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0日訊】（大紀元記者蕭勤墨爾本報導）2007年3月31日，由民主中國陣線、中國民運墨爾本聯盟、中國自由民主黨、自由中國等多家民運與人權團體聯合發起舉辦的，「澳大利亞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論壇」成立大會，在墨爾本凱悅酒店舉行。除四位海外資深民主人士之外，包括澳大利亞政要及學術界權威人士在內的七位西方人士，主持了本次大會，就中國的人權現狀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和揭示。這是墨爾本海外民運第一次與西方民主力量共同走到台前，攜手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也是以八九六四移民為主的旅澳的中國民運人士，再一次走進主流社會的視線。當天與會的約兩百名聽眾之中，中西人士各佔一半，說明即使在民間，中國民主化的問題也已超出了海內外華人的層面，而越來越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
會議前後，包括報紙、電台、電視台在內的多家澳洲英文媒體對大會進行了消息發佈及採訪報導，其中澳洲的全國性大報《澳洲人報》(Australia)發表了澳州著名國際事務分析家Greg Sheridan與大會相關的評論文章《Agents of change see a free China》。
梁友燦：海外民運走進西方主流社會
大會籌備組聯絡事務負責人，民主中國陣線副主席，墨爾本民運聯盟核心人物之一，梁友燦先生說，本次大會，最大的收穫就是在澳洲主流社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他說：「前不久，澳大利亞聯邦參議院的一個委員會出台了一份澳中關係報告，參議院組織了許多專家學者進行聽證，從聽證會中我們發現不少人對中國的民主人權問題都比較關注，因此我們有了搭建一個討論中國問題的平台的意向，應該說，我們是看準了這個天時。
從地緣上說，澳大利亞是亞太地區最大，最成熟，歷史最悠久的民主國家之一，相比歐美，澳大利亞和中國較近，它也認為有這個義務從價值觀上來推動中國民主進程，一個民主中國符合中國的利益、澳洲的利益甚至全世界的利益。
在前期準備工作中，我們向所有聯邦和州議員進行了信息發佈；開會前一週，我們在堪培拉與參眾兩院共同組成的聯合委員會一起，舉行了中國民主問題聽證會；在籌備過程中，我們還與許多關心中國問題的專家學者進行了廣泛接觸；在大會上我們邀請的演講嘉賓，分別就中國的人權狀況、維權運動現狀、香港普選問題、法輪功問題面向主流社會進行揭示。我們的目的就是要重新喚起澳洲社會對中國民主人權的關注，而不是一味的執行現在的貿易外交政策。事實上西方政要及學術界他們都對我們所提供的中國真實人權和民生狀況表示出了極大的興趣，直接的面對面的交談和公開的研討形式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支持與合作的意願強烈。這也更堅定了我們走「向外聯合，構建國際壓力網絡」路線的信心和決心。我們計劃今後每年在澳大利亞至少都要舉辦一次這樣的論壇。06年柏林大會以後，日本和澳洲的支持中國民主化論壇都相繼成立，將來在歐美主要的聯合國常任理事國都會成立這樣的論壇。」
郝鳳軍：抓住契機推動民主，事業成功重在人和
大會籌備組另一位主要負責人，前中國警官郝鳳軍先生則表示，「一個獨裁的政府是不可信的，它的崛起是對全世界愛好民主和平的國家的威脅。特別是中國對南太平洋島國的滲透和經濟掠奪，已經威脅到了澳大利亞本土的安全，我們想通過這個平台，提醒澳紐政府，關注中共的政治、經濟、思想的侵略，所以我們希望澳紐政府政要大力參與到中國的民主事業中來，只有參與了，才能更清楚瞭解中共的這種不可告人的意圖，同時我們也需要吸收借鑒西方民主國家的經驗。
澳大利亞今年是大選年，九月份亞太經合會議將在澳大利亞召開，我們認為這都將是推動中國民主的一個契機。」
此外，他認為，一件事情的成功與否，最重要的在於人和。他說，「我在國內時，非常清楚中共打壓民運組織所採取的，無非就是物質、金錢、特務、離間、分化瓦解這些非常卑劣的手段，海外民運，差強人意。可是當我出走後來到墨爾本，我感到在這裡的民運人士、異見人士、人權團體之間，人與人之間有著非常良好的關係，這是我所沒有想像到的。墨爾本民運聯盟是一個沒有黨派之分，非常有協作精神的團體，互相之間沒有猜疑、防範，大家是為著同一個目標——民主中國在奮鬥。這次大會的成功還得到了新西蘭、悉尼等地民運人士的大力支持和配合。
我總覺得，『正人先正己』，如果自己行得正，坐得端，本著做實事的精神，從大處著想，放下個人的名和利，每一個人都為別人多想一些，就不會給中共以可乘之機。這次大會背後的每個人，都體現了這種精神，這是大會成功的重要原因。」
高建：收穫不必在我，耕耘我在其中
大會籌備組負責人高建，中國自由民主黨副主席，墨爾本民運聯盟核心人物之一，與梁友燦一樣，也是八九移民的「老民運」。對於海外民運與西方政要聯手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他認為，中共對國內是一套對國外是另一套，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實際上他們最在乎的就是西方社會的壓力，而海外民運與西方政要聯手給中共施壓，恰恰就是打到了中共的痛處。
他表示，「墨爾本民運之所以能夠有這樣的協作精神，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法輪功學員的啟發，大家經常一起討論法輪功學員為甚麼能夠那麼團結，那麼無私，最後我們一致達成共識，我們做民運，就要做到『收穫不必在我，耕耘我在其中』，有這樣的心態，沒有做不成的事情，這次的大會證明了這一點。這次的大會，我們民運主要起到的是搭台的作用，只要能達到效果，不在乎哪個黨派自己的主張。這次的會議目的主要是讓西方的政治家和媒體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讓他們來談效果會更好，其它地區來的民運人士也說非常感動，非常受啟發，並稱之為墨爾本經驗，我覺得很欣慰。」
作為十幾年來一直走在民運路上的八九移民，高建說，「過去我們說過這樣一句話，當六四的槍聲響起以後，我們就和共產黨徹底決裂了，六四問題不解決，我們和共產黨沒完。我們做出了這樣的承諾，我們也一直在這樣做，十幾年一路走來，從未回過頭。我們也要向西方社會表明，在民主這個概念上，沒有東西方之分，中國人對民主的追求和西方人是沒有區別的。至於說西方社會怎麼看我們，的確，很多中國人在槍響之後，為了拿身份，上街遊行，當身份解決以後，卻走進中領館成為座上賓，往來於中澳之間，令西方人對中國人的人格的看法上產生了很大的偏差，而我們的行為至少糾正了這種偏差。」
高建：建立在理解包容合作基礎上的新民運
今天墨爾本民運人對於民運的理解和運作方式與十幾年前相比也有了實質性的不同。高建說，「以前我們做民運，是集中在華人之間，街頭政治比較多，內耗很厲害，帶有很大的功利性。那時的民運，浸染了很多黨文化，用共產黨的思維方式來搞民運。現在我們成熟多了，知道了甚麼叫包容，甚麼叫理解，甚麼叫合作。我們墨爾本民運這些人，歷史上就來自不同的派別，也有過很多的矛盾。我們這些人在當時的民運大潮中實際上沒有一個是領袖，可是最後當我們這些所剩不多的『草根』重新聚集起來的時候，我們有一種十分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就是要把墨爾本民運這面旗幟重新扛起來，因為實現中國民主化是我們共同的理念，這點上大家毫無疑義。在這個基礎上大家不斷的磨合，最後成為一個新的來自不同組織的團隊。墨爾本民運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先做朋友再搞民運，道德品格是我們考慮合作的前提。這也是我們大家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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