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3日报导】（中央社记者林琳纽约二十二日专电）纽约时报称高龄八十六岁的许良英是“有目标的叛逆者”，因为这位精研爱因斯坦论述的科学史家，经历了中共政权的整肃、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和六四天安门的镇压，始终坚持人的价值和民主的理念。
纽约时报记者奥弗拜（Dennis Overbye）指出，七十年来，许良英一直是爱因斯坦论述在中国的代言人。从政治的开放到对科学的好奇心，透过许良英的译作，爱因斯坦的学说对中国大陆科学研究有很大的启发。
对于目前中国当局鼓励科学研究，许良英认为言论自由是科学进步的前提。他强调，学术自由是人类进步的必要条件。
报导指出，西方学界称许良英是中国大陆科学界及异议人士的典范。一九二零年出生浙江临海的许良英在中学时代读了爱因斯坦文集“我的世界观”。爱因斯坦提出：“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国家的最高使命是保护个人，并使他们有可能发展成为有创造才能的人”。他深为感动，也期许要成为这样的人。
许良英在一九四九年进入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由工作中发现，他不可能同时信奉爱因斯坦和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中国大陆的“百花齐放”运动演变成整肃右派，而许良英也被打成“极右派”。在右派标签被取下之后，一九六二年科学院要他翻译爱因斯坦的论文及讲稿。他用了两年的时间完成一百九十七篇文章的翻译，并撰写个人对爱因斯坦哲学的论述。
文革风暴中，许良英的译作及手稿落入上海的极端份子手中。他上书周恩来，终于把译作找回，论述的手稿却遗失了。一九七五年文革近尾声，之后四人帮被捕，许良英的爱因斯坦文集终于印行。
邓小平推动改革的年代，许良英仍不时提出学术自由的重要。一九八九年，天文物理学者方励之发表公开信，要求北京当局释放政治犯。许良英认为，中国需要的是全面的政治改革，所以他也另外发表了公开信。他说：中国需要的是政治民主、保障人民的权利，应该有思想、言论及出版的自由。
天安门血腥镇压之后，许多人劝许良英走避国外，他表示身体状况不佳，不愿出走。中共当局倒没有逮捕他入狱。
一九九四年，他和六位包括因天安门事件被捕者的家人一同再向北京当局进言，强调如果不提人权问题，中国想实现现代化，根本是缘木求鱼。
一九九五年纽约科学院推崇许良英一生致力于追求自由的无畏精神，颁给他 Heinz R. Pagels 奖，也频频向北京当局表示关心他的安危。
香港的明镜出版社于二零零一年出版“许良英文集”。自中国科学院退休之后，他也积极在撰写一本历史及民主理论的书。他表示，科学和民主是分别的理论，不过，二者相互为用，而民主更是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