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2日訊】2006年初《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遭停刊，新聞傳出後在台灣引發了一陣反應。相較於過去台灣傳媒對於類似事件的迴響，這次的輿情約略創了一點小的記錄。
這就是說，假使從龍應台在《中國時報》等海內外華文報紙同步發表的批評文章（<請用文明來說服我>）起算（1月26日），至3月15日為止，台灣的四家主要報紙對這則消息的報導及相關評論，數量不少、呈現的意見光譜也相當多樣。
《自由時報》有6 篇，是外電編譯及外稿評論，沒有任何一篇是記者撰寫。《蘋果日報》是10篇，除了一篇內稿，其餘的作者身分與文稿性質與自由相同。以上兩家報紙對於冰點事件的再現，倒也符合它們過去的表現。相比之下，比較不尋常的是《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前者以最顯著的篇幅處理，甚至派遣資深記者前往北京，在查禁與壓制的負面事件中，帶入了正面訊息。中時對於冰點的當事記者、外界的奧援、傳媒自由度的有限增強、新技術強化傳媒人衝破言論封鎖的空間，大致抱持審慎的樂觀基調。中時總共刊出了27篇文稿，並且全部在第四版或兩岸（第十三）版，其中八、九成是中時記者的撰述。
聯合在新聞版面也投入了7 篇，其中6篇是記者評論或報導，1篇是外稿。但最特殊的地方是，《聯合副刊》另刊登了7篇評述文章（其中3篇文長，各刊兩日），起於陳映真發表在2月19與20日的長文，與「龍應台女士<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的商榷」。最近一篇則是發表於3 月15日的文章，該文的討論架構不是言論與新聞自由、不是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不是中國內部的三農或貧富差距與環境生態等等問題、也不是反美與否，該文是作者路況馳騁其「無窮想像」的場域。路況以自己所熟悉的學術資源，有下列說法，『真的可以突破美國文化霸權的思想禁制與陳腔濫調，進行「非美式」觀點的自由獨立考… 大概只有法國的前衛思想家…』。接下來，路況表示，「但那畢竟…是書空咄咄的書齋玄想」，最後是路況心境的宣洩：『放眼今日世界形勢，似乎還是中國最具有走出一條「非美式」路線之潛能…開創新局。』
這是旁觀者清嗎？路況、或者更準確地說，憂心美國的主流經濟生產模式及其相應生活方式終將不利於人類、終將不利於所有生命現象之存在的人，是在以一種局外人的說法、用語或期許，對於局內人、也就是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人，提出了一種局內人難以承受之重，因此徒然暴露了局外人的非份之想與不識實務嗎？還是，局內人、局外人的分別，普世性與特殊性的差異，其實在時間這個最偉大的夷平者與創造者眼中，都只不過是一體的兩面，都透露了「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個命題的曖昧魅力與明確困境？
在關注並閱讀了這段期間這些報紙的報導與評論後，台灣的讀者假使能夠進而閱讀何清漣女士這本書，必定會有莫大的領悟。作者曾經是局內人，但目前不得不是局外人，她以相類於其知名著作<<現代化的陷阱>>的筆調與豐富素材，通過了親身的經驗篩選，以更系統化及更具有歷史縱深的視野，導引我們認識中國的傳媒。
究竟什麼是中國傳媒？假使僅從表面觀之，存在著很多的局外人難以理解的地方。
比如，中國大陸從黨、立法、司法與行政等部門，相繼以各自的宣稱或行動，乃至於立法，表明中國官方也在使用西方傳媒的語言，或說中國官方也很重視傳媒應有的重要職能：輿論監督。又如，起自2001年的無錫市，至2005年的深圳市，中國已經有20餘個地方政府執行了預防職務犯罪的法規或行政命令，其中均明列輿論監督的地位。2004年2月，作為「反腐敗」的一個環節，《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出台了，它將「輿論監督」列入十種監督制度之一。2005年5月10日，廣電總局依據中共中央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輿論監督工作的意見》和中宣部《加強和改進輿論監督工作的實施辦法》，對各下級單位發佈了《關於切實加強和改進廣播電視輿論監督工作的要求》。
但是，不爭的事實是，雖然有關藥品、食品、生態環境…等民生議題，以及對其他公共領域的人與事之監督，並不欠缺，惟如孫旭培教授所說，涉及「高層次」（對國家機關及其公務人員）的輿論監督依然薄弱。再者，作為最權威的輿論監督節目，也就是中央電視台的《焦點訪談》；以及作為最知名的跨地區輿論監督平面傳媒《南方周末》本世紀以來的批評力道，是在減弱而不是因為有了這些法規而增強。中國的輿論監督至今多屬打蒼蠅、不打老虎、打死老虎…，以致於許多人說，只要政治體制沒有調整，輿論監督之說也就只是在說說之後，折損了這個概念應有的鼓舞與激勵作用。最壞的情況下，甚至使得有心之人，望輿論監督這個術語而卻步，不願提及，而不是選擇運用官方也得認可的概念，推進傳媒的進步空間。
大格局既然是如此的詭異，那麼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的「荒謬」事情，或是你鼓勵、我壓制的例子，也就見怪不怪。比如，2003年8月28日，「小小」的地方單位江西定南縣政府，因為《人民日報》報導了它違法拆遷私人房屋的行為，竟然敢於「太歲頭上」動土，將當日的中央一級刊物扣押，不准其在縣內發行，事隔兩天雖放行報紙，卻硬是將該則報導撕下。2005年7月下旬，浙江與江蘇這兩個經濟同樣發達的省份，幾乎同時對於輿論監督的要求，有所回應，只是方向剛好相反。江蘇要求媒體必須事先將稿件交給被批評對象審閱，如果被批評對象未簽署意見而傳媒逕自發稿，記者、編輯、值班主任，將受處罰。但浙江明確規定，任何單位及個人若以任何形式干擾輿論監督，就必須接受批評教育，也可能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到了9月中旬，另有新聞傳出，指廣東、河北等十七個省市聯名，要求中央發文，禁止傳媒異地監督，但新華網同時發表文章，應該是意圖為中央輿論監督，加油打氣。
若說中國的現況與趨勢，游動於陽奉陰違的、限縮的、膚淺的，以及合理的、擴張的、深入的輿論監督之間；那麼，中國傳媒的現狀與未來究竟如何定性，是個更大的問題。1949年之後，依其財政來源，我們或許可以說，中國傳媒經歷了三次大轉型。第一次止於1957年。其後至1979年1月28日上海《解放日報》刊登廣告之前，是第二次。目前這種將近定型但還沒有完全定型者，不妨稱之為第三個大的轉型。中國政府在這段期間投入於傳媒日常營運所需的資金，比例日漸減少（這裡說的是日常營運，而不是整體資金構成，是因為中國廣電總局從1983至2003年間，投入於廣電基礎設施…等等項目的資金，估計約是電視所有廣告收入的2至4倍），這就使得傳媒的性格不得不產生變化。雖然行政力量還是發揮關鍵作用，但利潤競爭及其佔有的強化，特別是中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第143個會員（2001年12月11日）以降，這種思維與實作對於傳媒的滲透日深，也是實情。這些力量最後會將中國傳媒推向何方？環境如此險峻，浸淫其中的傳媒人員，是將臣服於逐利的邏輯、受制於行政權力當中的不當箝制、是共謀於這兩股力量，還是，官方仍有機會與能力，提出符合傳媒工作者需要的傳播政策，運用但也駕馭傳媒市場、使利潤競爭服膺於非利潤的競爭而出現一種「協調式競爭」的傳媒架構？
對於這組問題，本書提供了一些線索，但無法回答。曾經擔任1998至2001年的《南方周刊》常務主編、現任香港大學中國傳媒計畫主任與上海大學研究員，於2005年12月受邀至台北市擔任駐市作家的錢鋼，在來台之前曾於9月底在美國發表講演。他的講詞不啻是從另一個角度與這組問題，有所婉轉的對話。錢鋼提及，有人說當前的中國傳媒是「虛假偽造、枯燥無聊、備受檢查」（phony,boring and censored），他認為，「枯燥無聊」是言過其實，而「暴力、戲劇化、性訴求」也許抓住了部份圖像，但他自己寧可選取的三個字眼是「控制、變化與混亂」（control,change and chaos）。
這樣的「變化」會往哪個方向移動？「錢權的結合」、「能賣就是好新聞」，或「不受政府控制也不屈膝於商業」？關注中國及其傳媒前景的人，仍然必須以各自認知的價值，通過穩健的態度，既有論述又有行動，為營造符合各自理念的情境，努力準備，使其提升而不是沉淪。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主任 馮建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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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鎖中國 — 中國大陸控制媒体大揭秘》一書，是何清漣在為中國人權撰寫的研究報告《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体》的基礎上增修而成，全書25万字左右。由台灣黎明文化公司于2006年5月下旬出版，首印2000冊已于7月初售完，第二次印刷的1000冊亦已投放市場。
作者秉承其一貫的研究風格，以非常詳實的資料，系統分析了中國政府如何從制度与法律上對媒体進行嚴密的控制，“國家安全”這一名義是如何被中國當局用來懲罰那些不听命的記者以及對中國現狀持批評態度的人士。該書還以大量篇幅介紹了中國政府在控制新興傳播媒介网路上的各种“努力”。作者以其在海外的觀察便利，分析了外國傳媒為了進入中國傳媒市場而放棄新聞自由的理念，自覺与中國政府合作的各种姿態。有關中國政府迫害本國記者以及對海外華文媒体的滲透，書中亦有大量分析。
有關中國傳媒市場化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但研究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体，這本書堪稱第一。作者本人有長期在中國媒体工作的經驗，這本書打破了世人對中國傳媒市場化必然促進媒体自由化的迷思，有助于人們了解中國政府控制媒体的嚴苛狀態。可以說，本書為了解中國政治民主化為何困難重重提供了一把重要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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