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7日訊】(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楊家岱採訪報導)最近一期的《瞭望》雜誌指出，中國的收入差距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呈逐年擴大趨勢；勞動密集型企業和私營企業職工和農民工的收入過低，且增長緩慢。
《瞭望》雜誌表示，儘管政府不斷出台克服社會不公正的民生政策，中國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和不同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仍然過大。
加拿大拉瓦爾大學管理系教授蘇展表示，這些年來中國精英式的經濟發展造成日益拉大的貧富差距，中國政府現在已經發現這個問題—
蘇展：「四大差距就是城鄉、地區、行業、群體的差距，這是一個現實，這是非常嚴峻的問題。但是應該承認，胡錦濤這個班子上來以後，確實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了，那麼在1978年一直到2004年之前，這個問題基本上是被忽視了。
當然有它的原因，也就是當時鄧小平講過，允許一小部分人、地區先富起來，實際上就鑄成了這二十多年的經濟發展中間，是一種精英式的發展。也就是說，有能力的人、有權力的人、有關係的人，這些人發展起來了。中國政府承認這個問題，我想這是應該指出的。」
北京的經濟學家茅于軾就中國的貧富差距發表點評的時候表示，收入方面的地區差別是有目共睹的，行業差距是由壟斷造成的，但在他看來，城鄉差別並沒有繼續擴大—
茅于軾：「行業之間的差距主要是壟斷造成的。要沒有壟斷的話，人是可以流動的。現在壟斷行業的工資特別高，你想要進去是很困難的，進不去的。」
記者：「城鄉呢？」
茅于軾：「城鄉是一個歷史原因，中國從毛澤東時候就留下來的。現在中國已經好多了，比那個時候已經強多了，那個時候農民就是奴隸啊。現在農民可以進城了，有更多的自由了。所以實際上現在城鄉差別正在縮小，不是在擴大。」
記者：「茅教授，你說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在縮小，可是他們為什麼說是在擴大呢？」
茅于軾：「現在不光是我一個人，有很多人都認為收入差距在縮小啦。好幾個報告都講，現在剩餘勞動力已經消耗完了，所以現在的趨勢是，農民工的工資在上升很快。可能你知道我辦了一個保姆學校，保姆學校最近工資就漲了好快，最近這半年裡面就漲了一個月25塊錢。」
至於不同群體的收入差距，茅教授表示，這是市場經濟的普遍現象，而中國老百姓也在一定程度上認可這個差距；但是他主張利用稅收槓桿來遏制這個差距的擴大—
茅于軾：「這不是某個人造成的，這是市場造成的，你很難改變它。所以你要承認這種收入差距，我覺得中國人基本上也承認這個，比較認可的。大家都說姚明的收入高，誰也沒說姚明就可惡。」
記者：「姚明拿的是美國人的錢啊？」
茅于軾：「他在中國做了很多廣告，這些廣告大部分是中國的商品廣告。不光是姚明啊，還有劉祥什麼的，收入都很高的。另外，這些歌星還有主持人，收入都挺高的。如果我們對這個收入有意見的話，那你只能通過個人累計所得稅來解決它。但是，現在我們的所得稅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我們的稅是窮人付得多，富人付得少的。」
記者：「你有什麼辦法可以校正這個情況呢？」
茅于軾：「我提了好幾次這個意見了，我寫了好多文章，講我們這個稅收要改。 因為，我們的稅是按照消費來徵的。窮人的消費比例高，整個收入中間，他大部分都消費掉了；而富人的收入只有一部分拿來消費，其他都儲蓄起來了；所以，結果造成了富人納的稅從比例上講反而降低了。」
記者：「現在不是已經把個人所得稅起徵點提高到2千元了嗎？」
茅于軾：「他提高到2千，老早就應該提了。也不光是提高到2千，提高到8千元才對的。早先是800，個人所得稅的起徵點是800，那時候的800比現在8千還高啊。」
茅于軾表示，勞動密集型企業和私營企業職工以及農民工收入過低且增長緩慢是一個事實，但是政府現在拿不出什麼好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茅于軾：「這個東西沒有辦法的，這是誰也提不上來的，這是市場決定的工資。十七大的文件是要提高分配的公平性，你怎麼提高？你拿個辦法出來看看？」
記者：「政府能不能干預？」
茅于軾：「不能干預。政府干預的後果並不好。比如說，設一個最低工資線。如果這個最低工資線設得太低，等於沒有一樣。你設得太高，就造成了更多的失業。」
不久前剛從為中國一些企業老總和政府官員舉辦的MBA班講學回到加拿大的蘇展教授表示，中國企業負責人的社會公正意識有待加強—
蘇展：「你每次到中國去跟這些精英接觸的話，就會感覺到那些企業家包括有權力的人，他們並沒有把這個問題當作一個社會公正的問題的深度去理解。
比如說最簡單的，中國政府從今年1月1號實施的這個《勞動合同法》，你就看中國的所有企業，包括那些被中國政府認為是非常成功的榜樣企業，他們第一反應是什麼？就是怎麼去規避、怎麼去想辦法鑽空子，而沒有意識到《勞動合同法》是解決貧富不均、社會不公正的一個環節。
環節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就是怎麼稍微更好地保護一下弱勢群體？就這麼一個簡單的問題，你看從華為、從中國多少的企業，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怎麼去規避、怎麼去鑽空子？」(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