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1日訊】中國的政治是統治者的事
有媒體說，中國的「政治黃金周」到了，指的是中共十七大的召開，至少媒體又有一段時間好熱鬧。每天可以把鏡頭對準北京的會場內外，對大陸的媒體，這是硬任務，是不得不為之。對於海外的媒體，也許可以提供一些聊勝於無的談資，也許能捕捉到中南海人事變化的某些新動向。但是，對於泱泱大國的絕大多數人而言，這一切都與自己毫無關係，這只是極少數人的會議，只關乎個別人的官運，畢竟權力舞台上的角逐和表演都和台下的芸芸眾生無關。既然有遙控器在手，人們總還可以選擇娛樂、電視劇頻道。看報紙，頭版可以忽略，儘管其他版也沒什麼值得看。即便勉強被拉到台下，也是打瞌睡、嗑瓜子、玩手機遊戲，各尋各的樂趣，打發時間，連自發的掌聲也不大有了。簡單地說，今天的中國人普遍不關心政治，和政治遠遠地保持著距離。
政治是什麼？孫中山先生說，政治是眾人之事。這個「眾人」當然是指普通人、大多數人。而在當代中國，政治已成為少數人、個別人特別是官員的專利。政治在一般人心目中幾乎成了各級官員大大小小的飯碗。換言之，政治是統治者的事，是被統治者無法分享、也無須參與的事。在這裡，政治完全與權利無關，只和權力有關。我們被告知生活在共和國，按照粗淺的政治學常識，在共和國，大多數人民參與政治的主要途徑是間接的，也就是通過選擇代表實現的，而不是直接參與立法和行政過程。如果沒有多數人的參與，共和國政府的合法性就會失去它唯一的正當來源。所以，選擇代表的權利對每個公民而言都是神聖的、至關重要的。
人民無權，多數黨員也無權
根據現有的憲法，我們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號稱是人民代表大會，即使是最基層的說是直選的人大代表，選民自發推薦的獨立候選人只是鳳毛麟角，多數還是官員事先劃定的，更不要說其他的限制。縣級以上的人大代表按規定不是直接選舉產生，而是間接選舉出來的。這樣產生的各級人大代表，多數還是各級官員，剩下的也是官員選定的企業主、模範、明星等等。選擇代表的權利對大部分普通人來說–如果不是全部的話–可以說是虛設的。
如果說人大是橡皮圖章，擺設的意義大於實際意義，那麼，出現在憲法序言、代表著絕對權力的黨無疑是鋼鐵圖章。從去年起，有關中共十七大代表選舉的文件就強調要有「適當數量」的「雙新」組織黨員代表，私營企業主是「雙新」組織最主要的部分，為了爭取代表名額，有些地方的競爭極為激烈，曾見諸媒體的報道。結果出來，除了民營企業主、一些明星，還有例如寫「帝王」系列的作家二月河、宇航員楊利偉這樣的代表，十七大代表中佔大多數的仍是各級黨政官員。在擁有七千多萬黨員的這個大黨，普通黨員是否擁有選擇代表的權利也是不言而喻的。
無情的現實告訴我們，在我們這裡，權力的源頭不是來自下面，而是來自上面；權力的正當性靠的不是民意，而是官意，官越大，官意越強。官權官授，大權授小權，層層授權，甚至是自我授權。
憲法的公民權利也是空的
官民之間有一條幾乎難以跨越的鴻溝，這條溝正變得越來越深。官場是個相對封閉的圈子，普通人終生乃至世代都將與政治無緣。狹隘意義上的政治就是以權力為指向，以做官為唯一目的，只是官員之間的遊戲，是各級官場圈子內部的事，官員的進退也不是憑民意。這種政治一般公民自然沒有發言權，沒有參與的可能。即使是只關乎權利、不關乎權力的廣泛意義上的政治，也是不許關心的。普通公民能不能在公共場合或公共媒體自由地表達自己的看法，可不可以按自己的意願成立各種團體、組織，還有集會、遊行等等，這些寫進憲法的基本權利，我們真的可以去行使嗎？答案是否定的。即便是這些只和我們的權利有關的廣義政治，我們也是不能碰的，一碰就會頭破血流。說到底，現行體制絕對容不得普通公民以自己的方式自下而上地關心政治，只允許以他們圈定的方式去關心，如果一定要以自己的方式去關心，那是要付出包括砸飯碗、入獄或其他難以想像的代價的。憲法第四十六條寫得明明白白的權利，在現實生活中都是禁區，都是不可逾越的天險。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結社自由、集會自由、遊行示威自由，這一切都等於零。無論狹義政治還是廣義政治，都不能關心。久而久之，中國人清楚地看到政治的嚴酷性，還有多少人會去關心政治？
怎樣看「八○」後的一代
中國的「八○後」一代可能是世界史上第一代以獨生子女為主的群體。不久前，美國《時代》周刊亞洲版曾發表一篇報道，將他們稱為「我」一代，以「我」為中心，只為「我」而活。他們深受消費主義、互聯網和電子遊戲的刺激，喝星巴克，穿耐克，玩網絡遊戲，對政治絲毫不感興趣。他們的回答是：「我們關注政治也對政治起不到絲毫作用，還不如不談它，也不參與進去。」從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九年，中國大約有二億四百萬人誕生，這是《中國統計年鑒》提供的數字。也就是說「八○後」這一代在數量上至少有兩億人，他們正處於青春年華，是我們這個轉型時代極為重要的一代人。不少人擔心這一代缺乏社會責任感，承擔不起推動社會變革的使命。往深一層想，這種情況難道是他們造成的嗎？他們只不過是環境的產物。在他們成長的年代，政治是不許關心的，關心政治要冒很大的風險，這一切潛移默化，已滲入他們的骨髓。避險是基本的人性，不能指望大多數年輕人逆流而行。不過，也不必太悲觀，在一九八九年的抗議風暴發生之前，北京大學校園裡對那一代大學生也曾流行相似的評價，說他們分成了「麻派」（麻將）、「戀派」（戀愛）、「託派」（託福）。歷史往往在人們憂心、焦慮乃至無比失望之時，悄悄地開出了自己新的通道。
《爭鳴》十一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