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9日訊】我的年齡不屬於六四一代，我也沒有機會參加六四的活動，但這不等於說我完全置身於六四之外。相反，我的心一直和六四一起跳動。剛剛又看了新版本的六四記錄片，我的靈魂又一次受到強烈的震撼。我的心在顫抖，我的手在顫抖。它重新燃起了我胸中的忿怒和仇恨之火。
不道歉預示著悲劇還會重演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人們一面倒地把仇恨賦予了完全負面的塗抹，似乎仇恨就是匹夫之勇，就是大逆不道，就是十惡不赦。以至幾乎沒有人敢表露他們心中的仇恨。其實，沒有對邪惡的仇恨，何談對正義的追索；沒有對暴虐的仇恨，何談對受虐的同情。如果面對令人髮指的殺戮，你無動於衷，沒有憤怒，沒有仇恨，那麼我只有兩個字送給你：冷血！我們不嗜好仇恨。我們對仇恨也沒有癮。我們強烈地希望開釋鬱結在心中的仇恨，強烈地追求一個沒有仇恨的世界。我們極卑微的要求只是，劊子手們要給我們一個道歉，一個懺悔！
但是他們沒有道歉。他們只是把「暴亂」改成了「風波」，卻一遍又一遍地向全世界重復：「中國政府已經有了定論」。他們連解釋都懶得解釋。
他們更沒有懺悔。發生在汕尾的血案證明，他們是一夥嗜血成性的惡魔。他們沒有洗心革面，沒有金盆洗手，沒有放下屠刀，沒有立地成佛。有人懷著佛祖的慈悲心懷企盼「新班子」，指望他們能和「老頭子」們有所不同。汕尾的槍聲擊碎了他們的善念。如果對一群毫無政治訴求，只求有一碗飯吃的平民百姓都可以大開殺戒，他們對要民主，反專制，廢除一黨專政的政治抗爭會有任何的猶豫嗎？不，絕對不會！如有第二次六四，可以預言，「新班子」的表現絕不會比他們的前任遜色。不道歉預示著悲劇還會重演。
中共策略是拖一天算一天
現在「理性」成了時髦的流行語。每一個人都要打著「理性」的旗幟，對他人最致命的攻訐莫過於「不理性」。其實沒有激情的「理性」是蒼白的。沒有愛和恨的內涵，「理性」只是一個沒有禮物的禮品盒。「理性」還常常掩飾著冷漠，退縮，逃避，以至背叛。
共產黨心知肚明，成百上千地屠殺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和普通市民，是不可能成為歷史「鐵案」的，所謂「定論」遲早是要被推翻的。他們的策略是低調，低調，再低調；拖，拖，拖一天算一天。拖過了這一屆再拖下一屆。拖過幾代以後，人們談論六四就像談論「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那樣成為一個歷史話題，那就「任人評說」，愛怎麼評價就怎麼評價吧。至少也要把它拖成另一個二二八。四十年，五十年，最好是一百年後，由那時的政府發一個公告，修紀念碑，建博物館，出紀念冊。歷史學家們撰寫各種研究論文。天安門廣場改名為六四廣場。受難者的後代收到撫慰金。活的人滿意。死去的人，不論是殺人的人還是被殺的人，也都安心。
不！我們絕不許把六四拖成一個歷史問題。我們絕不許把六四變成二二八。鄧小平死了，不必鞭屍。但是李鵬、遲浩田，在他們見馬克思之前，一定要讓他們先去見一次法官！否則，我們就永遠愧對遊蕩在天安門廣場上空的冤魂和長眠於萬安公墓地下的英靈。
解決六四問題的前提是民主化
解決六四問題的前提是實現中國的民主化。向專制統治者要求重評六四永遠不可能實現。中國的現狀較之十七年前有了巨大的變化，實現中國的民主化正遇到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
憤怒和仇恨昇華為膽識，智慧和謀略。這就是我們的理智。
海外的一切反對力量要聯合起來。六四以後海外的民運和其它反對組織如雨後春筍，聲勢浩大，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局面。但是理念和訴求不盡一致，行動缺乏協調和統一指揮，影響力大打折扣。中共見縫下蛆，極盡分化瓦解、挑撥離間之能事。打開電腦，互相指責，甚至謾罵的事例屢見不鮮。這使人感到痛心。民聯、民陣、憲政、聯席、民主、正義、人權、社會民主、勞動、工黨、法輪功、藏族、蒙族、維吾爾族，還有其他所有反對專制，要求民主的組織和個人，都要挽起臂膀，共同抗暴。我知道聯合有諸多的實際問題，但在六四死難者面前，我不知道有什麼分歧比聯合起來推進中國的民主化更重要。孫中山只有一個同盟會，他成功了。我們有無數個反對組織，我們沒成功。組織的數量和它們的能量成反比。我們要響亮地喊出我們的口號：反專制就是朋友，要民主就是夥伴。我們不需要列寧式政黨，但是我們需要協同的綱領，協同的指揮，協同的行動。把工作重心放到國內歸根結底，實現中國的民主化要靠國內的力量對比發生根本改變。所以民主化的主戰場在國內。海外的工作很重要，特別在爭取民主國家政府、媒體和民主、人權團體和個人的同情、支持方面，以及凝聚海外華人反對力量方面，還有繁重的任務。反對組織的總部在一定時期內也應當留在海外。但工作的重點應當逐漸移向國內。能回國的應當以各種身份回國，不能回國的也應面向國內做工作。中共的腐敗和倒行逆施已是天人共憤，整個國家像一個巨大的火藥桶。它缺少的是一個引信。我們要沉下去，到失地農民中去，到下崗工人中去，到上訪民眾中去，到大學生中去，到失業畢業生中去，到家庭教會、法輪功信眾中去，到礦難災戶中去，到一切民眾中去，做一個踏踏實實的公民教員，廣泛普及民主意識，揭露中共的獨裁統治。國內的思想界異常活躍，我們應當幫助他們和海外的學者專家建立起聯繫。應當給予媒體工作者更大關注。我們還要接受六四的教訓，盡可能通過各種關係滲入到軍隊、武警、公安、司法、政府公務員中去，爭取他們在下一波民主化浪潮來臨的時候倒戈，或至少保持中立。有可能的應盡量做好上層的工作。我們在國內工作中要汲取以往的教訓，把公開活動和隱蔽活動結合起來，既不能縮手縮腳，又要保障安全。保衛台灣民主現今是信息化時代，海水築成的柏林牆無法阻擋台灣民主社會的信息在大陸傳播。民主選舉，言論自由，政黨輪替這些民主社會的生活狀態對大陸民眾產生巨大吸引力，使中共的「中國的國情不能實行民主」的謊言不攻自破。即使台灣的負面消息也可以成為大陸民眾的民主教材。台灣民間力量可以把趙建銘送進監獄，我們為什麼不能把鄧樸方送進監獄，康華的問題遠超過台開案；我們為什麼不能把江綿恒送進監獄，一個乳臭未乾的歸國留學生何德何能擔當科學院副院長大任，既在北京當了副院長為何又同時在上海擔任「聯合投資」董事長、法人代表，「悶聲發大財」。台灣民主無時無刻不在威脅著中共的專制統治。中共不怕台獨，只怕台灣民主。他們正千方百計試圖撲滅台灣的民主聖火。不論你是中國人也好，台灣人也好，還是自認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也好，大家都要攜起手來共同保衛台灣民主。只要台灣的民主之樹常青，中國的民主化就指日可待。
（在第六屆中國青年人權獎頒獎儀式和洛杉磯紀念六四十七周年演講會上的發言整理改寫）
轉自《動向》２００６年６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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