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3日報導】（中央社記者林琳紐約二十二日專電）紐約時報稱高齡八十六歲的許良英是「有目標的叛逆者」，因為這位精研愛因斯坦論述的科學史家，經歷了中共政權的整肅、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和六四天安門的鎮壓，始終堅持人的價值和民主的理念。
紐約時報記者奧弗拜（Dennis Overbye）指出，七十年來，許良英一直是愛因斯坦論述在中國的代言人。從政治的開放到對科學的好奇心，透過許良英的譯作，愛因斯坦的學說對中國大陸科學研究有很大的啟發。
對於目前中國當局鼓勵科學研究，許良英認為言論自由是科學進步的前提。他強調，學術自由是人類進步的必要條件。
報導指出，西方學界稱許良英是中國大陸科學界及異議人士的典範。一九二零年出生浙江臨海的許良英在中學時代讀了愛因斯坦文集「我的世界觀」。愛因斯坦提出：「國家是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國家的最高使命是保護個人，並使他們有可能發展成為有創造才能的人」。他深為感動，也期許要成為這樣的人。
許良英在一九四九年進入北京的中國科學院。由工作中發現，他不可能同時信奉愛因斯坦和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中國大陸的「百花齊放」運動演變成整肅右派，而許良英也被打成「極右派」。在右派標籤被取下之後，一九六二年科學院要他翻譯愛因斯坦的論文及講稿。他用了兩年的時間完成一百九十七篇文章的翻譯，並撰寫個人對愛因斯坦哲學的論述。
文革風暴中，許良英的譯作及手稿落入上海的極端份子手中。他上書周恩來，終於把譯作找回，論述的手稿卻遺失了。一九七五年文革近尾聲，之後四人幫被捕，許良英的愛因斯坦文集終於印行。
鄧小平推動改革的年代，許良英仍不時提出學術自由的重要。一九八九年，天文物理學者方勵之發表公開信，要求北京當局釋放政治犯。許良英認為，中國需要的是全面的政治改革，所以他也另外發表了公開信。他說：中國需要的是政治民主、保障人民的權利，應該有思想、言論及出版的自由。
天安門血腥鎮壓之後，許多人勸許良英走避國外，他表示身體狀況不佳，不願出走。中共當局倒沒有逮捕他入獄。
一九九四年，他和六位包括因天安門事件被捕者的家人一同再向北京當局進言，強調如果不提人權問題，中國想實現現代化，根本是緣木求魚。
一九九五年紐約科學院推崇許良英一生致力於追求自由的無畏精神，頒給他 Heinz R. Pagels 獎，也頻頻向北京當局表示關心他的安危。
香港的明鏡出版社於二零零一年出版「許良英文集」。自中國科學院退休之後，他也積極在撰寫一本歷史及民主理論的書。他表示，科學和民主是分別的理論，不過，二者相互為用，而民主更是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