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0日訊】自從2007年1月22日廣州警方通知郭飛雄的妻子張青，已經於1月20日將她丈夫「移送轉押」瀋陽市的遼寧省看守所。我們就更為郭飛雄擔憂。東北三省國安和公安警察的野蠻和殘暴，在整個中國大陸都聞名遐邇。在舉國司法環境都是烏鴉一般黑的情況下，遼寧最黑暗，名列黑榜的狀元。遼寧侵犯人權的傳統從張志新蒙難的文革時代很完整的繼承到現在。而在廣州都受到刑訊的郭飛雄，如果到了遼寧警方手中，肯定凶多吉少。而且，此案中涉案書籍《瀋陽政壇地震》描述遼寧官場黑幕，也必定會讓當地一些有著或明或暗關聯的貪官酷吏們忌恨，很有可能采取公權報私仇的方式在看守所中壓制郭飛雄。
1月19日廣州市天河區檢察院退回案卷要求公安局補充偵查之前，遼寧警察就已經前往郭飛雄的湖北親屬那裏活動。看來他們早就開始介入此案，所以也就能在剛剛退回案卷的第二天1月20日就把郭飛雄帶回遼寧。附上2005年夏季時郭飛雄的信，以及他的合作者江偉隨信講述與《瀋陽官場地震》出版有關的遭遇。從郭飛雄和江偉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出，2006年這一次的所謂非法經營案件，早在2001年就被調查過，而且江偉還因此被毆打、折磨，乃至被正式拘留過。而5年之後塵封的舊案重提，中國政法部門的用意不言而喻，那就是用打擊出版自由的舊案件在新階段兼而打擊維權力量。
廣州警方曾對郭飛雄講，他的同案江偉和張志濤這次都指認郭飛雄是主使人。我們無法確定警方話語的可信度。畢竟在中國，部分警察（首推國保）和流氓黑社會群體頗為相似，都是慣於使用謊言、恐嚇和暴力的犯罪集團。執行違法任務或者在執法中采取違法手段的警察們，作為執政黨或地方黑惡官吏操縱的國家黑社會勢力往往有著比普通黑社會團夥大千百倍的破壞性。因為他們憑著完全不受制約的特權完全為所欲為無法無天。我們從江偉2001年8月經歷中可以看出，江偉很清楚他自己的選擇，並且堅強面對了壓力。警方說他指認郭飛雄為主使的說法要麼是捏造，如果真的江偉承認郭飛雄主使，那衹能推測當今警方用了比過去更殘忍的刑訊手段。
補充偵查期是一個月，我們不知道郭飛雄會被迫在遼寧待多久，他會在看守所遭遇什麼壓力。我們能有把握僅僅是，除了莫少平律師和胡嘯律師的司法努力，我們也要為他呼吁，要營救這位因維權而身陷囹圄的朋友。無論我們之間的信仰和主張有多麼不同，哪怕是不認同郭飛雄特異個性缺點的朋友們，畢竟我們所有中國公民的尊嚴和自由是相互維繫的整體。那麼我們來為飛雄發出聲音、伸出援手吧。
胡佳
2007年1月28日 臘月初十
被北京市公安局國保總隊非法拘禁的第196天 於2008年奧運會舉辦地北京 離奧運會開幕還有558天
張先生您好.
我因接手參與為廣州大學城拆遷戶維權案子,出了問題.明日要飛赴廣州,現在已可判定客戶受到了脅迫,在電話中帶著哭音說話.說的話莫名其妙,暗示著某一神秘力量利用我2001年的一件出版事件脅迫我.並暗示已為我設下了一個陷阱.
我決定主動跳進這個陷阱。請您注意：如果我失去自由超過七日，請您將本篇文字刊出，以向世人見證中國新聞出版和人權的真實狀況。
如果我安然無恙，那麼，請您將這個故事保存下來，不要給其他朋友看。絕對!
預先感謝您的幫助!
郭飛雄上
請看後立即下載，這是回憶錄的一部分。不是時勢需要請勿傳播。一定！其他部分自有人會根據需要披露。
我決心作為法律代理人趕赴廣州,去幫忙廣州大學城拆遷戶做一些事,用我的筆,把真相寫出來,在國內報刊和網上將真相報道出來。捍衛拆遷戶的財產權和人權就從現在做起。
我知道別人已經給我設計好了一個陷阱，好吧，我就跳進去。希望朋友們借助這個案子來推動中國大陸的人權財產權保護。這樣我的犧牲就有價值了。
附上這個2001年的舊故事，如果我七天內出來了，就不要對外界公開，絕對。
國內外民眾知道了我們的故事，會知道中國民間出版界的真相，知道中國人權的真實狀況，知道在艱難中奮鬥的實幹者的苦辛和不滅的信仰。
自由萬歲！
郭飛雄 6月25日晚11點於北京
因《瀋陽政壇地震》遭受嚴刑拷打實錄
——我和郭飛雄的一段奇異的民間出版經歷
江 偉
前 言
楊茂東（郭飛雄）
1990年代初，我終於來到了多年夢想的人生鬥爭的草原，作為民間社會的一名商人而生活、而勞作。我從事過多種職業，在一次業餘投稿時，我偶然地進入民營出版業，從此做了十年民間書商。我參與出版的第一本書刊，便是反腐敗題材的，從那以後，在期刊領域，在反腐和時事體裁上，我一直屬於「全國潮流」的引領者之一。自1992年以來，國內報章關於反腐和時事的許多重要提法，都從我們這兒發端。在製作技術上，我們先是學習香港雜誌，後來便直接模仿歐美政治刊物（如《時代》等），在這中間逐漸誕生了創新，它使我們的產品從封面到內容之沖擊力特強。從外形上，我們的產品頗類似於西方大報大刊為某一重大突發事件所出版的號外。在民間書刊業中，一般將我們的產品稱為「特刊」（「火車雜誌」衹是其中內容較為平俗的一種）。
儘管在內心我以自由民主為終極政治信仰，且一直努力嘗試做到知行合一。但是，我的民間出版活動卻從來不是直接以弘揚自由民主為主要導向。我采取的是漸進式隱形推進，以傳播信息、突破封鎖，向大眾普及法治和廉政知識為主，以此激發讀者的正義感和對政治改革的渴望。我一直認為，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實幹家不能采取孤注一擲的方式，而應逐次擴大實力和影響。我們不能為了實踐自己的政治理念而冒然行事，牽連到與我們合作的出版社和雜誌社，更不能傷及政治地位孳弱的客戶。
隨著市場的擴張，民間出版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受到了官方越來越多的注目，我們的政治風險也漸漸加大。1999年中，我通過網絡查到了著名學者何新對我們南方商人推動朱容基熱的政治批判文本。雖然何新不可能獲知我的真實名字，但我可以毫無愧色地說，我是推動朱容基熱最有力的民間出版人士之一（這當然有產品、有眾多的同行作證），我之所謀者深遠，運用的是中國古老而微妙的韜略，意在推動中國政治和社會的改革、演進和分化組合。從那時到現在的歷史，證明了我們和眾多的新聞出版界人所作的種種努力並不是白費功夫。
我們的民間出版活動猶如船在風浪中顛簸。作為駕船船工，我們逐漸摸索出了一套規避風險的方法。當我們用反腐特刊對某省出現的腐敗大案進行集中轟炸式的深度綜合報道時，當地官員雖然采取種種方式進行封殺，但衹要不「幹掉」本省數十名主要分銷商，就無法阻止「尺度」不超過國內激進報刊、內容堂正的出版物在本省的自由傳播。而在非常時期，如果當地官員濫用專政機器鎮壓，便越證明其心中有鬼，肯定有所顧忌；市場經濟的發展，也使得官員們對法治不能不保持幾分「讓步」。於是即使最後反腐特刊可能遭到禁止，但銷售者和分銷商基本沒有出過什麼大事。通過這套奇異而有效的博弈方略，許多封鎖就這樣被漸漸突破，信息和真相越來越被更多的民眾所瞭解。在這中間，分銷商主要出於追求正當的商業利益而冒風險，使得我們的商業合作自然而持久。作為「總發行」的我們和各地數百名分銷商之間，事實形成了無形的互保契約關係，一道運用自古以來長存的人類生存智慧，為本行業硬頂出了一片天空。
在那十年中，我經歷了多次風浪，都安然無恙，且在全國同行中贏得了穩健、低調的名聲。然而，到2001年8月報道瀋陽腐敗窩案的《瀋陽政壇地震》雜誌熱銷後，我突然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災難。並不是我的博弈方略失效了，不是地方官員超出我的理解大施辣手，而是出現了一個超級權力載體——中紀委——介入到我們這個行業中。事後根據從各方面得知的消息稱：《瀋陽政壇地震》轉載的《南風窗》上的一篇文章，被中紀委某要人說成是泄露國家機密，雜誌封底的一段話——「瀋陽的恥辱是出了象慕綏新、馬向東這樣以『父母官』、『人民代表』之名為惡一方的人，瀋陽更大的恥辱在於，多年來，當這些人騎在人民頭上顛倒黑白、興風作浪時，人民無法用自己的力量將其甩下來踩在腳下。我們設想，瀋陽的新政將是『加大群眾說話的分量』，加大人民監督的分量。衹有這樣，瀋陽才不會渾水泛濫，衹有這樣，瀋陽才能永遠告別恥辱」——轉自《南風窗》文中，被我刻意放大，充作本書主題，它得到了瀋陽民眾的強烈歡迎，卻刺激得中紀委某要人大發雷霆，下令將產品生產者捉拿歸案。
過去面臨此類危情，一般都是客戶先擔待下來，而後共同分擔損失——客戶願意且有能力擔待，正是我們這些引領「行業潮流」者給他們發貨的前提，且都多次口頭認定過。但是，這一次，互保契約遭到了客戶的破壞，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客戶的近親系瀋陽公安部門一個小頭目，廣州的富裕名聲，使我成為某些人想象中的「肥羊」，於是危情由「分擔」轉變為「嫁禍於人」，數十名公安或國安打著查處「泄密」案的旗號，帶著客戶盧X義及其妻兒南下，設下了一個陷阱，要將我當作一頭「肥羊」宰掉。我因事外出，幫我打工的朋友江偉承擔了直接的風險……
本文便是江偉事後所作的回憶，事情發生的時間為2001年8月初，文中的盧X義系瀋陽市圖書城某批銷部經理，瀋陽地區分銷期刊的主要民營書刊批發商之一。
在江偉的堅強支橕下，我們成功地渡過了這一危情。但險惡的形勢，逼迫我不得不放棄了這一行業，而把它的傳奇和苦辛留給了歷史。在我的眼裏，江偉的下述記錄，既是為中國人權狀況作出了有力的見證，也是對民間出版業尤其是期刊業的歷史作出了一種特殊的記錄。
8月8日
早上8：30，依照前一天晚上與盧X義的約定，我來到總統大酒店大堂，先用手機與盧X義聯係，獲知他們兩口子已起床，可以到他們住的707房間去了。
出了電梯，在7層的走廊上，盧已站在那裏，非常熱情地招呼我，於是盧前我後，進了房間。我隨手把門反扣上。盧招呼我坐在套間外面的沙發上，並遞上一支煙，倆人互相客氣起來，他問我老楊（老闆楊茂東）的一些情況，我說：他在武漢，老婆生小孩，走不開，他要我向你和太太、小孩問好，希望你們全家在廣州玩得開心。
這時盧的夫人從臥房裏出來，問候了兩句，便說：帳單帶來了吧？我回答：帶來了。盧便催我到臥房裏和他夫人把帳先對過，再到香江野生動物園去玩。我和盧夫人便到臥房對起帳來，一共是盧應付楊13萬多元。
盧夫人便說：你先簽個字，我先付給你10萬元，餘下的以後再說。她一邊說，一邊從她那大一點的包裏將錢掏出，放在茶几上。我點了一下，一共九疊整的，每疊一萬元，另外一萬元是散錢。我在對帳單上寫下了：「收款壹拾萬元整。江偉。8月8日。」盧夫人說，（散錢）要數一下。這時，盧X義從客房進到臥室，坐在茶几的另一張沙發上看著我們。盧夫人坐在桌檯邊的椅子上數著錢。
突然，外邊的門開了，進來了許多人，領頭的說了一聲：「不准動！把身份證拿出來！」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門處，我想是不是遇到了查毒品的便衣？盧夫人連忙說：「幹什麼?幹什麼？我們是做正當生意的！」盧X義坐著沒動，和我一樣沒說話。首先進到臥室的是個高個子的中年人，約有40多歲，他向盧出示了警官證，但衹是讓盧X義看了一眼，一晃而過，便收了起來。我這時只想著把提包內的手機給關掉，手剛伸進包裏，便被一個人吼叫著把包搶了過去。領頭的一屁股坐到我對面的床上，對我吼叫道：楊茂東在哪裏？快說！快說！我心裏好像明白了：我掉進了別人設的「局」中！
這些人說的全是東北口音，並不為難盧氏夫婦，衹是不斷地吼叫著，催我說出楊的下落。
我坐著沒說一句話，眼睛一直盯著盧X義。有人喝叫著令我站起來，接著有人上前對我進行搜身，將我身上的一切物件翻來覆去，同時有人不斷地審問著我。我依然一言不發。搜完身後，他們又將我押出門。快到門口，盧夫人忽然上前，將茶几上放著的錢朝我包裏塞，我眼睛又盯著小醜式的盧夫人，盧X義似乎感到有些太過分，便出手擋了一下，他的夫人便沒繼續塞下去。
我被帶下樓，有五六個比我高大許多的便衣把我圍在中間，經過酒店大堂時，我掃了一下北京時間，是早上九點過一刻。
出了門，我被帶到一輛130雙排座車前站了一會兒，後被推進後排的座位，戴上了手拷，他們不准我坐在座位上，而是強行將我推到在座位前面狹窄的放腳處，他們坐下後，將腳踩在我的脊背上，我感到極大的屈辱！
車開了，他們忽然將我的頭髮抓住、提起，使我的臉偏向後面，然後用手不斷打我的耳光，凶狠地問道：「說！楊茂東在哪裏？」我挨了幾十下，依舊一言不發。突然，他們將手上的煙頭燙在我的手背上，我只感到一陣火辣辣的疼痛，渾身一陣抽搐。「楊茂東是你親爹，還是乾爹？你還不說！」接著又有一支煙頭伸過來，在我的手背上和膀臂上狠燙，一路上，我被這樣燙了五次，留下了五個大泡，發出鑽心的疼痛。
在燙煙頭的間隙，他們又不斷地扇我耳光，還時不時地卡緊我的手拷，卡出一道很深的血痕，痛得我發火燎燒。
就這樣走了約大半個小時，車子到了一個地方停了下來，後來知道是倉邊路廣州市刑警支隊。我被帶到進大門直走的一間房，進行審訊。我站在那裏，除了煙頭燙傷處發出的疼痛，手拷也緊緊地卡在手腕的骨頭上，痛得越加難忍，後背、小腿也感到非常難受，這是剛才幾位東北大漢用厚厚的皮鞋跟狠勁壘的結果。
在審訊室內和門口，呆著五個人，聽口音有四個是東北的，一個是廣州的。我站了大約一兩分鐘，一個方臉東北人（身高約在1米76左右、，長得非常結實）突然用腳狠踢我的後腿彎，然後把我帶拷的雙手向前舉成90度，變成半蹲馬步式，喝令我就這樣一直蹲著，稍有變形，便對我拳打腳踢。才幾分鐘下來，我的襯衫、褲頭都汗濕了，頭上的汗直朝下滴。
每隔五六分鐘，他們就問我一聲：「想好了沒有？想好了就坐到櫈子上來說！」我戰戰兢兢蹲了約有一個多小時，實在支橕不住，一下子歪倒在地上。另一個東北人立即過來，用手中拿著的礦泉水倒在我的臉上，我想起身，卻起不來。另一個東北人說，讓他先坐一會兒。隨手便將我拖到一條長櫈子上坐下來。那個方臉東北人也坐到長條櫈子上，隨手把我的手拷又狠卡了一下，而後又拉起我的手，右手舉著一個不知從那裏找來的直回形針，對著我的左手中指慢慢地刺下去，我痛得大聲慘叫起來。方臉東北人笑著說：「你夠堅強，說不說，楊茂東在哪裏？」
又象耍玩具式地慢慢地刺向另一個指頭，我又是疼得忍不住發出一聲慘叫。這樣一口氣刺了四根指頭，每個指頭都流了幾滴血，但並不多，顯示他們的方法還是比較巧妙的。
從九點到現在發出第一個聲音（慘叫聲），我不知道已經是幾點了，只感到時間過得太慢。大腦一直是一片空白。但下意識裏只知道不能說話，什麼話都不能說。我的身體處在幾乎無法支持的邊緣，衹有死死地熬著。
人漸漸地出去了，審訊室只剩下一個胖子，帶著眼鏡，二十三四歲的樣子，也是東北口音，由他看守著我。他對剛才走的幾個人說過，帶盒飯就行了。我想應該到中午了。胖子對我說了很多話，象一位「好朋友」似地開導我，但我始終沒有回話。他的話我記的清晰的衹有這麼一段：「你以為他們是誰（指前面走掉的三個便衣）！他們比流氓還狠，你要不說，後面有的是苦頭喫！」
幾個東北便衣喫完飯後又回來了，胖子拿了盒飯，到外面喫去了。那個用煙頭燙我的人坐在我的旁邊，一邊拍打著我的頭，一邊問我想好了沒有。同時又給我介紹瀋陽那邊監牢裏的情況，他說，那邊牢房裏的情況可不妙，「我擔心你的身體到了那裏可能喫不消。」我仍沒說話。他又說：「現在沒有江姐、許雲峰式的人物了。」他說累了，起身喝水，又換了一個東北人上來，又喝令我站起來蹬馬步，我的體力早已不行了，身子不時地歪到地下，又捱了不少打，又是腳踢，又是扯頭髮。
在這中間，我的電話響了許多遍。他們問我想不想接電話，並把手機遞給我。我拒絕了。他們又讓我坐下。開始問我叫什麼，住在那裏，等等。我全部不作回答。末了，他們把詢問記錄拿給我看，共有三頁紙，「問」下面的「答」全是「無語」。我最後簽了字。
他們又將所搜去的我的物件和錢一一地做了登記。我私人的錢應該是2350多元，扣押清單上衹有2300元，差得也不多。登記完後，那個首先沖進酒店房間的領頭人這時候又從外面進來，有人介紹說：「這是我們處長，你可要把握機會。」這位處長也說了很多開導我的話，他說：「從接觸到現在，我很佩服你，不過現在你這種人不多了，名字也變了，叫傻蛋。」「你的事情是非常嚴重的，這是中紀委過問的事情。」「你現在就只說說有關《瀋陽政壇地震》的事情也行。」……大概是看到話沒得到回應，他便不再說下去，站起身，從文件包裏拿出一張紙遞給那個方臉東北人，然後就出去了。此後我再也沒有見到他。
方臉東北人讓我看清紙上的內容後再簽字，上面寫的是：遼寧省瀋陽市公安局拘留證書 江偉涉嫌非法經營被拘留……我在想，這字到底簽還是不簽。
這時進來了一個廣州人，他是上午從總統酒店來這裏時開130車的帶路人。他給我做起工作，說：「你現在說出楊茂東住哪裏，你們這本書是在哪個印刷廠印的，廣州發給了誰，就還來得及，不用簽這個字，查明事實後，馬上可以放了你。」其實這個時候，經過很長時間的「休息」，尤其是經過他們的提醒，我心裏一直在想著江姐、許雲峰與甫志高的故事。我在那個紙上籤了字，隨後被帶上車。車子又向某個地方開去，車上一共有五個人，又是廣州公安開車，其他幾個人不斷地在我耳邊勸說，現在是最後的機會，進到拘留所，一切都晚了。要好好把握機會，等等。我仍然沒有說話。
到了拘留所，我被帶到一個衹有1點5米寬、裏面三分之一是鐵條封起來的小屋，我看了看，直感到十分陰森。我被要求脫下褲頭、襯衫，做了全身搜查（包括嘴），然後穿上褲頭，站在外面。搜身的警察告訴我，我的編號是「464」，他囑咐我一定記住。
一個穿囚衣的人（後面才知道是輕刑的或者快要釋放的外勞犯）將我帶過一個鐵柵門，到了另一個鐵柵門前令我蹲下。在這兩個鐵柵門之間，放著一張臺，這是管教的值班臺。廣州公安跟值班臺裏的管教辦了交接手續。幫我拿衣服的外勞犯把我的衣服扔了過來，讓我抱著。
手續辦完後，我被帶到148號監倉，在這裏手拷被打開，監倉的門開了，但門上的鐵鏈沒開，門被開得只夠一個人爬進去。
進了監倉，裏面有十幾個與我一樣穿著小褲頭的人，面部表情都是特別嚴肅，坐的姿勢都一樣，也特別整齊，有的頭剃著光頭，有的是光頭長起來的頭髮。監倉是一個兩米寬、三米多高、四米多深，靠裏邊的一道牆在兩米高的位置有一個鐵欄杆的天窗，大約是半米寬，三十厘米高，讓人覺得十分壓抑。
鐵門關上後，牢裏所有的人變換了姿勢，改為靠牆坐著，一個帶眼鏡的人（事後知道要稱呼為「勝哥」）讓我來到他面前蹬下。一個坐在正中央的人開始說：「我們這是文明倉，不准打人，也不准鬧事，要背監規（說話時他用手指了指右邊的牆上寫的字），幹活要積極，絕對服從管理。」他又問我為什麼進來，我就把被抓的過程說了一遍。
勝哥接著問，打了沒有。我說打了。他說，以後在這裏提審被打，可以喊。這裏住的有檢察院的人，不讓打人。他又指著正中央的那人說，以後有什麼事要聽牢頭的（他是用帶著廣州口音的普通話說的，「牢頭」被說成「倉頭」），以後就在下鋪幹活和睡覺，不准到上鋪，等等。否則就「穿針戴鐐」。說到這裏，他指著左手一個被釘在床板上的犯人介紹說，那就是「穿針戴鐐」。
後來我知道那人叫王力，他的兩個手被穿過一支腿戴上手拷，這樣他就永遠直不起腰，同時腳被戴上沈重的鐵鐐，鎖在床板上。這就是他們所說的「穿針戴鐐」。
隨後我來到下鋪，分給我的床鋪位於牢門附近靠近左邊牆邊的位置，整個下鋪長1點2米左右，寬約為不到2米，右邊的一半是廁所，所以實際上衹有1米寬，睡著我和兩外兩個人。上鋪共有9人，牆的左邊掛著一個鍾，我看了看，此時時間為5：30左右，那麼我進牢房的時間約在5點左右。
在掛鐘的右下方是「學習園地」，左下方是掛毛巾處。對面右牆寫著監規，監規與廁所之間是整整齊齊的東西，中間有個1米長、40公分寬的水池。有一個1米8左右（叫肥仔）的人和另一個1米72左右的人（叫阿龍）正在沖洗餐具。下鋪另兩個人都是河南人，一個叫老陳，不到40歲，一個叫小龍，約有二十一二歲，他們拿著抹布在上鋪的牆上和木板上不停地做著衛生。上鋪的人站在木板上，用廣東話做著交談。做完衛生後，文書「勝哥」已把我的卡片寫好了，放在左邊值班的牆上，上面有編號、進倉時間、姓名。他並對我說，以後要跟老陳學著做衛生，做不好要報告管教，給你「穿針戴鐐」。
我坐在角落裏，心裏一直想著我的八十歲的老父親……
那個叫阿龍的問我，你是老闆，還是馬仔？我說是打工的。他就說，要真是打工的，就沒事。因為我的編號是臨時的（三位數，而牢裏的人都是四位數），所以我很快就會被放出去的，或者轉到瀋陽去。
我也問了他的一些情況。他是因偷小車被抓的，數額沒落實，所以一直沒判。他是4月份進來的，進來之前被打得非常狠，雙手反拷在窗子上，腳剛好著地，整了他一個晚上。他對我說，他估計自己可能會被判10到15年。
到了晚上10點鐘，進入了休息時間。輪到我值早班，每班三人，值到1點。中班是1：00—4：30，晚班是4：30—7：00。值班的不准睡覺，也不准說話，主要防止有人自殺。就坐在廁所旁邊的木板上，除了把廁所剛好露出來，那地方就放著每人裝衣服的袋子，裝食品、香皂、牙膏等的箱子等。
廁所的上方1點5米左右，有一個長寬約在20公分的木製窗戶，它被牢頭稱為是「牢房裏的生命窗」，所有喫的、喝的、用的都是從此窗進來，平時關著。它同時也是管教的監視之窗，管教可以隨時打開它，查看監倉裏的情況。
在進來的鐵門上，還有一個拳頭大小的小洞，它也是管教和外勞用來監視裏邊動靜的口子。
值班時，帶班的可以看書、看報。我坐在一個蛇皮袋子上，想著我的家庭，我的老父親，我的已在天上的母親……去年母親去世，對我們全家打擊非常大，我一直感到非常內疚。對我的父親打擊也是非常大。我現在的事情要是父親知道後，不知道年已八十的老人家是否能承受得住。儘管我知道自己並沒有做錯什麼事，但父親他老人家會怎麼想？……這些想法經常被鐵鏈、鐵門撞擊發出的怪異淒慘的金屬聲所打斷。
8月9日
一夜沒睡。到了6點多鍾，便聽到鐵器擊打鐵門的刺耳聲音，象是按秩序一個牢門一個牢門打過來的，在安靜和睡眠的環境下顯得十分恐怖。接著，不遠處便傳來眾人齊背監規的聲音。我所在的監倉有的人眼睛還睜不開，嘴裏卻高聲背著監規，衹有牢頭沒背，但眼睛盯著每一個人。
再過一會兒，鐵器打門聲便傳到我們這個監倉，老陳趕緊舀了三杯水，倒在鐵門下角流了出去。後來我聽說，這是報平安、表示一夜無事的做法，屬於一種古老的傳統。
背完監規後，除牢頭和緊挨牢頭的兩三位不用做工外，其餘的人全部要幹活。睡上鋪的做「藝術」工作，就是把牢內所有的東西擺放整齊，下鋪的負責把廁所洗刷乾淨，然後把一個蛇皮袋子式的布攔在水池和鐵門之間，於是從牢頭開始，上鋪按順序在廁所內洗刷、大小便，而後輪到下鋪，最後才是我。由於沒有毛巾、牙刷，所以我就沒洗漱。結束後，老陳、小龍和我又被要求再次清洗廁所，用香皂和抹布反覆擦洗，再用水沖，清掃完廁所後，又得打掃下鋪。
差不多到了8點鐘，從其他監倉又傳來「管教好」、「多謝管教」的聲音。牢頭開始讓我們坐成一個隊形，三人一排雙手背後整整齊齊地坐著。鐵門開了，穿警服的公安站在門口，牢頭開始喊「管教好」，其餘人跟著喊，然後「管教」用廣東話和牢頭說著什麼，我始終沒聽懂過。然後從牢頭和文書手裏拿過一些信封和紙條什麼東西的，隨即轉身離去。外勞犯人從外把鐵門使勁碰上，牢頭又帶頭喊：「謝謝管教！」
9點多鍾，管教把我叫了出去，出門就給我帶上手拷。在他的管教室裏，他問了我的案情，我第一次當著公安的面說了話。我說，我是打工的，老闆讓我去結帳，然後就被瀋陽公安抓了。管教問我老家的情況，我告訴了他我的父親和哥哥，以及我太太的單位。他又問我的住處，我考慮到公司的同事應該已從我們的住處兼辦公地點走掉了，我自己必須說出住處，才能實際證實我衹是一個打工仔，沒有可以隱瞞什麼。這時我已和老楊失去聯係一整天了，他應該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於是，我便把我的住處地址告訴了管教。
不到十分鐘，便有其他管教帶我去審訊。我被帶到一棟與這幢大樓相連的樓房，在二樓的一間審訊室，站著三個人，正是昨日的瀋陽便衣。他們問我願不願意說話，我說，我是一個打工的，但還是一個黨員，你們再打我，我是要告你們的。方臉說：黨員好啊，黨員好呀，一邊說，一邊把我的手拷拉低，和地上的一個固定鐵環綁在一起，這樣我就被迫勾腰蹲在地上，方臉立即用腳在我背上亂踩，同時說：「你要告的話，你知道你在和誰做對嗎？你在和整個公安做對，和國家機器做對，知道國家機器吧？」面對代表整個公安、整個國家機器說話的他，我當時只好保持沈默。
在這種處境下，我有時不得不蹲著，有時不得不側坐著，背上不時地被踩上一隻腳，覺得又沈重，又屈辱。這些瀋陽公安一直反覆問的問題就是：「楊茂東住在哪裏，怎麼找到他？」同時他們不斷用電話和外面聯係著什麼。過了一兩個小時，他們三個在審訊室內喫起了盒飯，我卻有五頓沒喫沒喝，並不斷受著他們的折磨。他們喫完飯，仍舊是在我身上踩來踏去，仍舊問著同樣的問題。我仍舊沒有回答。
過了很長時間，又來了三個人，其中有個廣東口音的公安，他們之間說了一些什麼話，有人把我手拷和地上的鐵環相連的繩子解開，讓我在櫈子上坐下。其中一人問我說：我們主要是為了《瀋陽政壇地震》這本書來的，你衹要把這本書的來源講清楚就可以了。陣勢你也看到了。
這時他突然提到住處另一名員工的情況，我心裏一緊：按道理住處其他員工都應該走了，難道還會有人被他們找到了，拉過來問話……？
於是我開始說：我本身身體不好，又喫了很多虧，支持不了。那人又給我遞了一支煙，我接受了。那人又從包裏拿出了《瀋陽政壇地震》的封面和一些校對文稿，以及一本《瀋陽政壇地震》。我說：我不知道這些東西。他說這是在你住的房間搜出來的。
儘管我知道我的住處應該被搜查過了，但此時我的心仍然十分緊張，因為我不知道是否有員工象我這樣被冤枉抓來。
過了一會兒，他又問我那個員工是負責做什麼的。聽那口氣，好像是他仍然還是個自由人。我就說，我從不問他幹什麼事，他也從不和我說話，都是楊茂東有事時主動來找，那個員工我想也是這樣吧。
他又問到楊茂東的家庭情況，住在哪裏，我就回答說，我是一個打工的，老闆怎麼會把他住的地方告訴我呢。
他把《瀋陽政壇地震》翻開，指著一篇文章問我這篇是從哪裏來的。我說都是廣州這邊公開發表的一些東西。有些文章我在報紙上和其他雜誌裏都看到過。具體那篇文章出在哪裏，我也不清楚。他又問我家庭的一些情況，我簡單地說了。
他又問我怎麼到廣州來的，每月多少錢，具體做什麼事。我說，我和老楊同過學，去年他找我，我就來了，每月一千五百元。要做什麼事他就找我。他又說，你怎麼就相信他呢？我說，楊茂東在學校裏一直是三好學生，有文化、有能力，正義感強，怎麼就不能相信呢！
他們把上面的問答寫成詢問筆錄，詢問筆錄上沒有審訊人員的姓名，我簽了字。
他們帶我下樓時，我說：把錢放一點到拘留所，我沒有毛巾、牙刷、牙膏，也沒有換洗褲頭。大方臉說，過兩天就要帶你到瀋陽，還要什麼換的呀。我說，瀋陽、廣州對我來說都是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都一樣。
在回監倉的路上，路過值班臺時，負責我們監倉的管教給了我一個飯盒。到了監倉，肥仔把飯盒拿去，他是專門負責從「生命窗口」接水、接飯的。這個時間正是喫晚飯的時間——5：30。「勝哥」問我帶煙了沒有。我說沒有，被「勝哥」用廣東話一頓臭罵。
「生命窗口」打開了，肥仔從窗口接菜接飯，非常高興，我站在下鋪靠著鐵門，又被牢頭警告：「不准靠門，擋住鐵門上的觀察口，管教是要罰人的。」我只好蹲下。飯菜送到牢頭面前，由牢頭分發。自然我是最後一個。我非常餓，但看到飯菜卻一點也喫不下。米好像有問題，菜象是從豬場出來的。我拿起公用杯，喝了一杯水，便坐下了。他們有的喫得很香，也有的象我一樣喫不下，但他拿出自己的餅乾、方便麵之類的食物，在慢慢地享受。我把我盒中的飯菜分給了老陳、小龍，他們喫得特別香。
做完衛生後，老陳、小龍和我三人小聲地交談著。小龍是河南信陽人，渾身上下有十幾處刀傷，是8月1日因搶劫抓進來的。
老陳是開車的，他和他弟弟以及五個老鄉，在公共汽車上以被人「撞掉眼鏡」為藉口、詐別人的錢財，結果被臥底公安抓住。
我注意到，上鋪的人全是講廣東話的，很少和下鋪的人說話——除了讓下鋪的人做衛生、做工以外。在晚上10點要休息時，外面有人敲了一下鐵門，裏面的文書立即大聲地通報監倉的人數。以後每天都是這樣。
夜裏想象著父親理解我的樣子，慢慢地睡著了……
8月10日
早上，在鐵器對鐵門的擊打聲中醒來，背監規、做衛生，接著管教進倉問情況，接信以及字條。我向管教報告，要求給家裏寫信。管教說，你現在是暫押在這裏，不准聯係。（這與拘留人的權利不符，其中有一條是被關押的人有通信的權利。當然監規上也有不被打罵、不准體罰、不准行刑逼供等規定，但瀋陽公安似乎沒把這些放在眼裏。）
隨後，從鐵門外送進來兩個蛇皮袋子的東西。文書便喊：「快！快！開工了！」這是一些比較小的塑料底座，並與塑料花瓣、花葉、花芯組合在一起，就做成一枝枝塑料花。每人每天規定要做15枝以上。我的手是麻木的，身體喫了不少虧，已經有兩天沒喫飯，身體非常差。做時就慢了許多。做工的時間是不許說話的。觀察口裏不時有一隻眼睛在看著裏面。上午要做到10點半，然後才收工。由於這種塑料粉的灰塵比較大，房間的面積比較小，弄得滿屋都是灰塵，所以我們下鋪的三個人做起衛生來就要多費不少力氣，從牆上到地板上，都要反覆擦四五遍才行。
到11點半，已是喫飯的時間。我仍然喫不下那種飯菜，衹是多喝了一些水。牢頭關心地說，要喫飯啦，進了這裏，衹有把自己的身體搞好才行，身體壞了，沒有人給你負責的。但我的確喫不下。中午1至2點是午休時間，仍然有人要值班。這房間要同時睡12個人是怎麼排都不行的，所以有人值班輪換著睡也是好事。
下午繼續做塑料花。到喫晚飯的時候，牢頭關心且警告地對我說：不要絕食呀？絕食的話我要報告管教的，到時候會把你綁在門板上，用管子往你嘴裏、鼻子裏灌，我是經歷過的，那比「穿針戴鐐」不會好。我說：我是實在喫不下去。這樣，我仍是只喝了兩杯水。
7點至9點是學習時間。所謂學習就是看經過管教審查過的舊報紙和書，而且衹有牢頭和他認為可以看的人被允許看。象下鋪的外地人是不能看的。稍有越軌，肥仔便會罵或打。小龍就因為要看書或者站了上鋪，想伸伸腰，便被肥仔這樣修理過。
「穿針戴鐐」並釘鐐的王力，行動和生活都不方便。在晚上他讓我給他拿尿杯，我拿了，以後我也經常幫他做些其他的事情。他是7月初進監的，由於近一個月的時間一直是這樣，整個身體已經變形了。但他對生活仍有信心，從喫飯到言談、做工，都是樂觀的。他告訴我這是他第三次進監。他是中山人，有三個孩子，還有老母親。這次是因為請小貨車去拉貨，車上有五十多斤大麻，被公安抓住，司機說是他的貨，他說我請車還沒到我要裝貨的地方，就被抓了，我也不知道車上還有大麻。他說他和司機都被抓了。
夜晚，日光燈特別刺眼。躺在下鋪，由於這兒的長度衹有1米2，睡覺時腿永遠無法伸直，我只好將兩條腿高高地放在鐵門上，心裏想著死去的母親，不禁酸酸的……
8月11日
早晨被嚇醒後，感到兩隻腿的筋非常難受，不能自由伸展了，僵直地站著才好受一點。接下來是背監規，搞衛生，管教訓話，開工，幹活，再搞衛生，直到中午喫飯。12個人，一天24小時呆在那個8平方米的牢房裏，日光燈24小時照著，吊扇24小時扇著，就這樣過著。身體非常差了，頭經常性地眩暈，手上被煙頭燙的四個大泡十分疼痛，又不能沾水，十分不便。但我的心慢慢地在靜下來。
下午2點，被提審。又是似乎一樣的審訊室，一樣的四個人。仍然是被釘在地下。我說你再打我，我要喊了，釘在這裏我也受不了。他們又說著和前兩次一樣的問話：「受不了，就快說楊茂東住在那裏。」「這是輕待你，到了瀋陽搞你方法多得很。」「小子，你?信不信我們可以把你搞消失，你消失了，就不知是怎麼消失的。」——這是他們對我使用的最嚴重的威脅，意思是可以讓我不明不白地死去。我對此並不在意，要麼說一句「我是打工的，別的不知」，要麼乾脆不說話。他們多次聲稱要把我弄到瀋陽去，那意思好像是說，我現在在天堂，瀋陽可是地獄。
前後用了兩個小時。這次也沒做記錄。我要求他們放一些錢在這裏，但沒人理我。到了監倉，文書問我搞到煙沒有。我說他們還在整我，怎麼會給我煙。
晚上我仍沒喫飯，菜是沒削皮的東瓜，飯象是用最差的米做的。我看著他們喫，自己一點食欲也沒有。
到了8點多，外面送進熱水，這時倉內的人都拿出小灶食品，用沖的粉、方便麵等來改善生活，衹有我沒有。因為那是他們用家屬送進來的錢在監倉買的。
王力把他沖的麥乳片遞過來，讓我拿個公用杯給倒了一半（以後他每天都這樣）。我喝下了，至今仍對他心存感激。
8月12日
進來已經五天了，由於幾乎沒進什麼食，頭越來越眩暈。
又是一整天緊張地重複前一天活著的程序。衹有到晚飯及做衛生以後，大腦、身體才稍稍輕鬆一些。
牢頭在沖涼時和我閑談起來說：你這麼長時間沒提到瀋陽，放的可能性就大。以前有南京、哈爾濱的，都是兩三天都提走。
他說到他自己：「我喫的虧比你大得多，我是大年三十被抓的，進監倉時天比較冷，就蹲在這裏被人用涼水潑下來，那冷得不是個滋味。這叫殺威棒。你還沒喫過這種殺威棒，因為你進來時比較虛弱，我們就免了。」牢頭也是因為經濟案進來的。
說到興頭，他問我，還沒毛巾、牙刷吧？我說連換洗的褲頭也沒有。公安扣著我的錢也不給我，又不讓我給家裏寫信。
他說，一會兒你沖涼的時候我給你。我感謝了一番。後來他送給我了一條舊毛巾、舊牙刷、舊褲頭。這在裏面是非常大的人情，我接受了。我全部清洗了一下，成了我今後的生活用品。
8月13日
第六天了，還是一樣的程序。
緊靠牢頭睡的人（叫他「不管」，是牢裏最自由的，可以不做工，也不管事）今天收到家信和照片，他有五十一二歲，看了照片和信後，他站在那裏面對著牆，一直在擦淚。平時他總是小聲小調地唱一些廣東歌。他的普通話說的也很難讓人聽懂。
牢頭為活躍氣氛，把那照片遞給我們每一個人看，上面是四個人，其中一個姑娘戴著博士帽。據介紹那人的女兒。據說他是因為經濟案件進來的，金額有一百多萬。他是牢裏呆的時間最長的，2000年4月進的倉。
文書「勝哥」算是牢裏「三號人物」，主管記帳，安排出工，檢查我們的衛生。他的年齡約有30多歲，經常和肥仔用英語交談。肥仔據說是中國生、美國長的中國人，20多歲，最少有180斤重，是負責偷渡的蛇頭，3月份進的倉，為人非常歹毒，算是牢裏第一打手。他經常逼著老陳給他按摩和「打飛機」，我躺在旁邊，覺得非常屈辱，不知自己生活在什麼世界。
睡第六位的是「楊教授」，50多歲，是牢裏歲數最大的，不知是哪個大學管後勤的，也是因為經濟問題進來的。據牢頭說，從他進倉到現在老了有十幾歲。他不大說話，經常看著樓頂發楞。
第七位江某，不到30歲，是因六合彩被抓的。他是牢裏最活躍的一位，從牢頭到下鋪都很歡迎他。
第八位是王力，第九位是阿龍。老陳、小龍和我住在下鋪，做著最重、最髒的活兒。老陳和小龍有錢留在拘留所，毛巾、牙刷都是新的，水杯是自己專用的，還可以買「小灶」來改善生活。我因為錢被瀋陽公安扣住，在這裏我便成了「下鋪的下鋪」。想著這些，我心想下次提審時一定要讓他們把錢放一些到這裏。
抱著這樣的想法，慢慢睡著了。
8月14日
今天小龍被換倉走了。
又進來了一個，和我一樣先坐在牢頭面前介紹自己。他是個南昌人，在廣州火車站打劫被抓。他從149倉調過來，二十五六歲，1米65的個兒，身體比較壯。他也被安排在下鋪。
王力的釘拷、手拷今天被解開了，但仍戴著腳拷。大家都為他高興。他首先感謝了牢頭和文書，也向替他解拷的外勞表示感謝，並讓外勞轉達對管教的謝意。但他整個身體已經變形，不知還要多長時間才能恢復過來。
又一天過去了，我已七天沒喫飯，就靠著王力給倒的辦杯、半杯的麥乳片支橕著。
連著四天，他們沒有提審我。
8月15日
中午11點多被提審。衹有兩個人，一個是曾經給瀋陽公安領路開車的那個廣州公安，另一個是個高個兒，1米75左右，年齡約在30歲以內，戴付眼鏡，人長得比較秀氣，也很精神。前一個介紹這高個說：「這是我們科長，你可要抓住機會，爭取立功。」
高個問我喫了沒有，抽不抽煙。我說，已經幾天沒喫飯了，也想抽煙。他就讓那個公安下去買三份盒飯，另外問我抽什麼煙，再給我帶包煙。那個公安走了。他又對我講，你的案子已交到廣州了（從這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過那批對我行刑逼供的瀋陽便衣公安），上面領導非常重視，你看這個（他把一份紅頭文件給我看了一眼），你要有一個好的態度，要掌握這次機會，等等。
他非常客氣又非常嚴肅地開導著我。還說你現在可以慢慢地想，等一會兒喫了飯，再說也不晚。
他不時給我一支煙，確實讓我感動。
那個小個公安買來了飯、煙回來。看著這帶湯的盒飯，想著裏面的生活，聽著高個的「說教」，我心酸的眼淚忍不住地流了下來。但我心裏非常清楚，他們所要的結果和我所要保護的人，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
飯菜和湯很快喫完了，我點了煙（那個公安專門為我買了一包軟雙喜的煙）坐在那裏，等他倆慢慢地喫。他們邊喫邊問著牢裏的情況，我說8平方米的小屋，關著12個人，睡覺伸不直腿，喫不下牢裏的飯菜，還做著最差、最髒的活，眼睛經常冒金星，瀋陽公安也不把我的錢留在拘留所，沒法開「小灶」，用別人舊的毛巾、牙刷。
那個小個公安說，這是全國先進拘留所，張子強就曾關在這裏，有個國際什麼組織還到這裏參觀過的，別的地方要比這裏差許多。他還說，錢的問題他們會向上級領導反映一下。
接著開始了審問。高個先問我家庭情況，我說我父親是抗日的新四軍，曾打過日本人，解放戰爭時是連指導員，最激烈的一次戰鬥中全連死的只剩下他和司號員兩個。我的幾個兄弟在地方上都是幹部，愛人在國稅局工作，小孩在讀小學，這些你們都可以去調查。
他們又問我怎麼到楊茂東這裏來的。我說我們是初中同學，去年八月份他打電話到我家裏，問我願意出去打工嗎？我說願意，就過來了。他們又問我具體做什麼，我說，他讓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問：在廣州一般見過哪些人，在什麼地方。
答：都是他約定的，在某個酒樓，見客戶時我也不問別人姓什麼叫什麼，我知道自己是個打工的。
問：楊茂東都和一些什麼人聯係，和人打電話時都說了些什麼？
答：我從來沒在意這些，我知道自己衹是一個打工的。
問：你8號早上還和他通過電話，怎麼那麼相信楊茂東，連他住在哪裏都不願說？
答：同學時，他成績是最好的，每年都是三好學生。人又非常有能力，正直，正義感特別強。但到廣州我確實沒到過他家裏。
問：是比較有能力。《長征》（楊寫的）我看過。但是他並不像你說的那麼好。據我所知，他在外面養了不止一個情婦。
答：這我就不知道了。我想不會。
問：你住在哪裏？
答：就是那個六樓。
問：有哪幾位住在那裏？
答：我和張某某（那位員工）。
問：你可要明白，從你住的地方搜出了不少對你不利的證據。找不到楊茂東，你是肯定要判刑的，我們可不能保證你父親不知道這件事。我們還掌握了天立大廈由你簽單的證明（這是指前面楊的辦公地點天立大廈某房，後來搬家到六樓，由我在天立大廈物業處的一份證明上籤了我的名字）。
答：（停了一會兒）這也說明不了我是老闆。
此後問題依然是圍繞著怎樣找到楊茂東的租房問來問去。
下午四點多鍾審訊結束。最後我要求他們能留一些錢在拘留所，讓我和家裏通信，並且請律師。他們說這些要向上級領導反映。
煙還有七八支，我把煙藏在內褲裏（外面穿囚衣），經過兩道鐵門的檢查（每個提審的犯人再進牢房都要被外勞搜身），外勞對帶煙是比較鬆的。進了監倉，我把煙給了文書，他高興地很，說從來沒有那位帶這麼多支，一般就是兩三支。從此，我在裏面的環境稍稍寬鬆了一些，可以站在上鋪活動活動身體。
晚上，我向王力要了兩張信紙，開始給家裏寫信。我心裏十分清楚，公安肯定要檢查我的信，並希望通過我的信能找到楊茂東。而我又希望楊知道我是被盧X義出賣而被抓的，並不是被打劫或被人殺了，或是拿錢跑了等等。所以我斟酌著，寫下了這樣的內容：
「我於8月8日上午9點在總統大酒店1707號房被瀋陽市公安局以「非法經營罪」拘留，現關在廣州市第三拘留所148倉。請不要到廣州來，在這裏我們舉目無親，來了花很多錢也沒有用。請個律師就可以了。另，不要讓父親和小孩兒知道這件事。假如父親因我而出現什麼意外的話，我將難受終身。切記 愛你，江偉。8月15日夜。」
（廣州市第三拘留所位於廣州市黃華路，距廣東省公安廳不到一里路）
對這封信（我寫的唯一的一封信），我是檢查了一遍又一遍。
晚上我的編號被改為6874。這個編號說明我不會被帶到瀋陽去了。牢頭和文書幫我分析，我很可能衹是勞教或者37天內就被放了。心也慢慢放下來。
從8日到今天晚上，整整八天，第一次有了大便。
8月16日
今天把信交給了管教。
管教在把所有的牢房查完後，把我帶到他的辦公室。我看見他手裏拿著許多信和沒在信封裏的信紙，信封是不准封口的（寄來的信也全是拆開的）。他把我的信放在一邊，隨便拿著一張紙，一邊看一邊問我，「牢頭怎麼樣？」我回答還可以。又問「鄭木勝呢？」（指文書「勝哥」）我說也還可以。「他們都說了一些什麼？」他又問。我說他們說的是廣東話，我聽不懂。隨後，他又問了一些勞動情況，和其他人的勞動情況。我想，這是公安破案的一種方式吧，那些紙上寫的大概就是每個監倉的牢頭和文書們對各自牢房裏每天每個人的情況報告。最後，他讓我回監倉後要好好勞動，也要爭取立功。咳，後面老是怕別人在自己身上立功。
晚上找牢頭和文書要求看報紙，被允許了。每天都是廣州日報。但有時每天的報紙不是很全，總要少幾版，可能是檢查後認為有些內容不應讓關在拘留所的人看。
也是從昨天晚飯開始，努力喫一些牢裏的飯菜。我的身體仍然是十分虛弱，眼睛經常冒著白點點兒，頭是又重又沈。兩條僵直的腿一走路，整個人就像沒有重心向旁邊飄。由於被手拷卡得太狠，手腕上血痕很明顯，看著就讓自己心酸。後背、大腿被瀋陽公安毆打的地方時常發出揪心的疼痛，令我感到可能受了深重的內傷。有時想著這樣死去了，到母親那裏看見我的這副樣子，會非常傷心。所以不能這樣死去。
8月17日
上午的勞動，是硬挺著的。雖然文書肥仔多次警告，但自己確實有心無力。
下午兩點多又被提審。今天是三個人，除了上次那兩個人以外，又多了一位40歲左右、身高約在1米67上下的中年人，那個小個公安介紹說，這是我們處長，你上次態度很不好，你知道的情況並沒有說出來，可以說講的都是假話，這次處長在這裏，希望你一定要把握機會，爭取立功。
停了一會兒，處長說：你的家庭情況比較好，你的單位也比較好，就為了一千五百塊錢，在這裏打工，有這麼簡單嗎？所以你不是一般的打工的，你要想清楚，不然這個事情定案就在你身上。
我說：我們單位搞公務員改革，我輪不上了，要下崗。就是不下崗，單位讓局長搞垮了，他們每月也就三四百塊錢。一千五對我來說也就不少了。
他問：給（廣州民營）圖書城送書都送哪些地方？
我說：我沒給圖書城送過書。
他問：也沒結過帳？
我說：結過。
他問：和誰結的帳？
我說：我也不知和誰結的帳。反正都是打電話在路邊給的錢。他也不問我姓啥叫啥，我也不問他。
他問：結過幾次？都是多少錢？
我說：結過兩次，一次是三千多，一次是五千多。
他問：那人長得什麼樣？有什麼特徵？
我說：很平常，也沒留意過他有什麼特徵。
他問：你們在哪個印刷廠印書？
我說：這個就不是我的事。
他問：是不是張某某？
我說：不知道。張也從來不和我說什麼。
他問：黃立呢？
我說：不認識。
他問：楊茂東長得什麼樣？
我說：跟他差不多。（我指了指那個高個科長）
他問：他的車號是多少？
我說：那是對瀋陽客戶這樣說的，他沒有車。
他問：楊茂東喜歡坐什麼交通工具？
我說：好像遇到什麼坐什麼。沒事的時候坐公交，有事的時候也看他坐摩托，打的。
……
這位處長問完後說：你敢對你說的這些負責吧？
我說：肯定要籤字的。簽字不就是負責吧。
他把記錄拿在手裏看了看說：你是不是要把自己推到絕路上！？
我沒理會他，後來想了想，又說：我身體不好，因為挨了很多打，現在身體差得很，希望你們把錢留在這裏。讓我買毛巾、牙刷，改善一下生活。
那個小個公安說：你沒有立功的表現，怎麼給你留。讓你家裏和你廣州的朋友給你送錢來。
我明白了他們一直在拿我的錢換我的「立功表現」。這就是他們所理解的人道主義吧。我心裏開始想著他們的可恥和可怕——那個讓「你廣州的朋友給你送錢來」的說法，尤其令我警覺。
回到牢裏，已經五點多鍾了，晚飯也錯過了。
8月18日
今天管教查完房，把我叫了出去，要我坐在一張獨櫈上，然後兩個外勞站在我的一前一後，手裏各自拿著一把理髮的推子，在我頭上一前一後地亂推起來，不到一分鐘，頭型便被推成了一種「犯人」頭型，這種頭型有別於光頭，有的頭髮有意不理掉，來侮辱你。管教站在一邊，得意地看著。
不時地有帶著手拷、拖著鐵鏈的人從我身旁走過。
理完發後，我又被要求站在牢門外的一面牆前，開始照相。左側一張，右側一張，正面照一張。
在審訊室裏，還有窗戶對著天空，令我可以看到天空的模樣。除此以外，就是每天呆在牢房，永遠看不見太陽，看不見月亮，看不見星星，看不見雲彩。從每個人的眼睛裏，分辨不出什麼時候是白天，什麼時候是黑夜。勉強用來分辨白天與黑夜的，是鐵器擊打鐵門的聲音，是牢頭高聲報著牢內人數的聲音。即使下雨也是通過管教穿的雨鞋來判斷。這些使我想起了上學時看的一部電影《烈火中永生》，當時看後我非常痛恨那些國民黨和獄卒。他們對待江姐、許雲峰太殘忍了。但即使那樣，江姐、許雲峰他們仍有放風的時候，牢內他們可以自由地交談（我們可不行，亂說話可能立即就會挨打），不必背監規，還可以輕而易舉地看到天空，看到太陽，看到月亮，看到星星，看到雲彩。許雲峰也曾戴腳鐐手拷，但他們那種戴的方式還是比「穿針戴鐐」要輕不少。現在看來他們的待遇比我們現在的處境要人道許多。
8月19日
每天睡前，我都要數著指頭算進來已經有幾天了。今天是12天，信發出去已有4天，正常的郵寄信件是3天，不知家裏是否收到了信，是否家中的電話被竊聽了，以便通過這信找到老楊。他們是不是已到我的家鄉去調查，要是的話，老婆會怎麼回答？父親會怎麼樣？帶著一古腦的疑問，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半夜兩三點鐘，突然被「我丟你媽的管教」的喊叫聲驚醒。喊叫聲伴著鐵鏈捶打地板的聲音不斷傳出，牢裏所有人都站了起來，有的耳朵貼在牆上聽，有的站著發呆，但每個人的表情都非常嚴肅。這時老陳一邊用手捶牆，一邊說：「可能是我弟弟，聽聲音象是他的。」接著外面好像有一扇鐵門被打開了，緊接著就是非常淒厲的「哎喲，我的媽」的慘叫聲，並夾雜著「我丟你媽的管教，你搞死我算了」的叫罵聲，聲音慢慢地走遠了，直到消失，這種慘叫和管教的喝斥聲前後鬧騰了有半個小時。
老陳卻是越來越焦躁不安，並不時地走到牢頭面前說些什麼。好像每個人都對老陳同情起來。
我和老陳人挨人地睡在下鋪，看著他卻什麼話都說不出來。老陳站著，眼睛好像噴出火似的，卻一言不發。我躺下後，再也睡不著，那叫聲實在太慘了……
8月20日
查房時，管教用廣東話訓示了一番，我照舊是一句也沒聽懂。管教走後，牢頭傳達說：昨天夜裏，149倉的人值班時睡覺，被值班管教發現了，就是我們聽到的那些情況，大家以後值班時間千萬不能睡覺，不然就慘了。大家一定記住。
如何能記住？我心裏想，每天的作息時間是7：00—8：00洗刷、學習、做衛生，8：00—8：30坐得整整齊齊，等管教查房，8：30-11：30是在監倉內勞動，11；30——12：30是做衛生和喫飯時間，5：30-7：00是搞個人衛生時間，7：00-9：30是學習時間（所謂學習，實際上大都是勞動加班），9：30-10：30是做衛生、鋪床位的時間，10：30-早上7：00是休息時間，這中間經常有鐵門的撞擊聲（管教從鐵門的觀察口弄出的聲音），還不說加班是經常的事，另外每人夜間要值兩個半小時的班。在牢房裏的人時間上總是被「快點、快點」地催著，精神上始終是緊張、害怕的。我有時候躺下時，老鼠從下鋪與鐵門之間的一個小縫裏爬出來，爬到我的腿上，我就不想動一下，只想睡一會兒。沒想到老陳的弟弟（後來證實的確是他的弟弟，為同一案子進來的）竟為了值班睡覺不知道要遭受怎樣刑罰，喊出那些可怕的慘叫……我們都不知道他後面經歷了什麼事。老陳也是擔心著急得很，可是什麼辦法也沒有。
晚上我值班時，眼睛總是要迷到一起，王力不斷地推醒我。我用濕毛巾擦了一下臉，看到王力正在用手一根一根地拔鬍子，鼻子下面血紅血紅的。我也學著他的樣，一根一根地拔著鬍子，拔下巴的鬍子痛得強一點，拔嘴上的鬍子就痛得難受，但這樣就不會打盹兒睡著了。
我所在的這個拘留所，是他們所說的全國先進單位，國際什麼組織還到這裏來參觀過。假如不是全國先進單位，沒有國際什麼組織去參觀的拘留所，會又是什麼樣的情況呢？
8月21日
今天老陳被換倉了，又來了一個19歲的四川仔。
他一進來就哭得非常傷心，象是哭了很長時間，還扯著勾。他在給牢頭介紹情況時說，他是從二樓的監倉轉下來的，在樓上時，牢頭說他幹活慢，經常打他，今天打得特別狠，管教巡視時發現了，將他換到下面來。他個子特別矮，有一米五幾。說是因為在火車站搶女人的金項鏈被抓住的。到了下鋪，我看見他的手腕和我一樣，有兩道明顯的手拷印痕，身上是青、紅不等的傷痕。在整個幹活時和晚上他都是在發出一種哭得傷心後扯勾的聲音。晚上我問他，你個子這麼小，也敢去搶別人東西。他說，老大他們幾個人在邊上看著（掩護），說我個子小，靈活，好脫身。誰知就被抓住了。老大他們也不知躲到哪兒去了。我說你被抓了，老大他們肯定也會被抓。他說，我也不知道。我爸爸在深圳的一個工地上，我來找他，沒找到，餓了幾天沒喫東西，就遇到這幾個老鄉，跟他們在一起，反正能喫飽肚子，睡就睡在橋下。最後他唉聲嘆氣地說，在這裏要是不挨打就好了，兩頓飯是不用操心的。我聽他這麼一說，看著他半天說不出話來。
8月22日
今天下午管教們對監倉進行了徹底的檢查，之後噴了一些消毒水。
我們每個人雙手抱著頭，面向走廊兩邊的牆蹲著，之前是把倉內所有的東西抱出來放在走廊上，管教們是一件衣服一件衣服地摸，杯子、紙箱、牆上、地板上，窗子上的鋼筋全部檢查一遍，非常仔細。然後是將每個人的褲頭脫下再查一遍。如查出鐵釘、鐵絲或與案件有關的紙條，那就有他好受的了。
8月24日
管教今天警告我幹活太慢，不積極。他說的是對的，做塑料花是非常仔細的活，有巴掌大的一疊疊的塑料紙，也要用手挫開，然後再用很小的塑料釘耙把大小不一的塑料紙串在一起，再把它紮在鐵絲做成的樹枝上，就成了一束束的塑料花。塑料釘也是一個一個地用手扯開，所有的工作全要用眼睛盯著，用手來做。我是肯定做不快的，我的眼睛盯著一個地方看，那個地方就會看成雙影子。再看其他地方，眼睛就會出現許多白金式的星星在面前晃來晃去。特別是手一直是麻木的，根本就做不成這個細活。我心想，到了這裏的人，管教就認為是他們案板上的肉，由不得自己。
8月25日 星期六
今天上午進來了許多穿警服的來檢查，我們是手背在後邊，在上鋪坐成一個隊形。他們一陣議論後到了下面一個監倉。之後不久，主管我們監倉的管教進來說，我們監倉的衛生獲得了領導的好評，廁所搞得很靚，他還要讓其它監倉的牢頭們過來參觀。
我在想，這些「領導」知不知道我們四個人就睡在廁所的旁邊，不刷洗乾淨，那臭味、那尿味，沖得我們躺得下去嗎？
之後進來了七八撥前來參觀的，個個都點頭稱讚，對著牢頭豎大拇指。牢頭非常高興，把他的餅乾給我們每人發了兩塊，以示「獎勵」。這也算是他在管教面前立了一功吧。
晚上我看報紙的時間也長了一些，這也算是對我的「獎勵」吧。
8月26日
川仔今天被拉出去亮了相。被判兩年勞教。還拿回來他簽了字的判決書。
肥仔問他在哪裏亮的相。川仔說在火車站。肥仔又非常興奮地問他看到女人沒有，都穿的什麼樣。有沒有對女人擠眼睛，問得川仔哭笑不得。牢頭、「勝哥」、阿龍則羨慕川仔可以到「場上」去了，比這裏不是強得多。川仔問牢頭什麼是「場上」，牢頭解釋說，就是勞改農場，你可以在那裏每天喫三頓飯。川仔又問，到了那裏有沒有人打他。牢頭聽了這個問題，看了看他，站起身子，背對著所有的人，雙手高高地扶著牆，活動起腰板來了。
牢頭可能沒有辦法回答他。他自己的腰板就曾被嚴重打傷過，路都走不成，還是被人抬進牢房裏的。
川仔回到下鋪，看著那張紙發呆。
8月27日
到今天為止，進來已有二十天了，信交給管教也有12天了。算一算已有十天沒被提審了。不知道家裏有沒有收到信。怎麼一點動靜也沒有。 最希望的是家裏能寄點錢到我這裏，以便買個褲頭。才進來的時候就一直穿著這個褲頭。晚上用清水洗一下，擰幹，再穿在身上。後來，牢頭送給了我一條舊褲頭，我本不想要，又實在沒有辦法。牙刷、毛巾也都是別人用過的，都想換一下，每天刷牙時總是要跟人說給我意思一點，看別人的臉色，讓別人給自己擠點牙膏。此外，寄來了錢，我也想還王力的人情。
9月2日 星期一
下午兩點多鍾，管教用廣東話喊著我的編號，我一時沒反應過來。只聽牢頭說：「江偉，快點穿衣服，提審了。」我趕緊拿了一套囚衣穿好。出了鐵門，被帶上手拷，跟在管教後面，還是感覺到路走不穩，身體總是在朝一邊飄。心裏便一個勁地提醒自己，穩一點，一定要穩住。 過了兩道鐵柵門，除了那兩個公安，多了兩個女士，一個中年的，一個年輕的，站在那裏等著。出來後，跟著他們到了三樓一個審訊室裏。櫈子不夠，其中一個公安出去找了兩把進來。
那位中年女士對我說：「我是你愛人聘請的律師，這是你愛人寄過來的結婚證。」說著她讓我看了一下我的結婚證複印件。我聽了這話，感覺輕鬆了一些。她接著說：「假如你沒有意見，請在這裏簽個字。」我便在聘請律師的委託書上籤了字。
她對我講了我應有的一些權利，又讓我說一下被捕的過程。我把被捕的經過，以及遭公安毒打、用煙頭燙傷、用回形針刺手指的事當著兩個公安的面述說了一遍。那個小個公安說，我們可沒打，別人打了，你說話要有證據的。我說，你們是沒打，但瀋陽公安打我，你是看到的。（後來我想，廣州公安對我也不手軟，一直扣著我的錢，讓我在裏面過著極為艱難的生活，目的自然是要迫使我開口，這不過是另一種整人的手法。再說，他們廣州公安眼睜睜地看到我在堂堂的廣州市刑警支隊辦公室裏遭受毒打，卻從來不干預，在我的心中，他們也逃不脫「結夥犯罪」的嫌疑。）
律師又指揮那個年輕女孩給驗傷，可是現在除了煙頭燙傷及手拷卡的血痕外，沒有其他的外傷留下（我在心裏想，假如有外傷，可能還見不到律師）。但那女孩還是認真地用尺子把幾個燙傷的部位量了量。那個高個公安說了聲時間到了。律師又問，你願意取保候審嗎？我回答，願意。律師收拾東西準備走時告訴我，她在拘留所裏放了三百塊錢在我名下。
律師走後，他們沒問任何問題，衹是象在牢裏那樣，給我照了左側、右側、正中的相，然後送我回了牢裏。
到了監倉，我回想起律師的那句話「你願意取保候審嗎？」，又回想起前幾次的審問，心中明白了許多。這個案子到此就要結束了。
9月3日
今天晚飯剛喫完，管教就通知我，讓我換倉。到牢門外的走廊上，管教說，你幹活太慢了，再這樣搞，就要給你「穿針戴鐐」的。
我答非所問地說，管教，今天我三百元生活費拿到所裏了。他說了一聲知道了。我便被送進了149倉。
到了這個新倉，照舊是被分到下鋪，靠近廁所一邊睡。照舊是幹著擦洗廁所的活兒。由於成了這個倉的「新兵」，所以衹是幹活，不說話。
這個倉裏一共有13個人。有個都是在40歲以上，牢頭大概有五十多歲。這個倉裏除了牢頭是權威以外，大家都對上鋪第四位的一個與我年齡差不多的人非常尊重。這個人說的是東北口音。從他們的閑談中，得知他是因為「法輪功」關進來的。他一家都在廣州生活，家中四口人，他、他太太、岳父、岳母，都因練被關了進來。因為家中還有一個四五歲的小孩無人照管，所以將他的岳母放了出去。留在監獄裏的三人都很堅強，拒絕在悔過書上籤字。他在裏面繼續打坐練功，多次被管教訓誡，已經被關了大半年。他經常給大家講一些真善忍的道理，贏得了大家的尊敬。
這個倉里人都比較善良，也沒有148號那些肮髒的事情發生。
9月5日
今天早上，我和那個「法輪功」信徒一起整理倉內物品。就是先把每個人睡覺時用的被單、當枕頭的飯盒全部收集在一起，再把倉內每人的衣服用塑料袋裝在一起，還有食品箱、裝食品的水桶全部集中在一起，按大小順序排放整齊，最後是用牢頭的大被單蓋在上面。最難做的是把這被單扯成一條直線，疊成有棱有角。
9月6日
晚上7點左右，我被廣州市第三看守所以「取保候審」的形式釋放。
江偉補記：
這是我第一次坐牢，一切都是我事先想象不到的。但我可以自豪地說，我無愧於自己的良心，保護了我尊敬的人，因為他所從事的是有利於社會、有利於國家的事業（我接觸到的全國各地的許多客戶，都推崇他為自行業誕生以來期刊界產品最好、影響最大的民間書商——儘管論收入他遠遠不是）。此外，我也保護了客戶，保護了印刷廠——這是我們做人最計較的事情之一。我所遭受的瀋陽公安施加的各種行刑逼供，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我用上述日記把其中的細節真實地記錄了下來，作為控訴他們的罪行的歷史證據。我相信，我的親身經歷可以作為中國人權狀況的某種見證。
2001年11月初稿
2004年8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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