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8日訊】（自由亞洲電台記者申鏵採訪報導）自從去年底，香港的《亞洲周刊》把中國維權律師群體評為風雲人物，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後，該刊最近又發表文章說，維權律師在中國的處境每況愈下。文章說，隨著中國知名的維權律師高智晟被警方拘留，以及山東法律維權人士陳光誠被判刑，中國維權律師要想有所作為似乎越來越難了。
今年五月，全國律師協會出臺了《關於律師辦理群體性案件的指導意見》，要求律師事務所至少要三個合夥人同意才能夠代理群體性事件。很多律師認為這是對維權律師工作自由的限制。受記者申鏵的邀請，北京的維權律師李和平以及《中國律師觀察網》的創辦人，也在北京的趙國君一起就現今維權律師的處境展開討論。
記者：首先請教李和平律師，您也參與了很多維權活動，您的感覺呢？您是不是覺得今年工作起來比以往要困難一些？
李和平：我覺得在中國，律師這種法律活動是分成幾個層面的，一般正常的律師業務，不涉及到政府這個層面，不涉及到黨這個層面，還是和以前一樣，是差不多的；但如果有一些案子涉及到政治層面的、影響很大很大的案子，目前來講是很舉步維艱了。
記者：趙國君先生，您是不是也認為要分兩個層面呢？就是涉及到政治案件的時候比較困難一些？
趙國君：從大的方面來說，任何律師都是維權的，都是維護權利的。和平剛剛說的非常對，對在哪裡呢？在一個重意識發展的社會裡，市民社會出現的那些所謂的經濟案件或者一般型案件，律師還是那樣；但是涉及到政治權力，特別是明顯的和政府的權力發生衝突或對抗時，表現的就異常敏感。
記者：對這種政治性案件，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官員對這些維權律師視為洪水猛獸，那您覺得這只是地方政府官員的所做所為呢？還是代表了中央政府的一些政策和方向呢？
趙國君：我們現在的判斷是，尤其近期集中處理的一些案件來說，好像是管理者，我們用中宣部來說，有了一個決心或者有了一個思路做一下，但地方政府是不是完全執行中央的指令，我們沒有明確的證據。但現在看來好像是中央政府有一定的思路和決心，要解決很長時間積壓的這些現象，針對律師的。
記者：您的意思是什麼？就是中央政府有可能要對維權律師有一些政策？
趙國君：我們學法律只能從結果看，沒有直接證據；但從目前的狀況來看，看來這是有動作、是有思路了。
記者：李和平律師，您看呢？
李和平：我覺得以目前來說，針對律師的這個行動，應該是最高決策層作出的措施，因為這裡面有幾個證據：第一、全國律協出了一個《關於律師辦理群體性案件的指導意見》，在這個意見中，對律師辦理所謂的群體性案件做了一個界定，這裡面不光是指人數多、金額大、影響大的案件，而且一般案件如果社會影響大的敏感案件也在這之列。
記者：這個指導意見的意思就是要限制律師的權利，是嗎？
李和平：如果要嚴格按照這指導意見做的話，等於律師對這種群體性事件，包括敏感性案件，基本上都沒法插手去做了。如果要嚴格遵守，這對律師制度來說是顛覆性的。
另外山東的陳光誠案件，已經不是山東省政府能夠採取什麼措施做成這樣的，而這個力量是很大很大的。還有像高智晟律師這種處理，也不是山東省政府能夠決定了的。
記者：李和平律師，在您參與維權活動的過程中，除了剛才所提到的指導性意見對律師權利的限制之外，維權律師在工作中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李和平：還是司法環境吧，很不盡人意。因為辦理重大的案件，在中國不光是一個法律過程，有時候也是一個博弈的過程。在我們律師介入的時候，往往是為這些弱者說話，律師本身的作用是很小的，並且他幫助的人也是個弱者，他無法去和當地的强勢集團去抗爭，他需要借助輿論，借助網絡。
但現在在中國，互聯網上對重大案件的報導很少很少，媒體基本上就很難報導出來，網絡現在也是控制得死死的，論壇想出這樣的帖子很難很難的，所以整個環境已經被破壞掉了。如果對重大案件的代理，沒有媒體、沒有輿論的支持，那這種博弈是不存在的。
記者：律師的作用在一個社會裡邊，很多人都認為是起了一個穏定社會的作用，在政府和李律師提到的弱勢群體之間架起了一個橋樑。現在中央政府倡導要建立一個和諧社會，說律師在建立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那麼，趙國君先生，您認為為什麼政府對待能起好作用的律師群體，反而採取種種阻礙的行動呢？
趙國君：把律師作為建立和諧社會的穏定力量和重要作用的觀點，是妳和我們這些人，但真正做為政府來說，完全不是這樣看的，這是我的第一個判斷。
記者：他們怎麼看的呢？
趙國君：他們認為律師顯然是個麻煩製造者。甚至於在最高層的某些人認為，他們是所謂的群體性案件的推波助瀾的、煽風點火的、給社會造成不穏定因素的人。如果律師參與期間有這樣的行為現象的話，其實也不可怕，在世界任何律師發展史和法治史上，這樣的情況很常見，只要這個國家有法制在，都不怕任何人興風作浪；但是一旦這種偏見在非法治國家裡形成偏見之後，這就非常麻煩了。
記者：我看有的報導說，浙江一些地區政府有聘用一些律師作為政府的高參，由於這些律師參與，使得政府的行為減少了和民眾的衝突。按中共政權的數據，2005年發生的8萬7千多起群體性事件。
大家也都知道，之所以發生這麼多群體性事件，跟中國地方政府官員執政不力很有關係，那如果律師介入其中的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這些衝突。李和平律師，您是不是認為如果中國政府的官員意識到律師的作用的話，會使中國的社會更加穏定，更加和諧？
李和平：原則上是這樣的，但是在中國，很多事情出現了變異。在中國每一個官員頭上都有一個經濟指標，考核幹部很大部份是以GDP創造了多少為前提；而這個經濟增長在很多情況下，政府很多人都認為是要犧牲弱者的利益的。
而如果律師介入了，增加了弱者的力量，對地方官來講，就有可能妨礙他GDP的實現，在他眼中，律師就不是起到很好的作用了；但如果從整個社會，從社會公正，社會長遠的利益上來講，律師肯定是社會穏定的力量。
（據自由亞洲電台錄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