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4日訊】許多人（包括筆者在內）一直對中國改革有一種評論，叫做「政改滯後論」。劉曉波博士更有一個形象化的比喻，他將中國的改革稱作「跛足改革」。持此種評論者大都認為，經濟改革不可能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孤立進程，它只是全面轉型的一小部分。如果缺少了其他領域（尤其是政治領域）的改革相配合，如不有的放矢地將經濟改革納入憲政轉型的整體進程，經濟改革絕不可能孤軍深入、凱歌而還。即使有所成就，也終究意義有限，而且代價沉重、後果堪憂。這種觀點還認為，當前中國出現的許多尖銳矛盾和嚴重問題——如政治腐敗、「三農問題」、貧富差距、社會衝突等等——均與經濟改革單兵突進、缺乏配套支持有關，特別是由缺少必要的政治改革所致。
但是，也有另一種相反的看法，認為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並沒有實質性的關聯，二者之中的任何一個都能夠沒有另一個而存在。即是說，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無需相互配套，均可自成一體，獨自完成。持這種看法的有些人甚至認為，不做實質性的政治改革以確保基本政治框架不變，只進行局部、有限的經濟改革，這種改革模式要大大優於全面啟動、多頭並舉、縱深挺進的系統改革。他們說，前者是「邊行船，邊換帆」，而後者是「停船換帆」或「毀船換帆」。在他們看來，中國的改革與發展之所以會比「蘇東模式」的轉型國家更為「成功」，實在是得益於專制政府在迅速變革的過程中保持了政制的穩定性和政策的連續性，由此便確保了變化中的中國社會始終處於不變的政治控制之下，從而有效地避免了權威崩潰、秩序瓦解、社會騷亂、國家分裂的巨大改革風險。而這一切，正是因為拒絕了「激進」的政治改革（這些人認為凡政改，必「激進」），而專注於「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的結果，這就是「中國特色」的奧妙所在。簡言之，「中國模式」改革道路的優越性不在別處，就在於「只經改、不政改」。
筆者深信後一種看法是淺薄的、錯誤的和有害的。但是，要認真梳理上面兩種觀點以明辨是非，三言兩語恐怕也說不清楚。因為這需要對所謂「中國特色」和「蘇東模式」的改革實踐進行深入的比較（註：筆者並不認同「中國特色」和「蘇東模式」這兩個概念。這是兩個含糊不清的概念，「中國特色」其實一無定色，通常只是維護一黨之私、拒斥普世價值的一個籠統借口，而所謂「蘇東模式」實際上也並不存在——15個原蘇聯國家、5 個原南斯拉夫國家、8 個中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雖然在相同的時間段、因幾乎相同的原因而展開了各自的轉型進程，但這些進程不僅與中國的改革很不相同，相互之間的差別也相當大、並將在未來的演變中變得越來越大，而且它們與中國的差別並非出自於政治當局的主動選擇，而是由許多複雜多變的內外因素所造成，因此談不上有什麼共同的「蘇東模式」），也需要對一黨制社會主義的弊端以及改革的理論進行系統的分析。「只經改、不政改」優越論首先涉及到一個價值觀方面的問題：不搞政治改革，即使經濟改革可以成功，甚至可以更加成功，難道不民主、少自由、缺人權的「一黨專政」政體就應該永世長存嗎？難道政治改革只能作為經濟改革的附屬物而存在，凡是不為經濟改革所必需的政治改革就沒有獨立的價值嗎？暫且撇開這個議題不論，本文針對「只經改、不政改」優越論所涉及的另一個關鍵問題提出一些簡單的反駁。這個問題是：在「一黨專政」的社會主義舊政體不做重大改革的前提下，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真的有可能單獨推進、獨自完成嗎？
我想，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一黨專政+市場經濟」本來就是「病急亂投醫」、「亂點鴛鴦譜」、「拉郎配」的結果，它們只能發生「一夜情」，至多也只是過渡時期的臨時組合，做不了長久夫妻。
哈耶克、米爾頓‧弗裡德曼等人曾經極具說服力地論證過，社會主義的經濟安排（即「中央計劃經濟」或「命令經濟」）與個人自由和民主政治不能相容，它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大體上，我們也可以說，社會主義的政治安排（即「共產黨一黨專政」）與本質上屬於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也絕不可能相容。誠如弗裡德曼《資本主義與自由》中所說，「政治和經濟的安排只可能有某些有限的配合方式」，而「一黨專政」的「社會主義」體制與「市場經濟」並不是一種和諧有效的配合。其結局，不外乎是「一黨專政」扭曲和敗壞了「市場經濟」，或者「市場經濟」摧毀和埋葬掉「一黨專政」，二者必居其一。
但「只經改、不政改」論者會立即反駁說，中國改革的「成功」經驗已經表明，「一黨專政」與市場經濟完全可以並行不悖。鄧小平說，「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江澤民說，共產黨也可以代表資產階級（「三個代表」），它們之間不僅沒有根本的矛盾，甚至還可以取長補短、相得益彰。「一黨專政」並不妨礙經濟改革，甚至還可以為經濟改革提供比多黨民主制更加堅強的政治保障，減少改革的「交易成本」，成為社會變革的「安全閥」和「穩定器」；而經濟改革也不會妨礙「一黨專政」，甚至還可以反過來為「一黨專政」提供比計劃經濟更加雄厚得多的財政資源和GDP績效，使其足以實現「一百年不動搖」的「長治久安」。
乍聽起來，這一類的說法似乎也不無道理。但這裡至少存在著以下三層誤解。
第一，說「中國特色」經濟改革的向前推進曾經得益於「一黨專政」的政局不變，這恐怕並不完全符合事實。理由有二：
一是中國的經濟改革起源於毛式極權體制的徹底失敗。1976至1979年從毛體制到鄧體制的轉變為經濟改革的啟動創造了起碼的政治條件，如果沒有這一轉變，任何與「集體化」、「公有制」相背離的經濟改革都是不可想像、無從起步的。雖然這一轉變很難稱之為「政治改革」——它多半只是由毛的死亡和宮廷權力鬥爭所導致的政治轉變，但在當時，那也已經算得上是「天翻地覆」的政治大變局了。就憑這一點即可以反證，所謂「只經改、不政改」其實是完全不可能的（此處的「改」，既包括主動的改革，也包括被動的應變）。而國際的經驗也表明，工業化、市場化、現代化往往發生於政體革新與政治革命之後，而不是在那之前。
二是中國的經濟改革儘管未得到過政治改革的有力支持，但經濟改革往前邁出的每一小步，其實都伴隨著中共政權的「政治衰變」——如極左勢力的式微、意識形態的弱化、縱向集權的梗阻、代際權威的遞減、維權運動的興起等等（註：關於「政治衰變」這一概念，請參見拙作「當前中國的政治衰變」，《當代中國研究》2005年第3期）。在某種意義上，正是這些無規則的「政治衰變」替代了規範性的政治改革，為經濟改革提供了前進的動力和發展的空間。如果中國的政治形勢、政治局面在近三十年間完全不變，我們很難相信中國的經濟改革居然會不終止、不倒退而可以獨自前行。雖然中共可以拒不進行政治改革，但他們無法阻止日復一日的「政治衰變」。而消極的「衰變」劣於積極的政改，它毫無「模式」優越性可言。
第二，說「中國模式」的經濟改革已經成功，正如說「蘇東模式」已經失敗一樣，這恐怕言之過早。原因有二：
一是中國的經濟改革尚停留在淺表層次，目前的經濟架構離「完全市場經濟」還相差甚遠，最關鍵的一些經濟領域——如金融、能源、交通、電信、新聞出版等等——還遠遠沒有市場化。在政治改革之前，人們甚至也根本就看不到中國經濟真正市場化的最終前景。因為「一黨專政」由其貪婪本性使然，它必定要保留一些行政壟斷的關鍵領域以作為「一黨專政」的私家「自留地」之用。這就注定了經濟改革的市場化任務不可能徹底完成。
二是雖然以GDP和財政收入計量的經濟發展有相當不俗的表現，但它沒有也不可能解決發展的可持續性與公平性問題，它幾乎不敢正視「誰在發展」、「誰的發展」、「為誰發展」等社會敏感問題。如無民主政治，這些問題將永不可解。而一旦經濟發展停滯下來（這是很有可能的），這些問題勢將迅速惡化，直到不可收拾。所以，我們只能說：經濟改革尚未成功，發展前景未必看好。因政治的原因而使幾十上百年的經濟積累毀於一旦，這樣的事例在古今中外並不罕見，誠當引為中共借鑒。
第三，說「一黨專政」降低了經濟改革的政治風險、減少了「交易費用」、實現了社會穩定，這恐怕也只是一種幻想和假象。原因也有二：
一是「一黨專政」使得經濟改革成了政治腐敗的樂園。雖然強悍的專制政府為「權貴私有化」之類的「改革交易」提供了一定的政治安全，它阻止了失地農民、下崗工人們的維權努力，限制了「人民群眾」在改革中的討價還價能力，但是，它並沒有真正減少改革的「交易費用」。相反，它支付了比民主法治的「產權交易」高昂得多的「腐敗損失」（也許中共官僚不認為這是「損失」而當成是「收益」）。事實上，改革與腐敗隨波逐流、水漲船高，腐敗已經成為「一黨專政」政體在改革時代固定不變的聯繫結構和唯一的生存方式。如無政治改革，這種情形必將繼續下去，直至市場傾覆或政治翻盤，此外並無第三解。
二是「一黨專政」沒有、也不可能為經濟改革提供長久可靠的政治保障。因為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畢竟不同於其他類型的一黨政治——比如新加坡的一黨制或民主轉型之前台灣的國民黨一黨制，它終究是一個遺傳了馬列斯毛政治基因的統治集團，是一個以「公有」、「共產」為正式目標的「社會主義政黨」。無論如何，除非改名易幟、脫胎換骨，否則，共產黨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是名不正言不順的，它帶給經濟改革的，只有短期的政治安全，卻是長期的政治隱患。鄧小平主張「不爭論」，但中共內部左與右、社與資的爭論從來也沒有停息過。如無政治改革，這種爭論必將伴隨經濟改革的全程，直至爭論使得政局僵持、使得改革夭折。
根據以上幾個方面，我們完全可以得出結論：如果不對「一黨專政」的舊政體進行實質性的重大改革，經濟改革絕不可能單獨推進、獨自完成。
──原載《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