﹐遊牧是人類對於環境的一種精巧利用與適應﹐因此各種不同緯度﹑地形與植被環境的「遊牧」皆有其特色。也因此﹐遊牧的多樣性是人類學遊牧研究的重點之一。
以動物利用環境資源
游牧人群在不同環境中形成其專化適應（specialization）。這種特別的適應常表現在不同的畜類組合﹑移動方式﹑輔助性生計﹑親屬關係﹑部落組織等方面。以環境來說﹐許多傳統之游牧地區都有低溫季節長﹑雨量不足等不利農業的因素。
但更重要的是環境中的「不確定」因素。如中東游牧區﹐當地雨量並非全然不足﹐而是其降落的時間﹑地點﹑雨量﹐完全不確定。在中國蒙古草原﹑在東非﹑西北非等地也有同樣的現象。環境中的「不確定」因素﹐使得人們不但要靠草食動物來獲得食物﹐也要靠牠們的移動力來逃避環境中不時發生的風險﹐以及追尋不確定的資源。
在牲畜構成方面﹐在不同氣候環境﹑地形下﹐宜於養不同的畜類。一些簡單的例子﹐如西藏那樣高寒的地方較宜於養旄牛﹐而不宜養黃牛。旄牛的舌頭可以「舔刮」地面﹑岩石上的苔蘚植物――在高原地區季節性草資源匱乏時﹐這是牠們重要的食料。
在高原上常有難以預測的暴風雪﹐數小時內可積雪及腰。此時成群的旄牛前行﹐有如在雪地上以鏟雪機開道﹐讓牠們自己及其他人畜得以離開危險的山區。又如﹐一般黃牛需要大量飲水﹐因此養牛的環境需水量充分。
牛怕熱﹑怕牛蠅騷擾﹐在悶濕﹑牛蠅多的環境中﹐牛吃不好﹑睡不好﹐容易生病﹐所以通風﹑涼爽的環境較宜。牛是反芻性動物﹐牠們一天約花上八小時吃足相當份量的草﹐然後休息反芻消化。如此只要草食充沛﹐牛無需長時間﹑大範圍移動以覓食。牛也較能保護自己﹐所以日常牧牛花費的人力較少。
各品種的山羊與綿羊都有其特殊動物性﹐以適於生活在特定環境中。羊的品種多﹐廣泛分布在各種緯度的游牧類型中﹐因而牠們成為對牧民――或說對人類――最有貢獻的一種牧畜。我曾在新巴爾虎地區觀察羊群由冬季草場轉移到春季草場﹐那時的夜間氣溫是攝氏零下28度。
據牧民稱﹐本地冬季氣溫常在攝氏零下40度左右﹐這對巴爾虎羊來說還不構成問題。山羊與綿羊的高產乳量（特別是山羊）﹐使得人們在資源極端匱乏地區得賴以為生。牠們的高繁殖率﹐也使得在此高風險環境中當牧產遭受大量折損後﹐羊的數量可以在短短幾年內恢復。這些都使得羊成為全球各種游牧經濟類型中﹐最普遍﹑最重要的牧畜。
山羊與綿羊的食性不同﹐使得牠們各有所宜的環境。綿羊基本上是草食動物（grazing animal）﹐牠們只愛吃青草﹐而山羊則是偏愛啃食嫩枝葉甚於食草的動物（browzing animal）。山羊可兼容各種植物資源的食性﹐使得牠們非常宜於生存於多石﹑高山﹑乾旱而富於灌木叢的環境中﹔牠們對各種極端環境的適應力﹐以及賴極少資源便可維生的生物特質﹐也使得人們常依賴牠們（山羊）來生存於極艱困的環境中。
另一方面﹐羊相較於牛﹑馬來說﹐不太會保護自己﹐須相當人力照料。因此在多狼的環境﹐或人力吃緊的情況下﹐養羊都不宜太多。許多牧人都知道山羊與綿羊混合放牧有好處――綿羊吃草不太移動﹐讓山羊領著棉羊緩緩前行﹐可以避免過度啃食一片草地。在移牧時有山羊領頭﹐綿羊較易於成群跟隨移動。
阿拉伯半島的乾燥沙漠宜於養駱駝﹐而不宜養牛。駱駝耐渴﹐此特別的動物性使得牠們可生存於乾旱且水源不定的環境中。在夏季﹐駱駝可以視其所食植物的含水性高低及當時氣溫﹐而3-7天不飲水﹔在冬季若草料含水夠﹐牠們甚至可以全然不喝水。在僅能放牧駱駝的阿拉伯沙漠最乾旱的牧區﹐當地駱駝夏季約4天喝一次水﹐春﹑秋季7-10天喝一次水﹐冬季可約一個月或一個半月才喝一次水。
在所有被人類馴養的動物中﹐除了狗以外﹐馬應是與人類關係最親密的動物了。馬的胃只有單胃室﹐對食物的消化利用不如牛﹑羊等有反芻胃的動物那樣有徹底﹐因此消耗草食不甚經濟。牠們的肉﹑乳產量與生殖率也不如牛﹑羊。
然而﹐馬卓越的移動力讓牠們可利用遠方的草資源﹔在冬季馬可用蹄踢﹑刨﹐以打開冰層吃下面的草﹐別的牧畜也因此可吃到草。過去無現代化工具協助游牧之時﹐除了牠們的乳﹑肉﹑皮﹑糞可作為是人們生活所賴之外﹐牠又可以助人們溝通訊息﹐讓人們快速遠離危機。這些都使得近代以前﹐馬在歐亞草原游牧上有其優勢。
中國北方游牧世界的形成
中國北方游牧世界﹐約在公元前七至三世紀的春秋戰國時期逐漸形成﹐且與「華夏」及其帝國的出現有密切的互生關係。首先﹐在新石器時代晚期﹐華北之原始農業聚落分布已擴及黃土農業的邊緣地帶──青海河湟地區﹑內蒙古中南部（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與西遼河流域。
到了約公元前2000-1000年前後﹐全球氣候變得乾冷﹐對這些邊緣農業聚落人群造成很大的衝擊。公元前1500至前600年﹐內蒙古中南部大部分地區皆少有人居﹐人類活動遺存極少。宜於農牧之地南移至本地的南方邊緣﹐也就是陜﹑晉﹑冀之北的山岳地帶。約從公元前1300至前900年﹐陜北﹑晉北出現農牧兼營﹑定居程度低並有武裝傾向的混合經濟人群。後來在公元前12世紀興起於渭水流域的周人﹐便是出於此人群。
先秦文獻提及﹐周人在進入周原之前曾輾轉遷徙於「戎狄」之間。周人克商之後﹐西周反而成了南方農業定居國家的保護者﹐並與北方﹑西方「戎狄」愈來愈遠。後來一波波農牧混合經濟人群（戎狄）南下﹐滅了西周﹐周王逃往東方。
西周之亡﹐激起南方農業定居國家（周所封之諸侯國）的危機意識﹐也因此形成他們的「華夏」認同意識。在此群體認同下﹐華夏國家齊﹑晉﹑燕等聯合驅逐戎狄﹐並建長城以隔斷﹑壟斷南方資源。被隔絕於北方的農牧人群﹐早在長期戰爭中習於僅靠牲畜到處遷徙生活﹐此時便以全面「游牧化」來適應此不利的環境。
於是在春秋戰國至漢初﹐華夏之域的北方周邊普遍游牧人群。他們的文化遺存﹐在考古學上所見便是﹕農業生產工具幾乎完全消失﹐牲畜以馬﹑牛﹑羊為主﹐豬完全消失﹐很少發現居住遺址﹐陶器種類﹑數量皆減少﹐人們的隨身飾品增加。
這些都顯示﹐利用「草食動物」並以「移動」方式獲得廣大﹑分散的生活資源﹐人們才得以在這不利農業的環境中生存﹔這樣的生活﹐不利於養豬﹑不利製陶與擁有大型陶器﹐無需建永久性房屋﹐人們的「財產」除了有腿能走的牲畜外﹐隨身飾物最為方便。
在南方華夏建立秦﹑漢帝國時﹐北方各游牧部族也因其游牧生態﹐而分別集結為三種游牧社群――東北方的「東胡」（鮮卑﹑烏桓）﹐正北的「匈奴」﹐西北方的「西羌」――與華夏帝國繼續沿長城爭奪資源。
當代蒙古族﹑藏族游牧經濟
（後半段時間﹐我以照片﹑影片介紹當今內蒙古克什克騰旗﹑新巴爾虎右旗的蒙古牧民﹐以及四川西部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紅原﹑若爾蓋的藏族牧民﹐以及羌族的高山放牧情形。）
總之﹐近三十年來世界許多傳統牧區經常是烽火連天或餓殍遍地﹐相對的﹐當前中國各牧區在畜產管理﹑草場分配﹑獸醫防疫﹑城鎮建設﹑冬場牧民村建設等方面﹐都有長足進步。
在新巴爾虎右旗﹐牧主開著吉普車﹐以手機和騎馬驅趕羊群的牧工互相聯繫﹐是一新的「游牧」景象。在克什克騰與川西紅原﹐老年人都感慨﹐現在年輕人只願騎摩托車而不願騎馬。
雖然如此﹐由於對「游牧」的歷史與人類學認知不周全﹐在中國﹐人們對「牧民」與「少數民族」仍有許多偏見與錯誤認知。如以經濟補助來換取政治穩定﹐以鼓勵牧民定居﹑圈養牲畜或轉業來解決草場退化﹑沙化等問題﹐這些都無法解決許多當前問題﹐更非長久之道。
因此如何一方面在中國現有體制下讓人們的農牧資源能互助共享﹐一方面如何讓各牧區人群維護其文化﹑宗教與社會傳統﹐在這其間仍有許多待解決﹑改進的地方。而深入的游牧社會人類學研究﹐配合去本位主義的歷史知識﹐可以讓我們對這些問題及其解決之道提出積極的看法與建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