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0日訊】(美國之音記者：東方2007年1月29日華盛頓報導)針對中國近年來不斷增加的城鄉差距和貧富懸殊現象，胡錦濤提出“和諧社會”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口號，力圖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有學者建議中國可以借鑒台灣農村土地改革的經驗，把土地分給農民。不過，也有專家認為，中國大陸農村無法照搬台灣的經驗。
《書屋》雜誌最近刊登黃明英的一篇文章，談台灣地區的農村建設經驗對大陸的啟示。
黃明英認為，幾乎所有後發展中國家都有城市先進而農村遠遠落後的二元格局社會的現象。黃明英指出，如果不能減少城鄉差別，使農村和農業擺脫困局，勢必形成斷裂社會。
台灣的土地改革
據有關專家介紹，台灣的土地改革分三個階段：
第一是“三七五減租”，也就是規定農業土地的租金最高不能超過全年產物的37.5%。
第二階段是“公地放領”，也就是把國民黨從日本人手中接管的占台灣可耕地總面積21.6%的大量農田由農民承領，分十年向政府償還地價，償還後農民就是土地所有者。
第三階段是全面實現孫中山先生提出來的耕者有其田。規定地主擁有土地的最高限制，超出限額的部份由政府征收並轉讓給農民。
台灣實行的土地改革對於台灣地區農村建設、甚至對台灣經濟的起飛做出了基礎性的貢獻。
把土地分給農民
紐約中國問題觀察家李大力在博訊網上發表文章，希望中國共產黨能夠借鑒台灣經驗，在中國推行第二次土改，把土地分給農民。
李大力在文章中說：“數千年來，中國以農業立國。即便是在今天，中國農業人口仍然占80%。如果中國農民最基本的生存條件無法滿足，中國的政治則危如累卵。”
嚴重破壞的始作俑者
胡錦濤為了糾正中國城鄉和貧富兩極分化的現象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的口號。
李大力指出：“殊不知幾千年來中國農村早已是和諧社會，令其遭到嚴重破壞的始作俑者正是共產黨本身 。”
李大力在文章中說：“幾千年來，封建社會實行無為而治，中央政府管治的最低層單位只是縣，朝廷派出命官也只是縣官一人赴任，師爺自請；不像現在共產黨每個縣動輒上萬名公務員，軍警憲特一應俱全。”
李大力：中國農村和諧社會毀於一旦
李大力在文章中說：“過去縣以下基本上是民間自治，縣官管治鄉村全靠鄉間的士紳賢達和家族長老，他們不受朝廷封冊，不領國家俸祿，沒有世襲嫡傳，卻代行政府職權，運用傳統的禮法族訓和鄉規民約，維護中華民族的道德倫理和生活秩序。無論京城如何興衰更替，他們在鄉間堅守傳統、默默耕耘、派丁納糧、安貧樂道、息訟平爭，大家和睦相處，各階級互相依存，早已是和諧社會。”
李大力指出：“數千年來中國農村一向是安居樂業和諧共處的社會。所不和諧者只是少數妄圖不勞而食的地痞流氓和無業遊民，但是他們在強大的傳統道德和民間法統的群眾壓力下，幾千年來一直無所作為。直至近代歷史上中國共產黨發動痞子運動，把不勞而獲、懶惰欺詐甚至嫖娼聚賭當成革命行為；又適逢外敵入侵，內戰不止，給他們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機會，他們用武力了奪取政權，破壞了社會脈絡，毀滅了倫理道德，至使歷時數千年的中國農村和諧社會毀於一旦。 ”
程曉農：重新評價中共的土地改革
李大力指出，中國三農問題，最根本最徹底的解決辦法就是把土地還給農民，讓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
然而，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當代中國研究雜誌主編程曉農認為，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談論實行土地私有制是書生空談。
程曉農分析了為甚麼中國政府目前無法把土地分給農民的原因。
程曉農說：“首先是農村基層統治的精英和農民的關係。現在的中國農村基層政治精英都是中國土改時期的積極份子的後代。土改時期的積極份子原來都是農村裡的二流子和懶漢。所以，毛澤東的土改不僅僅是分地，更重要的是要把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掀個底朝天，讓懶漢二流子掌權，把勤勞能幹的中農和富農壓下去。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重新評價中共的土地改革，實際上要把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再次來個底朝天。問題是土改時期被打擊的那些階層的後代早已經被壓垮了，這些人不太可能再回來。”
程曉農：打土豪、分田地只是手段和口號
程曉農認為，中國農村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分地的問題，事實上，中國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只是手段和口號。程曉農說，後來發生的歷史事實很清楚，中國共產黨在土地改革之後不到五年的時間就把農民手中的土地給沒收了。
程曉農說：“毛澤東分地不過是一個手段，真正的目的是通過份地這個過程，把農村裡面的二流子和懶漢變成共產黨的社會基礎，變成基層幹部，這個過程完成了。就像太子黨一樣，如果中國沒有太子黨的存在，很多事情都容易得多。但是，只要這批人存在而且掌了權，讓他們做否定他們父輩的事情，事實上政治上根本不可能，除非有外部的政治壓力。”
農民維持在一種不死不活的狀態
程曉農在接受中文部記者採訪的時候還說，目前中國政府解決三農問題的思維，根本不是解決土地問題，而是解決農村的安定問題，希望儘可能把中國的農民維持在一種不死不活的狀態。所以，儘管中國農民的土地承包一包就是三十年、五十年，但共產黨就是不肯走出土地私有化這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