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陳彥《中國之覺醒》

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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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8日訊】陳彥博士這本《中國之覺醒》,評述了文革後中國思想演變之歷程,從1976年一直寫到2002年。2006年8月由香港的田園書屋出版。

毫無疑問,這二十五年來發生在中國的思想演變,其意義可與五四運動相媲美,但又遠比五四運動更複雜。正像法國漢學家汪德邁在序言裡所說,寫這樣一本書「是一個挑戰」。誠如汪德邁所言:要把握這二十五年來難以數計的各種中文材料,正式的或是非正式的、公開的或是地下印刷的、中國國內的或是海外的,必須是一個中國人才能做到;然而僅僅是中國人又難以在現實光譜與參與歷史面前保持必要的距離。沒有任何人可以同陳彥一樣能夠如此完好地符合上述雙重條件。陳彥是中國人,又飽受西方文化熏陶。陳彥曾在武漢大學受過歷史學的訓練,爾後又留學法國,1987年在巴黎索邦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同時又在法國國際電台工作多年,始終對中國問題密切關注並在海外多家重要刊物上發表文章。用余英時先生的話就是,本書是「內在參與」和「外在觀察」合而為一的結晶,用中國傳統的觀念說,一方面「得其環中」,另一方面又「超以象外」。本書原是法文寫成,出版後頗受法國和歐洲學術界重視。如今有了中文本,想必也會引起中文讀者的歡迎與好評。

陳彥是我的老朋友,讀老朋友的書自然是愉快的。陳彥這本書寫的是過去二十五年來中國的思想演變,而我自己也算得上這場思想演變的一個全程參與者和觀察者,對書中講到的重大事件、重要思想及其代表性人物都很熟悉,讀起來自然格外親切,格外津津有味。作者講到四五運動、真理標準大討論、民主牆運動,講到人道主義的爭論和文化熱的興起,講到九十年代以來的民族主義、保守主義和新儒家,講到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作者以六四為界限,把這二十五年分成兩個時期,前一段是後毛澤東時期,後一段是後天安門時期。由於作者所描述的這一思想演變尚未結束,若干爭論仍在繼續進行之中,我們和這場思想演變還離得太近,因此,人們在讀這本書時免不了會見仁見智;但平心而論,陳彥這本二十多萬字的論著,其敘述之完整,條理之分明,概括之準確,立論之中肯,都是相當罕見的。不論你對各種思想持何種態度,你都可以從中獲益良多。

正如作者所說,一切改革都必有觀念的指引和支持。二十多年來,中國的政治、經濟等方面的變化吸引了全世界的關注,那麼,中國近年來在思想觀念的演變也是應該重視的。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瞭解今日中國社會,並預測它未來的走勢和變局。

在書的結尾,作者自己提出了一系列見解,很精闢,很有啟發性。例如談到當今中國社會的性質,作者指出,今日中國的共產政權,已經失去了意識形態和對經濟的壟斷,從最堅固的極權主義走向了後極權時代。今天的共產政權仍然具有某些極權特徵,但逐漸向普通的獨裁演化。它徒有過去的衣裝,內部已被淘空。從這點看, 1989年之後的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一個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和蘇聯都沒有經歷過的階段,這一階段即極權具有自我意識的我謂之自為極權主義階段。這一階段的特徵是,中共領導人本人對共產主義極權主義的命運已有敏銳的覺察。他們既不再相信共產主義是人類的未來,無產階級江山千秋萬代,也不相信這種制度可以通過自我改革而賦予「人性的面孔」或具有真正的民主但同時又保持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八九民運的爆發,柏林牆的倒塌,蘇聯的解體,不僅粉碎了共產政權的合法性,也使通過改革可以「完善」共產主義體制的幻想灰飛煙滅。自此,牢牢控制政權已經成為共產黨的一切重大政治決策的先決條件,而犬儒主義則成為這個時代的流行病。

作者的這一分析與論斷相當深刻。從長遠看,中共專制政權的衰亡是不可避免的,這一點連共產黨自己也不懷疑;但是在短期之內它卻仍然可能繼續維持下去。按照這種「經濟放鬆,政治加緊」(余英時語)的既定方針,中國很有可能成為一個擁有強大經濟實力的專制霸權。它必將給人類的自由民主造成巨大的威脅。畢竟,中國是個大國,中國不是古巴,不是北朝鮮。中國的問題不只是中國的問題,而且也是世界的問題。就這點而言,陳彥先生的這本著作,其意義已經超出了單純的思想史領域。

──原載《觀察》
(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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