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4日訊】如今中國“大蓋帽滿街跑”，時時讓民眾感到權力的壓制，而最近由“打出城管威風”口號釀成五分鐘打死人的暴力執法，再次讓人們感受到“大蓋帽”統治的“威風”。本文由此而聯想到中國的“頂戴文化”與“大蓋帽”統治。在我們這個國家，本來就是一個“頂戴文化”體現的“官本位”國家。所謂“官本位”，是指這個國家的社會價值觀是以“官”來定位的，官大的社會價值高，官小的身價自然小，與官不相干的職業則比照“官”來定位各自的價值，“官本位”是與頂戴帽飾相聯繫的，而“帽飾級別”是體現“官本位”的最基本方式。封建王朝的“官”被分為九個“級別”，通稱為“九品”，不同級別的官有不同的“烏紗帽”。 “烏紗帽”冠冕堂皇，威風凜凜。凡衙門升堂，大人都要頭戴高冠，正襟危坐，兩邊打手手持刑具，一字排開，口喊“威武”，以示權力至高無上。唐人杜佑《通典》雲“隋文帝開皇初，嘗著烏紗帽…”，烏紗帽後來就成為中國官僚等級文化的象徵。
“官本位”社會崇尚的就是頂戴上的官僚文化。觀看和閱讀古代的文物以及書籍，我們發現，帽子從一發明就是跟“權力”和“地位”聯繫在一起，體現的是它的象徵價值。在中國，據說是華夏始祖黃帝首先發明瞭頂戴。這時的頂戴應該叫“冠”和“冕”，只有帝王和文武大臣可以有頂戴，表示其地位和權力的大小，形成一種科層官僚秩序，就這是中國最早的冠冕制度。古書《釋名》有曰”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可見古代只有士以上的人才可以帶帽子，其他平民百姓都沒有戴帽子的權利！皇帝的頂戴一律叫“通天冠”當然還有其他細化的規定。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像孔子，孟子這樣的大學者也不能戴帽子，而是用“帕頭”裹頂，而且教育學生要樹立“軒冕之志”，軒是車子，冕就是頂戴，就是當官治天下，當時坐車子和戴頂戴是官員的一種特權。由此可見，中國官場歷來以頂戴錶現身份與級別，官大一級壓死人，君臣之別在冠，官民之別也在冠，從上至下形成了權力體系的金字塔。可以說“頂戴文化”，一級奴一級，全面排斥了人人平等的社會地位和國家管理的民主傾向，結構出一種主奴狀態的“支配——服從”社會模式。
在中國的國粹京劇藝術中，頂戴是一種臉譜化的標誌，它在參與人物心理描繪也反映了這樣的形象語言——文官頭戴方形帽翅的烏紗帽，而丑角頭戴圓形的烏紗帽。從帽子上可以直接看出人物的性格與社會角色。中的少數民族維吾爾族的頂戴，很久以前也像征權力和榮譽，帽子上的花紋越美，主人的地位就越高，那時候，國王和皇族的帽子上都鑲滿了奇珍異寶。
頂戴作為中國統治階級內部地位和權力的標示和象徵，雖經歷朝歷代樣式起了很大的變化，但權力和地位的象徵意義卻始終沒有變化，只是其標識更加細化，更加精確，直到清朝開始使用大蓋帽形式。中國歷史上行政官吏最早使用大蓋帽的要數降臣洪成疇為清朝官吏設計的官服制式——圓蓋頂戴花翎大蓋帽的威嚴，加上耀武揚威的鳴鑼開道，以展示使天下服威的權力形象，體現滿清王朝及其官吏高高在上，一統江山的淫威和特權。到了袁世凱組建新軍時，官方開始倣傚西方，改革軍制，開始了軍人的大蓋帽制服。但當時僅限於軍服。辛亥暴力革命以後，在形式上建立起現代國家體制，具有強烈的暴力國家機器特徵的員警和軍隊才有職銜制式服裝和大蓋帽，藉以體現軍人的特定職業是以一級服從一級的命令為天職的。這種管理模式中的個人意志被限制在為發揮團體職能所必須的號令和首長指揮意旨的位階之下。
中共“革命”時，曾一度消除了頂戴級別，甚至在軍隊內也是紅星一色，沒有職銜區別。中共建國後，實行過軍銜服，但文革又被廢棄。然而，中共改革開放一夜之間全面復興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頂戴文化”，凡政府執法部門大多賦予了不同樣式的頂戴花翎，進入了一個行政官吏氾濫的“大蓋帽”時代，藉以凸顯官員高於平民百姓的權威，成為官與民對立的一種政治標誌。中共如此制度設計，無非要證明”民”的頭頂是平的，沒有戴大蓋帽的等級身份資格，而凡黨賦予了大蓋帽的人做什麼都被認為是“頭上戴法的”，似乎法律借助於大蓋帽給了具體人的治民威懾力和特權，由此便形成了承接封建傳統主奴狀態的“支配——服從”社會模式。這種現代化行政執法大蓋帽形式的內涵，充分透示著軍警式的管理模式及暴力強制特徵。在當今文明世界，各國通行文官都不著大蓋帽制服；在民主社會中，官與民的關係雖然體現為管理與被管理，但就公務員個人和行政管理相對人的人格而言都是平等的。這就決定了公務員和行政執法部門不應具有任何外在特權標識，否則就構成了對公民平等權的藐視和踐踏。然而，我們今天“大蓋帽滿街跑”的現實，竟與現代文明反其道而行之，傳承其封建等級觀念下的“頂戴文化”。
現實中國，實質上是在推行以“大蓋帽”形式為特徵的軍警化管理體制，這種“大蓋帽”統治，閹割了公務員制度的民主性，繼承和發揮了威懾老百姓的封建“頂戴文化”內涵。當前的老百姓戲稱行政執法戴大蓋帽的八大部門為“八國聯軍”，而在這個隊伍中最野蠻的“打砸搶”執法者就是“城管”了。作者曾在自己的故鄉煙台市，親睹城管執法人員在幸福河大馬路上開著大車，將一位景德鎮生意人在那裡賣高檔瓷器的攤點哄搶了。市民們當時氣不過打電話給市政府與電視台，他們當即都表示要調查，但事後竟無人過問。而最新的一個例證，則是不久前發生在天門市一個用手機拍攝城管人員與農民衝突的過路人，被幾十名城管人員當街活活打死。其實城管打死人已經不算什麼新聞了，國內媒體早就多有報導。然而，卻不見中央對他們有過什麼制度上的治理，因而他們才會肆意無忌，至今依然信奉頭頂的大蓋帽象徵權力至上和暴力權威，所以他們的公開口號就是“打出城管威風”。筆者曾一再沉思他們竟敢公然當街斃命百姓，其底氣究竟從何而來？難倒不是他們頭頂的那個不受制約的大蓋帽嗎？我的問題是：這頂帽子究竟是誰給他們的，是人民嗎？
凡政權都有維持社會秩序的職能，必要時也會借助於一定程度的暴力維持治安。但在文明國家行使暴力的機構應是軍隊與員警（軍隊主要對外），而且必須依法與恰當，也即使用暴力的正當性。但我國法律賦予使用暴力的機關擴大到檢察院、法院和武警，今天城管竟也在毫無法律依據的情況下成為行使暴力的機構。不少輿論指責一些地方的城管配備棍棒、配備PDA終端、防刺背心、頭盔、防割手套、辣椒水……。可見今日中國的暴力機關與大蓋帽一樣氾濫，由此也就不難發現承接著傳統“頂戴文化”的當今大蓋帽統治，才是城管公然當街斃命百姓的真正制度性原因。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