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7日訊】有些細小的“報屁股”新聞，反映的卻是天大的社會問題。報載：在中國大陸大張旗鼓宣傳“社會主義榮辱觀”的運動中，江蘇省重點推展民眾遵守交通規則的教育，主辦單位準備給不闖紅燈者送禮，派專人在南京街口守候和拍攝了三天，共拍攝了五千多人次。結果三天內所有人全都闖了紅燈，禮物一件都送不出去。
又見報載：今年各地的五一黃金周，同時成為“黃金破壞周”、“黃金垃圾周”。
其實年年如此，“黃金周”後，各地的旅遊景點垃圾成堆，許多著名景點和遊樂場所都受到人為的損傷破壞，首當其衝者為各地的公用電話亭，有機玻璃牆面和電話機被毀的比例甚高；又比如上海的杜莎夫人蠟像館，其中的劉德華蠟像剛展出三天，就被遊客的手捏得變了型，等等。
這讓筆者想起，近年來常常聽到一些剛剛從中國旅遊、訪問回來的西方友人的歎息：中國的山水漂亮，但被行為不漂亮的人群破壞了；中國人現在有錢了，但是變得沒有禮貌了；學中文的都知道中國是個“禮義之邦”，怎麼現在“禮儀之邦”變得到處看不見“禮義”了？！
社會公德水準的高下，其實是衡量一個民族的民族素質優劣的基本標誌。應該說，近期中共官方大力推展“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教育，其實是意識到大陸社會道德問題的嚴重性的。但是，以為用搞運動的辦法，宣傳、表態、人人過關，就可以提高社會道德水準，這其實是中共領導人政治思維裏沒有擺脫“前朝曲”的一種表徵。
試想想，文革十年不是宣稱是“觸及靈魂深處的大革命”麼？其運動、宣傳、改造無日無知，但恰恰是“文化大革命”成了“大革文化命”，把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傳統道德包括民族的基本素質，摧毀到了幾乎萬劫不復的境地。今天大陸社會各地普遍出現的“爭騙搶”、“假大空”，完全是“無法無天”、“打砸搶”的文革遺風的產物。毛澤東當年對“白卷英雄”的讚賞，鼓吹“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反智主義，就是造成今天中國社會人文風氣薄弱、社會行為粗鄙的基本原因。多年來中共領導人對毛澤東錯誤和文革歷史的研究諱莫如深，對文革的反省完全交白卷，使得社會公眾長期處在道德真空、價值真空的狀態，對道德良知標準失去了基本準繩，這，實際上是今天社會公德水準普遍低下的一個前提性的原因。“三天內五千人全部沖紅燈”，“黃金周變成破壞周”的社會細節，就是這樣，和面對歷史真實、反省文革教訓的大話題發生了根本性的聯繫。
意圖用搞運動的辦法來提高社會公德水準，已經被歷史證明是無效的。以筆者在西方發達國家生活多年的經驗和觀察，社會公德水準的整體性提高，第一方面，要靠“抓兩頭”──從兒童抓起的道德素質教育，和對高層官員嚴格提出的道德教養要求。從兒童抓起的道德素質教育好理解，這裏需要強調的是──上樑不正下樑歪，中共領導層的官員的整體道德教養水準，其實影響了一個國家的整體形象。在西方生活的中國人、當地人，只要到中國駐各國的使領館去，見識一下那些中共駐外幹部的粗魯無文的官僚嘴臉，或者見識一下中共外交人員的各種武斷無理、頤指氣使的行狀，就知道這個“上樑不正”對國家形象的惡劣影響了。就拿最近的胡錦濤訪美來說，據瞭解，胡錦濤之行的先行部隊和隨行人員，在西雅圖、在華盛頓，包括最後在耶魯大學，都留下了各種嘰裏呱啦大聲喧嘩、粗魯霸道不尊重當地禮儀的惡劣口碑。
中共高層的外交官員如此──更不必說彌漫官場、無所不在的貪污腐敗了，有惡官惡樣在先，你又怎能指望普通平頭百姓們能呈現良好的社會公德風貌呢？第二個方面，則就要靠制度和法律整治人，約束人性的劣根性了。
比如，關於中國大陸惡名昭著的沖紅燈、罔顧交通規則的問題，據筆者的實地瞭解，沿海各大城市的交通規則不但一片紊亂，而且在很重要的交通規則上，簡直是無規則可言──這裏舉一個筆者觀察到的驚人例子：從北京、上海到廣州，各大城市的沒有紅綠燈的十字路口上，居然一概全都不設“停等讓”標誌（即“Stop sign”）。在美國開車的人都知道，“停等讓標誌”──“Stop sign”，簡直是所有交通規則中保證行車安全的最重要的標誌了。此地考駕照的路試，一個“Stop sign”沒停穩，就是考試“肥佬”報廢！可是，筆者問遍了中國幾個大城市的有關人員主管，為什麼中國大陸的城市街道不設“停等讓”標誌，答案是：設了也沒用，因為沒有司機會給你“停等讓”！
沒有合理制度約束的人性，就如同沒有交通規則的行車一樣，隨時都有車毀人亡的危險，這樣，整體的社會公德水準，又怎麼能夠得到真正的提高呢？！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