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4日訊】文化大革命和歐洲現代民族國家出現前幾十年的“國王——人民的聯盟”十分相似，而且也有其“三部曲”：（一）人民強烈不滿並反抗貴族的橫行霸道；（二）國王利用人民的不滿來打擊貴族，同盟形成；（三）貴族收斂了兇焰，人民運動逐漸具有獨立的傾向，國王開始擔憂人民的力量，於是聯合殘存的貴族鎮壓了人民運動。
運動過後，君權確立，貴族和民眾同樣元氣大傷，但卻為即將到來的第三等級的革命（“資產階級革命”）開闢了道路。在這種意義上，文革及其過後的改革，客觀上就是在準備一場中國式的“資產階級革命”。但改革的主導者鄧小平卻對中國建立民主自由的共和國充滿恐懼，因此用馬列主義的術語抨擊民主自由的中國為“資產階級共和國”。凡此種種，都可以追溯到其不幸的文革經歷。
——作者題記
今年是文革四十周年，談論“文革”的人多，觀點也不一致。但有一個共同點是普遍存在的：許多人不是在客觀討論問題，而是在憶苦思甜，在扮演滿身創傷的受害者角色，懷著形形色色的義憤，從事著事後聰明的假設。所以，也就很自然的，人們不約而同地把文革的結束，定於毛澤東的死亡及其工作班底的分裂——部分毛党如華國鋒、 葉劍英、汪東興禍起蕭牆，幹掉了其他毛黨：甚至毛的侄子毛遠新、毛的遺孀江青，也遭到其“接班人”華國鋒的暗算，這次政變被叫作“粉碎四人幫”。然而，這種以宮廷政變來劃分歷史階段的做法，其實是以偏概全。我們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並非延續到毛澤東死亡，它實際上結束於1969年的中共“九大”“團結起來”的口號中——文革派與走資派團結起來，共同鎮壓了毛澤東利用完了的革命群眾。
一、 文革的進程
1966年5月16日發表《五一六通知》開始，到8月老毛親自下手“煽風點火”，到年底，各級黨委垮臺，造反運動第一階段結束。
1967年，軍方介入群眾運動，以“支左”名義拉一派、打一派，造成廣泛的流血衝突。
1968年，老毛以“最高指示”來挽救黨的危亡，通過“轉移鬥爭大方向”，施行“釜底抽薪”，撲滅了即將發生的群眾自主革命。
1969年“九大”以後，黨內文革派與走資派在毛澤東的撮合下“團結起來”，下壓群眾自主革命，外罵“美帝蘇修”以轉移視線。
比較一下：1966年8月—1968年8月間的“清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向黨進攻）和1969年—1976年間的“實現革命的三結合”（清算群眾）這兩個時代，就知道前者激動人心，充滿懸念；不論你認為它好它壞，它都是積極動盪、緊張亢奮的；那時，社會激烈運動，消息靈通，實現了共產主義制度下從未有過的新聞自由。它的口號是：“對無產階級無密可保！”後者則是消沉窒息、迷惘頹唐的。社會表面一律、情緒低落，新聞被嚴格封鎖，共產黨官員一天到晚忙於“搞政治調查”、並不斷“追查政治謠言”。
簡單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後兩個階段的特徵，就是被毛澤東煽動、利用、直接支援的學生和群眾，通過“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方式，奪取了基層政權；而後又被毛澤東聯合黨政軍尤其是軍隊內的走資派一手鎮壓下去。用“清理階級隊伍”（1968年）的名義，甚至把革命群眾淹沒在血泊之中；用“一打三反”（1970年）、“清除五一六分子”（1971年）的名義，徹底報復了一切曾向各級黨委造反的革命群眾。而在此之前後，毛澤東及其文革派黨羽已經用“革命的大聯合”剷除了異己，並把廣大學生以“接受再教育”的名義流放到窮鄉僻壤，受到非人的折磨——由文革派和走資派聯合組成的黨中央和毛澤東稱此為“上山下鄉很有必要”。這樣的大流放之後，被人民革命（“造黨委的反”）沖毀了的黨的機器，再次以“革命委員會”的名義建立起來，並一個一個嚴厲清算參加造反的人民，毛澤東及其黨羽稱此為“人人過關”。
老毛的這種出爾反爾，與鄧小平在1979年利用“西單民主牆” 摸打民意牌和利用黨內民主派清除凡是派，而後翻臉不認帳，關閉民主牆、清除精神污染的做法，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如出一轍。有識之士說毛公公曰：“過河拆橋”，鄧公公亦如是也。“工宣隊”的赤膊、“軍宣隊”的膠鞋，佔領了學校，也就攪亂了學校，為毛澤東這位不安心圖書館工作的前圖書管理員，出了一口年輕時代殘留下來鳥氣——這就是文革的落幕。
毛澤東送給工宣隊的那顆芒果，就是所謂“人民文革”的死刑判決書。“九大”的開幕和林彪“無限忠於”、“要準備打仗”之類的聲嘶力竭，乃是為文革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想”所開的一場追悼會。“繼續革命”在老毛的主導下變成了“繼續鎮壓”——十七年的黑線開始復活。
二、革命階段與反動階段
革命是自下而上的造反，鎮壓是自上而下的整肅。革命與鎮壓的不同基調，構成了文革的兩階段：1966年－1967年的革命階段與1968年－1969年的反動階段。
在事情的另外一面，這兩個階段並不是自然發展的，而是被老毛控制的。當學生們在1966年受到毛澤東的愚弄，而不明真相地向他老人家賣弄風情時，他老人家一定在刻毒地嘲笑這些少不更事的笨蛋正在落入他布下的天羅地網。但學生們在1967年唱起“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的思春歌曲時，他們的衝動其實也並不是來自所謂“絕對服從毛的權威”，而是試圖塑造自己心目中的反對壓迫的人民英雄。
但是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和“上山下鄉運動”以後，一直到1976年毛澤東死亡之間所發生的主要社會政治事件，性質就完全變了。不但不屬於上述的“無產階級理想”，而且與之背道而馳。這七年之間的一本血淚帳，不是革命，而是清算革命——充滿了宮廷的陰謀如“批陳整風”、“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大小黨棍之間的傾軋，戲劇性地體現在毛的左右手之間——坐在毛左邊的林彪、四人幫和坐在毛右邊的周恩來、鄧小平。他們的鉤心鬥角絕不是無產階級的。這些蠅營狗苟，既無文化意義，又無革命價值，是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想”的絕妙諷刺和清晰說明。
這些蠅營狗苟的故事，只是在文革遭到毛的鎮壓、毛的許諾已經完全破產後，在百無聊賴又不甘寂寞的宮廷中，所上演的一幕幕“關河空鎖祖龍居”罷了。它可能擁有的積極意義，在於加深黨的分裂、社會的無政府狀態，開創了整個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第一次出現的“指揮失靈”的神經癱瘓症。它的後遺症也是“視而不見”的：激起了彌漫全中國、輻射全世界、從此將與共產主義運動伴隨終身的懷疑主義思潮。沒有這樣的“文化革命”，就不會有1980年代出現的“思想解放”。
按照上述觀念，“文化大革命”只有短短兩年時間：1966年8月——1968年8月，再加上一年掃尾時間。1969年9月以後，“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紅衛兵小將”本身都被驅逐乾淨，這時，還說這場革命“在繼續深入”，那麼就是毛澤東式的聲東擊西，指鹿為馬了。嚴格意義的文化大革命，不同於今日濫用的“文革”一詞：它起源於“造黨委的反”，結束於“忠字舞”的奴性表演。
這兩個時代流行著完全不同的精神：革命與反革命。應該這樣說：“文化大革命的革命階段”開始於1966年，結束於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反動階段”開始於1969年，結束於1976年。
綜合起來可以說，主導文革的毛本人，一人就變臉扮演了三個角色：1、雅各賓黨人（1966－1967年）；2、熱月黨人（1968－1969年）；3、拿破崙（1969－1971年）。
例如，文革中北京五大造反派頭目（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北京師範大學政治教育系學生譚厚蘭、北京地質學院學生王大賓、北京航空學院學生韓愛晶以及清華大學學生蒯大富），1971年後都被毛派當局隔離審查，而在1979年以後，又被鄧派再度逮捕懲罰。
可惜老毛這個“背叛了文革理想”的“中國的熱月党分子”、“中國的拿破崙”並不敢打出國境，只敢在邊界上和蘇修搞搞磨擦，小打小鬧。兩年後（1971年）因為聽說蘇聯可能要收拾往日的僕從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毛因此恐慌，不得不向美帝跪地求饒。而對此天翻地覆的變化存有疑慮的副統帥林彪，也就像抹布一樣遭到了無情地拋棄。1972年乒乓外交之後，毛更是放棄了所有的“無產階級理想”，向西方全面投降，比早年的“抗日英雄”袁世凱晚年向日本屈膝投降，有過之而無不及。可惜這個“中國的拿破崙”並不敢打出國境，只敢在邊界上和蘇修搞搞磨擦，小打小鬧。兩年後（1971年）因為聽說蘇聯可能要收拾往日的僕從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毛因此恐慌，不得不向美帝跪地求饒。而對此天翻地覆的變化存有疑慮的副統帥林彪，也就像抹布一樣遭到了無情地拋棄。1972年乒乓外交之後，毛更是放棄了所有的“無產階級理想”，向西方全面投降，比早年的“抗日英雄”袁世凱晚年向日本屈膝投降，有過之而無不及。
回頭一看，林彪－四人幫的垮臺，何嘗不在1968年他們夥同周恩來代表的党機器一起鎮壓革命群眾（“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運動”）的時候，就註定了。不需“徹底擦亮眼晴”，就能看破老毛“變臉遊戲”的此中分際。
三、文革的動力
不理解中國事務的人們，往往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一場人為的災難”，同時，把它的動力看作毛澤東和他的小集團。我們說，這種看法是膚淺的。毛澤東和他的小集團，不過是在特定的時刻點燃了導火索而已；至於那個遲早要爆炸的炸藥包（它的標籤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它的內容是空前激烈的階級壓迫）；卻是那些“文革的主要受害者們”與毛及其小集團一起製作的；至於炸藥——被壓榨得一窮二白的人民長期醞釀的憤怒，則是中國一百多年來屈辱的國恥和嚴酷的革命歷史，逐漸積累的。
正如許多其他的歷史事件一樣，文化大革命的歷程和結果，大大出於它的“發動者”（即“玩火者”）的圖謀和預料之外。因為革命的真正動力——人民的普遍情緒——在革命爆發之前是很難測定其強度的；在革命爆發之後則難於操縱其方向。
人民的不滿針對共產黨的“十七年黑線專政”而發。這種情緒由來已久，只是在等待一個爆發的時機罷了。毛澤東及其“中央文革”只是利用了這種情緒，把它引向自己的政治欲望所需要的方向；但並不是無中生有地製造了這種情緒。否則，毛澤東後來還可以繼續挑動群眾互毆，也不至於無法繼續其政治遊戲。然而即使毛澤東自己也清楚，對1949年－1966年的十七年黑線專政，毛本人也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所以，他和革命群眾之間的蜜月，其實是難以持久的野合。
1968年以後，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終於遭到鎮壓，使群眾不滿的問題沒有得到合理解決，社會制度的改良也無從說起；同時，由於文革造反“衝擊”的人過多，進一步積累了新的怨恨、製造了新的問題。
另方面，文化大革命不僅讓人民付出沉重的代價，而且它的許諾卻始終無法兌現，“破而不立”的結局，使中國社會陷入持續性的、“制度化了的混亂”。
這兩面壓力，使中國的社會問題進一步複雜化了。同時它也使得原先分散的對立情緒，逐漸集約化到毛自己身上，並在民間逐漸凝聚為一個完整的認識：“老毛不死，國難不止”。幾年以後，這個認識終於在1976年的天安門廣場化為憤怒的吼聲：“秦皇的時代一去不返了！”不難理解，1976年10月上節慶祝“粉碎四人幫”的人們，其實是在慶祝毛的死亡。這都是因為，毛澤東作為共產黨的獨裁者，1968年以後就撕下了“人民保護神”的假面具；所以，對他的“個人崇拜”逐漸消退，在1971年以後也就煙消雲散了。
如果我們深入一層，增加一點尋根究底的意志和弄清真相的欲望，就不難發現：除了人民群眾對黨的統治的厭惡，外部世界對中國的壓力，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動力。
文化大革命也如中國現代史上一連串的革命一樣，是中國社會竭盡全力適應外部世界壓力的表現。文革的行為模式因此很像二十世紀歐洲最流行最時髦的行為模式：不是十九世紀的民主主義，而是布林什維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這表明中國社會的滯後性，六十年代重複蘇聯三十年代的大肅反。
總結一下文革的動力分析：（一）兩股合力的社會分析：A：僭主耍陰謀；B：人民要伸冤。
（二）兩股合力的心理分析：A：“社會的精神病”；懷疑狂以“革命”為護身符，結果導致互相迫害；B：壓抑下的人性：從被迫造反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文革的動力形態決定了其有鬥批改有“鬥”、“批”而無“改”的歷史命運；其結果造成了“文革拖延不決的‘改’最後演變成了鄧小平的改革”這一歷史的滑稽戲。而作為其中間環節的、初步結束文革的“清理階級隊伍”（1968年），不過是使社會初步回到文革前的整肅階級敵人的模式中去了。
四、文革的象徵
什麼是“文化大革命的無產階級理想”？
（一）打倒特權階級、消除官僚壓迫；（二）在經濟領域的無產階級革命完成之後，消滅了人剝削人的資本主義現象，進行上層建築的無產階級革命，消滅人壓迫人的政治制度。
（三）創立一個“讓群眾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新型社會。
這樣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想是否非可以操作？這是另一回事。但它通過授權人民造反的煽動，提供給文革以巨大的動力。要知道，當八百萬學生1966年秋天分批雲集天安門廣場接受毛澤東“檢閱”時，他們不是來向各級黨委的領袖致敬的，而是來感謝毛澤東把他們從共產黨工作組的迫害下解放了出來。要不是毛澤東《我的一張大字報》，這些學生將重蹈1957年右派分子終身流放、牢底坐穿的厄運！難怪當時的黨委幹部攻擊學生造反是“形左實右”，“類似右派向黨進攻”。至於在1966年8月—12月“向黨進攻”（它的高潮是“打倒劉少奇”）之前流行的“破四舊”、痛打死老虎即迫害已被打倒的“地富反壞右”勢力的活動，是由黨委高幹子女們帶頭幹下的“自上而下”的鎮壓行為，這和後來火燒黨委、炮轟書記的“自下而上”的造反行為，具有“向黨進攻”的性質，方向完全不同。所以造反派據此指責保皇派“犯了方向性路線性錯誤”。
在這樣的理想下，文化大革命的象徵物是什麼？
——不是紅衛兵。因為他們主要是“毛主席”的沒有獨立意識的應聲蟲，“其興也倏，其亡也忽”——正是其命運的寫照，他們的興亡是操在他人手中的水月鏡花。當他們的獨立意識剛剛開始萌芽之際，他們的脖子就被毛澤東無情地扭斷；因為自由與獨立註定不屬於紅衛兵們的範疇，他們註定只是黑夜墓地裏的鬼火。
——不是造反派。作為群眾的無意識衝動的傑出代表，造反派當然推動了歷史的前進；但是他們並無真正的組織、綱領、行動方向，更無哲學、藝術、精神方向。除非，在下一個決戰的回合中，構成造反派基礎的那種“被壓迫力量”——受命於一種新的哲學、鼓舞於一種新的藝術、規範於一個新的組織，並為一個新綱領而戰。只有那樣，“造反派”才能肩負新的命運，成為歷史的象徵。
——不是毛澤東。因為不是別人，正是他本人，把“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撲滅在人民的血泊之中。如此看來，他的“親手發動”實在是一個“始料不及的失算”，是出於“僭主與人民”之間常見的那種“歷史的誤會”；甚至，是命運對這位不可一世的“老造反派”開下的一個毀滅性玩笑：“自爾得之，自爾失之，又何怨乎！”所以，1969—1976年間他力圖重挽頹勢的一切努力，均以失敗而告終。野心和怯懦的反向，撕裂了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
——不是各種各樣的“受害者”。因為他們是屬於過去年代的；只有在“被政治風暴清除掉的垃圾和渣滓”的意義上，這些過去時才可能在一起湊成一個可憐的整體。他們的受害並不是出於殉難，不論是主動的獻身還是被迫的犧牲都算不上，而是由於即使低頭認罪了也要被窮追猛打直到死亡的毛式“群眾專政”的壓力。這種廢墟式的苦難因此無法開出原野裏的生命之花；而能否開出生命之花，正是“殉難”與“受害”的區別所在。
——不是“廣大人民群眾”。因為這樣的東西並不存在，隨風搖擺的“群眾”在毛的股掌中，已經墮落為一個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應召女郎，一個政治上的小太監。
既然如此，那麼，“文化大革命的象徵”又是什麼呢？我們說，是一種近乎無恥的實用主義，近乎麻木的頑強，姑名之曰“仙人掌精神”。仙人掌生長的地方，是哪里？是荒漠。是廢墟。是那一切東西，都必須低於毛澤東的地方。
文化大革命像一座粉碎機，把中國大陸上的一切存在，無論其為“物質”或“精神”，都包舉以內而粉碎之——迫使他們“低於毛”，毛成了最高的，那還有什麼不是廢墟呢。那時的中國，真是沒有立錐之地可供任何一人“遺世獨立”，即使亡靈也無從逃此劫難的。
“粉碎一切”所造就的，除了廢墟和荒漠外，還能是什麼呢？所幸的是，生命並沒有停止：看啊！在廢墟和荒漠中，生命除了表現為一股雖生猶似、雖死猶生的“仙人掌精神”外，還能表現為其他什麼呢？
無與倫比的仙人掌精神！這是一種專為沙漠生活的嚴酷考驗而誕生的新精神！它無知者無畏。它堅韌不拔、百折不撓。它熱愛沙漠風暴，甚于喜愛田園風光。它之愛鬥爭、愛苦難，甚於愛和睦、愛幸福！一片廣袤無垠的沙漠——天空是沙漠般的鉛色，地土是沙漠般的死寂。這就是我們的祖國，立體的沙漠！窒息時間的四維沙漠！唯一與它為伍的，就是我們的仙人掌精神！我們唯一剝奪不掉的財富——自然的本能與生生不息的肉體！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活生生的象徵。頭上長角、渾身帶刺的仙人掌——正是“文革”留下最重要的歷史遺產；未來的中國統治者，不論其背景如何，都將為此頭痛之至。因為連他自己都是這一野蠻無恥無知無畏的仙人掌精神的產物。
五、毛澤東的“政治三P”
文化大革命多少和歐洲現代民族國家出現前夕的“國王——人民的聯盟”相似，有其“三部曲”：（一）人民強烈不滿並經常反抗貴族的橫行霸道；（二）國王利用人民的不滿來打擊貴族，同盟形成；（三）貴族收斂了兇焰，人民運動逐漸具有獨立的傾向，國王開始擔憂人民的力量，於是聯合殘存的貴族鎮壓了人民運動。
如果沒有人民的不滿與反抗作前提，國王又怎麼能利用人民呢？所以，後文革時代（鄧小平改革期間）的御用文人，一味強調“毛澤東一手發動了文革”，這種說法其實是害怕承認自己“十七年壓迫人民的罪孽”。 漢人社會的可悲在於：會兩千年沒有貴族傳統了。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性質就變成了：僭主（毛澤東）與人民的暫時聯盟，以反對共同的敵人——“叫花子出身的暴發戶”。按當時術語，這些叫花子出身的暴發戶叫做 “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甚至“黨內資產階級”。由於1911—1965年之間中國已經經歷了綿延不斷的革命，所以中國並沒有歐洲式的“國王”、“貴族”、“第三等級”，而只有“僭主”、“走資派”、“群眾”在有其實而無其名的鬧劇中盡情表演。
這就是我們發現的“毛澤東的”政治三P“（3 Persons）：1、毛本人；2、黨的組織；3、革命群眾。
這種“一龍二鳳”的遊戲並不是後現代的發明，而是五四青年們十分熱衷的活動。老毛對此當然也不會有絲毫的陌生。所以他一會兒拉群眾打黨組織，一會兒拉黨組織打群眾，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性之所致則乾脆“截斷巫山雲雨”。
（一）如果人民（革命群眾）沒有受到黨組織的壓迫，造反派的口號“十七年的苦弟兄，聯合起來”就無法發揮動員作用（人民如果不怨恨貴族，國王的陰謀煽動就沒有著力點）。例如1971年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的種種煽動就再也發揮不了任何作用，1976年老毛煽動否定周恩來，結果激起了第一次天安門事件。
（二）人民（廣大群眾）如果不怨恨貴族（毛的幹部），國王（毛本人）再想利用他們來攻擊政敵也沒有機會。這個政治三P也就無法進行下去。例如，1969年以後，毛和走資派重新修好，聯合起來把學生流放農村，說明“毛的政治三角遊戲”已經暫時宣告結束。造反派被逐出三角遊戲，三P變成了怨偶之間的無性婚姻。
（三）顯然，只是因為毛和走資派（分別扮演國王與貴族）之間的共同利益更多，革命群眾不過是毛澤東臨時玩弄的野花——雖然家花不如野花香，但開起夫妻店的時候，家花卻要比野花可靠。因此，鎮壓革命群眾便成為毛的必然選擇。
毛澤東的政治三P雖然相當無聊，但卻有一項意外收穫：使得文化大革命具有歷史意義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的運動幌子，不是毛澤東為人民的苦難所流下的鱷魚的眼淚；而是它使民眾在歷史上第一次動搖了共產主義官僚體系的鐵腕統治。要知道，這在蘇聯老大哥及其他共產 僕從國家那裏也是沒有先例的。文革的價值因此不在於文革的自我意識，不在於文革的那些自命不凡的權術、口號；而在於文革使得中國最終脫離了蘇聯的政治控制。儘管在思想體系和政治制度上，中國的獨立迄今還只在“行”的層次、沒有在“言”的層次完成。
政治制度雖與文化、風氣，心理等意識形態頗有關係，但畢竟是直接由文革這樣的社會動靜中擇要總結而成的。儘管，中國從蘇聯模式下獨立出來的傾向在文化大革命結束時，還是羞羞答答、半遮半掩的，不敢公開揚棄外來的“主義”，但“逆轉”已經開始，渦流無法終止。中國終將通過一場資產階級革命即第三等級的革命，來建立一個現代憲政國家。而後人會認識到，中國脫離馬列主義獲得思想和政治獨立的時代，是從文革的劫難開始的——這就是所謂“物極必反”的道理？
（2006年5月16日 紐約城）
〔本文取自謝選駿正在撰寫的新著《兩個中國——第二南北朝的發現》的第十四章，特此說明。〕
北京之春2006年6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