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家貞:恐懼,我的不治之症

齊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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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14日訊】此地《太陽聯合報》登過一篇文章,講了個有趣的故事。

澳洲的牧場,通常是用電網把場地圈起來,在某處留個缺口裝上欄柵門供主人開啟進出,牛群羊群就規規矩矩圈住了。

有個養牛的農場,由於某種原因,需要留兩個進出口讓車輛和人群隨時通過,欄柵門不適用。主人頗費思索想出了個兩全之計,他在出口處做了兩個旱橋,橋面木欄柵的間距大於牛的腳蹄,車輛人群可以自由來去,牛的腳一踏上去走不了幾步,蹄子就會陷進木欄柵,笨重的身體使他們根本無法自拔,常常痛得嗷嗷叫,要好一陣才有人來解救。皮肉掛綵算小事,腳給蹩斷也時有發生。

起初,這隻牛試了那隻牛試,還是不斷有牛想鑽旱橋的空子投奔自由。結果無一例外都以失敗告終。每當這種事發生,受傷牛恐怖的慘叫聲,傳得很遠,所有的牛都能聽到。

一段時間之後,沒有一隻牛膽敢走上那座旱橋了。

牛的問題解決了,人的問題出來了。小孩的腳和女人的高跟鞋被旱橋無情地蹩進去,也會受傷,如果不小心掉下東西,揀起來也不容易。

想出了個更聰明的辦法。他們把橋拆除,把地填平,畫了座旱橋在上面,一根一根畫的木欄柵以假亂真。

牛群甩著尾巴站在遠處觀望,不敢越「旱橋」一步。非但如此,連生下來的小牛也一樣,他們站在父母身邊,一步不敢向前跨越。

牛們一定有牛語:孩子啊,別!

動物的恐怖可以傳染,往往通過痛苦恐怖的慘叫,上一代傳給下一代,代代相傳。

畫的旱橋一直起著真旱橋的威懾作用。

人難道不是一樣?

回憶我的恐怖,最早是51年初鎮壓反革命,經常槍斃人,殺人的大田灣廣場就在我家不遠。聽見一連串槍響,第二天報上就看到照片,一大排人身子往前撲倒,雙手捆綁在背後,少的二、三十人,多的八、九十個。晚上走過大田灣就想起被殺死的人就想起鬼,恐怖得直往人群裡鑽。那時我十歲。

不久,重慶鐵路局打虎隊三男一女,每天來學校逼迫我交代父親的「貪汙」罪行。幾個星期下來,我對這四個大人已經恐怖得談虎色變。

在《自由神的眼淚》裡有一段記錄:

「52年初的一個夜晚,謝媽媽把我喊到後院天井,當時正值隆冬,我穿得很多,外面還套了一件黑色的狗皮大衣,相當暖和。謝媽媽輕聲告訴我:『家貞,今天晚上7點半,鐵路局那六個人要來看你。』這一生中,我只見過一個人被嚇成這副樣子,那就是我自己。我一聽,嚇得魂不附體,周身頓時發冷,劇烈地顫抖不停,兩排牙齒狠命地咯咯咯打架,好像上足了發條,怎麼也停不下來。」

我的恐懼就是從孩童時期開始的。後來的恐懼其實很多很多,但是因為恐懼得「皮厚了」,恐懼得產生了「抗藥性」,以至於自己完全感覺不到自己在恐懼了。

87年我來到澳洲,環境不可同日而語了,我發現,我還在恐懼,它始終在那裡。

91年,父親讀了報上登的消息,他從美國洛杉磯寫信來,告訴我他想去美國國會當證人,他知道四川省二監和新生勞動工廠都出口勞改產品。

我一聽,嚇得半死,寫信嫌太慢,我馬上打電話。氣急敗壞地質問:「難道你認為我們一家人,特別是幾個弟弟還被你、被我整得不夠慘嗎?難道你想把他們的下一代再同樣地整一遍嗎?我們再不小心,他們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父親放棄。

其實,這是父親和我的共識,我們出國前就對自己作好了規定。

父親忍辱負重、苟且偷生35年,千方百計出了國。本以為就可以對深惡痛絕的黨說「不」了。可是出國14年,直到他逝世,父親一直保持沉默,不敢有所作為,恐懼始終盤踞在他心裡。75歲的父親,只捨得花一、兩元錢買二手衣鞋穿,他甚至揀垃圾桶裡的麵包吃,「6.4」血案後,他捐了不少錢給民運組織和民運人士,也只敢陰悄悄進行,一大包賬單收據,是他逝世後我清理遺物時發現的。

自由世界裡還是不自由,因為恐懼。

我在澳洲,躲在「防空洞」裡十幾年,不願意結交朋友,不願意別人知道我曾經坐過牢。懼怕黨整不了我,去整我的弟弟。

「6.4」一週年的某上午,我悄悄去墨市禮堂聽萬潤南、吾爾開希紀念「6.4」的報告,還遞了個詢問天安門屠殺人數的條子。當晚,分租房子的室友從她房間裡跑出來,「齊家貞,我在電視新聞上看見你了。」我大吃一驚,我怎麼沒發現有人錄像!再一想,她是新加坡人,不會檢舉我,才放下心來。第二天上班,一個同事說,Helen,你當明星上電視了。我倒抽半口氣才想起他是澳洲人,不怕。

92年,我帶著女兒一起去聽吳弘達作報告。他先提了個問題:「在座的人裡有沒有勞改過的,或者有親人勞改過?有,請舉手。」

我轉過頭望會場,看看有沒有別的人和我一樣勞改過。轉回頭,卻發現我12歲的女兒出賣了我,她舉手望著我好生奇怪,為什麼媽媽不。

99年去美國參加了吳弘達主辦的《勞改研討會》,我圖痛快劈劈啪啪發了個言。跑回墨爾本假裝沒事,一字不提,還但願領事館對此一無所知。

第二年,香港出版了我的《自由神的眼淚》,我既希望此書廣為人知,又不想墨爾本人發現此地有個齊家貞

2005年初,我參加了《大紀元》舉辦的《九評研討會》。走在路上我還在猶豫,去還是不去?去!發言還是不發言?不!

我沒管住自己,發了言,不是小發,而是大發。要發就發個痛快,發個徹底!講的題目就是《我還生活在恐懼之中》。當時,我有一種完蛋就完蛋的衝動,豁出去拉倒。懼怕了半個世紀,我還有多少年好活,難道要懼怕到死?不行,我懶得怕了。

恐懼的程度在慢慢減輕。但是,別以為,我就一點不恐懼了。

不是的,它依然還在。

反動面目大暴露後,我開始心虛,不敢再去墨爾本領事館辦簽證,怕那些官員認出了我,給我看他們惡狠狠的面孔,這會使我想起我20歲時的審訊員王文德,還怕他們把我的護照從窗口扔出來……

奇怪的是,象牛們的恐懼一樣,它也傳染給周圍的人,哪怕他們不曾恐懼過。我特別要說的是我的老公,一個土生土長神經正常的澳洲人。

他叫伊恩,我們從認識到結婚已經13年,我內裡的恐懼是怎樣一點一滴傳染給他的,我自己也搞不清。只知道我毫不隱瞞我個人、我父母親和四個弟弟的一切。他是我《自由神的眼淚》英譯本(由我女兒翻譯)的第一個讀者,讀完了整本書。

想不到,這些,竟然使他的恐懼症比我更嚴重。

2004年6月4號,我建議伊恩和我一起去墨爾本領事館前,參加晚上7點半在那裡舉行的天安門屠殺15週年燭光紀念會。剛把加油站賣掉,我們第一次有機會參加這樣的集會,以為伊恩會很樂意前往。豈知他說,「噢,我才不去,他們要錄像。你們去的全是中國人,他們一眼就把我這個大鼻子認出來了。」我問,「認出來了,又能把你怎麼樣?」他說,「我還想去中國旅遊,他們不給我簽證。」

嫁給他以後,只要我離開澳洲,他就開始不放心。早幾年,我回過幾次中國,他每晚一個電話,弄實在齊家貞沒給communism(共產主義)抓走。有時候去了別的國家,不方便打電話,沒聽到我的聲音,他就開始緊張,就覺得預後不良。一次,我去香港參加書展,有的事想確定後才電話給他,他等不及了,請我朋友打電話到《香港明報》出版社打聽我的下落。這邊講國語,那邊講廣東話,誰也聽不懂誰,他急死了。

怎麼勸解他,齊家貞是smallpotato(小土豆,小人物),他們的注意力遠遠輪不到我身上,伊恩就是不信,就是停止不了恐懼,「好像上足了發條,怎麼也停不下來」。

今年7月上旬,我去非洲塞內加爾達卡參加國際筆會年會,開會、路途、在倫敦的耽擱,總共12天沒給伊恩電話。當我打給他時,滿以為這麼多天才收到電話,他一定非常興奮快樂,沒想到傳進耳朵的是一個病人的聲音──伊恩緊張焦急得幾乎相信,我已經給中共綁架了,差一點去警察局報警。

至於平時,電腦有細菌出問題,他相信是共黨在搞鬼;車停在加油站前人留在車裡寫東西、有人拍我們店的照片,他懷疑是特務在蒐集資料……

難為這個「皮還沒練厚」、尚未產生「抗藥性」的澳洲人,一個被我戲稱為「大象」的巨人,染上了恐懼症,恐懼得比我這個小女子還厲害。而且,他或許和我一樣,也將恐懼一輩子。

在中國的恐懼,來自於真的「旱橋」。
在澳洲的恐懼,來自於畫的「旱橋」。

真的「旱橋」畫的「旱橋」拆除了,腦子裡還有想像的「旱橋」。

轉自《開放》2008年1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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