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5日訊】“發展就是硬道理”，曾是鄧小平傳承給中共領導人借經濟增長維護制度合法性的武林秘笈，無論是江澤民還是胡錦濤，都將其視為最高聖旨心領神會，似乎中國一天沒有犧牲環境、資源與正義的經濟發展，就一天無法證明其制度的“優越性”。據說，中國今日的“經濟成就”，無不是由這個道理支撐的。頗為巧合的是，就在德國舉行的八國集團與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對話會上，有關氣候與溫室氣體減排的話題，正從國際政治經濟的角度，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提出了全新質疑的同時，中國無錫太湖又爆發了由“藍藻”事件引發的水源危機與人心恐慌，並由此敲響了中國經濟高增長式的“發展就是硬道理”的警鐘。
眼下，正值中共“17大”召開在即，全民瘋狂炒股，經濟泡沫爆脹，“太湖藍藻”事件又象瘟神一樣傳遍了中國大江南北乃至大街小巷。從5月29日開始，江蘇省無錫市城區大批市民家中的自來水水質突然發生變化，並伴有難聞的氣味，無法正常飲用，自來水已經呈現出淡黃的顏色。此據媒體報導，無錫市自來水發出臭味的直接原因就是近來太湖流域無錫段一種被稱為“藍藻”的藻類植物大規模的爆發，而高溫天氣和陽光的暴曬導致“藍藻”在岸邊死亡、腐爛，發出刺鼻的臭味，污染了全部湖水。於是市民紛紛搶購純淨水和麵包，整個無錫都籠罩在水污染危機的巨大陰影之中，而且這種陰影引發連鎖反應，正在向全國蔓延。而當局的對應之策，就是緊急啟用長江調水。偌大的一個太湖，竟然淪落到需要從長江引水“洗澡”，人們不禁要問，這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
近些年來，長江呈現污染不斷加劇的態勢，上游、中游、下游的城市，由“發展就是硬道理”導致的化工、造紙、冶金等重污染企業蜂擁而上，長江污染加劇的報告以及周邊城市老百姓的反映接連不斷。目前太湖污染可以借長江“清洗”，但長江也正在被嚴重污染了，環境資源危機正在成為中國人迫在眉睫的嚴峻挑戰。無容置疑，這場突如其來的“太湖藍藻”水危機，就是環境被破壞的最現實力證，實屬當地政府片面追求GDP政績，忽視環境監護之過。然而，事件發生後，無錫市政府卻推諉責任，將其定性為一場“突發的自然災害”，以此為藉口強調其“不可抗力的因素”，純系掩耳盜鈴。
在上世紀90年代，國家便提出的“2000年太湖水變清”目標，當時估算每年進入河道和湖泊的生活污水的年排放量也只有3.2億立方米左右。而到了2000年，近似瘋狂的追求產值利潤所導致的排放污水量卻增加了5倍！2005年，太湖一期治理工程落下帷幕，總共投資約人民幣100億元。但遺憾的是，太湖治理的速度顯然趕不上追求“GDP”發展所導致的污染速度。這些年來，無錫等地的太湖地區就把化工業作為支柱產業，使得大大小小的化工、電鍍、印染等企業如雨後春筍，分佈在這個地區，數以千計的污染企業沿太湖一字排開，污水直接排放到太湖裏。而更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所謂投資汙水處理項目，竟成為新的污染源。去年太湖環保局在對太湖上游28個污染源排污口的調查監測中就發現，廢污水超標次數達到或超過50％的16家公司中，竟然包括了2家汙水處理廠。
如果說生活污水和工業廢水的排放還是個長期歷史問題，那麼如今與太湖相連的蠡湖一帶日漸瘋狂的房地產開發，則是城市環境污染的更大災害。在濱湖區蠡湖沿岸，在“發展就是硬道理”的口號下，房地產開發大肆圈地，地毯般的轟炸。大量工地正在忙著開工，造城造鎮造樓盤一擁而上。有關資料顯示，太湖地區人口密度已達每平方公里1000人左右，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2007年3月30日，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國際環境技術中心公開的《太湖水環境狀況及水質修復評估報告》認為，無論是蠡湖、梅梁湖，還是整個太湖流域，水質惡化，都是伴隨著城市化進程開始的。高密度人群的聚居、人類頻繁的活動，都對湖泊造成了重要的影響。這是太湖地區“發展就是硬道理”的現實，也是全中國“發展就是硬道理”的現實。例如青島，“頤中房地產開發”在政府的庇護下，已經把大量高層樓群建到了風景秀麗的福山半腰，以至於人們無法再仰視福山美景。中國工程院院士劉鴻亮指出，城市化進程加快、外來人口增多使得城市生活污水量迅速增大。無錫太湖又爆發“藍藻事件”，就是城市化過快潛伏的危機，而非偶然。
其實，受到水資源污染的又何只太湖？五大淡水湖的其他四湖鄱陽湖、洞庭湖、洪澤湖、巢湖的污染也都已經非常嚴重，山東的微山湖基本已經廢了，雲南的滇池也都臭了……而在海河流域，更無原始意義上的水質，如今那裏流動的全是污垢。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靠用水庫蓄水，濟南泉水幾經幹竭，青島人喝的卻是黃河水，河北的廣大中小城市和農村靠的則是深層地下水，而這種地下水的補充非常困難，目前已經嚴重超采，人們喝的已是子孫的水了。
目前，中國“發展就是硬道理”推動的經濟高增長所造成的環境危機，日呈複合型、壓縮型、結構型且又惡性循環的特徵。胡溫時代雖提出“科學發展觀”，但仍未改變殺雞取蛋的經濟高增長勢頭。發達國家在上百年逐步出現、分階段解決的環境問題，在我國僅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進行掠奪式發展，就導致環境危機連連爆發。近些年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可謂突飛猛進。此據國家統計資料顯示，從1990年到2001年，中國石油消費量增長100％，天然氣增長92％，鋼增長143％，銅增長189％，鋁增長380％，鋅增長311％，十種有色金屬增長276％。這樣的消耗速度，迅速耗盡了國內的資源。中國人口占世界21％，但石油儲量僅占世界1.8％，天然氣占0.7％，鐵礦石不足9％，銅礦不足5％，鋁土礦不足2％。到今天，我們已經不可能靠國內資源來支撐今後的發展。從消費總量看，到2010年，我國的石油對外依存度將達到57％，鐵礦石將達到57％，銅將達到70％，鋁將達80％。如此“發展就是硬道理”所導致的生態破壞與環境污染，已達觸目驚心的地步。生態破壞主要表現在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草場退化、森林資源危機、水資源短缺、生物多樣性減少等方面。我國現有荒漠化土地面積267.4萬多平方公里，占國土總面積的27.9％，而且每年仍在增加1萬多平方公里；我國18個省的471個縣，近4億人口的耕地和家園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脅；我國目前的廢水排放總量為439.5億噸，超過環境容量的82％；我國七大江河水系，劣五類水質占40.9％，75％的湖泊出現不同程度的富營養化；我國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其中100多個城市嚴重缺水；我國廢氣中二氧化硫排放量為1927萬噸，煙塵排放量為1013萬噸，工業粉塵排放量為941萬噸，人民身體健康受到嚴重損害。根據《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中透露的數字，1994年中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為40.6億噸二氧化碳當量，2004年則達到了61億噸二氧化碳當量。10年間中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增長了20億噸，年均增長率約為4%.而另有資料顯示，我國1/3的國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2/5成為劣五類水，3億多農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億多城市居民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1500萬人因此得上支氣管炎和呼吸道癌症。有人計算，2003年我國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經濟損失占當年GDP的15%.而根據世界銀行按照目前發展趨勢所做的預計，2020年中國僅燃煤污染一項導致的疾病，需付出的經濟代價就高達3900億美元，占當前國內生產總值的13％。
哲學家薩特“匱乏理論”認為，供給人類生存的自然資源的總是有限的“在任何情況下，鬥爭都是根源於匱乏，無論這種匱乏是以何種方式表現出來的”。其實環境問題說到底是人與人的利益衝突，這種衝突來自自然環境承載力的有限性與人類個體追求自身利益極大化的天然本性之間的矛盾。當一部分人過度使用環境的時候，其他人使用同類環境資源的利益就受到了擠壓或損害，環境問題資源問題也就激化了，因而這也是個價值觀意義上的是否公平問題和制度上的是否民主的問題。從這個角度看，環境問題就是一個政治問題。
然而，鄧小平要擺脫對其執政合法性的法理追問，特別是在“6、4”之後，不惜用經濟壓倒政治，用“發展就是硬道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策略，將“滿足需要而不滿足貪婪”的規則，改寫成：“滿足少數人的貪婪，而不滿足多數人的需求”。於是當今中國，貪污腐敗，兩極分化，社會矛盾加劇。而政府主導型經濟，則完全背離了市場優化整合資源的自然方向，已經演變成典型的雙向掠奪經濟：一方面是掠奪自然資源，大量圈地、採礦、捕撈；另一方面則是對普通百姓利益的擠壓、盤剝、掠奪。在一種“以錢為本”的社會中，當權力為私利而謀，其違法腐敗的行為就屢見不鮮，各種殺雞取蛋的經濟行為就會屢禁不止。
如今，環保的困境仍在繼續加劇。其實，環境資源和所有公共物品一樣，通常有三種治理方案：其一，通過產權明晰讓所有資源都有明確的主人，這就是個制度問題；其二，通過權力責任與制衡，來杜絕對公有資源的嚴重破壞和消耗，這也是個制度問題；其三，通過民間社會的自我組織，來實現對公共物品的自主治理，這還是個制度問題。因而，中國目前所爆發的環境危機，說到底還是個制度問題。然而，中國在經濟高速增長的今天，基礎性的產權制度至今未能明晰，不論是環境資源，還是國有資產，都因產權所有者的實際缺位，而陷入貪婪使用與難以遏制的流失。在許多地方，正是國有大中型企業成為了無法監督，難以根除的污染大戶。與此同時，由於公權力不民主，政府權力缺乏監督，常常為市場力量所收買，或是畸形的政績激勵著GDP主義興盛。更有甚者，政府自己瀆職失守，還打壓、限制民間環保力量的自治空間，使民間的環保努力，難以發揮作用。在這樣的制度面前，豈能不發生“太湖藍藻”之禍。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發現，中共近30年的所謂“改革開放”的出發點，就是試圖借“發展就是硬道理”的經濟增長，來維護政治上已無法自圓其說的制度合法性。然而，現在經濟增長卻和社會腐敗、生態破壞、環境污染同步發展，已經徹底打破了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神話。其實人世間最不能做的莫過於挖祖墳和斷子孫兩件事。而這些年來中共不顧一切地貫徹的“發展就是硬道理”的經濟高增長模式，實質上就是一條長期靠透資國力，斷子孫飯的，以輸出生態資源的高消耗、高成本，高環境破壞為代價，來維持的粗放型、掠奪性這樣一條自殺式經濟增長模式。生態環境涉及人口、資源、社會、政治、經濟各個領域，具有內在的規律性。人類活動破壞環境，環境必報復人類。因此，發展必須有節制，這才是一條恒古不變的“硬道理”。經濟活動只有既遵循經濟規律，又遵循生態規律，才能可持續發展。當今中共引以自誇的經濟高速發展，恰恰不是什麼最大的業績，而是最大的危機。中國式的經濟發展速度，絕非民生福音。
已經發生的所有無情事實足已證明：中國式的經濟高增長，就是一種斷子孫後路的發展模式；而“太湖藍藻”事件的政治啟示，就在於實實在在地點擊了“發展就是硬道理”的死穴。今天，那些政府GDP高增長的“輝煌紀錄”，恰恰正是明天的子孫們清算他們殺雞取蛋式經濟高增長政策的帳本。
轉自《新世紀新聞網》(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