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9日訊】歷史的好玩之處在於，差不多同樣的事情，往往會反覆出現，人們經常在同樣的一個坑裡，被絆倒兩次，三次，甚至N次。前面跌跟頭的經歷，後面的人經常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甚了了，因此，再碰上這樣的坑，依舊還是摔。城市化是現代化的主旋律，雖然很多人不樂意聽，卻依然在一個又一個國家奏響，這個旋律最主要的樂章，是農民進城，顯然，這個樂章，包含了更刺耳的聲音，令先來的居民、尤其是城市管理者有點不愉快。
中國的城市化，在近代歷史上，有過兩次高潮，第一次是在上世紀的前半葉，第二次上世紀90年代開始，眼下正方興未艾。城市化的一個標誌就是城市人口的膨脹，當年如此，今天也如此，膨脹的主要貢獻，是外來人口的湧入，確切地說，就是農民的進城。儘管我們的現在的城市管理者，還固守著戶籍觀念，頑固地將多出來的幾百萬統計不太清楚的外來人，叫做「流動人口」，但膨脹，卻是誰也無法否認的事實。
流動人口這種現象，當年就出現過，在上海，許多農民進城，是劃著船來的，一家人白天到岸上謀生，晚上就住在船上，在蘇州河黃埔江上到處漂，屬於名副其實的「流動人口」。後來，船爛了，人還不想走，於是就把船抬到岸上來，用點泥巴糊一糊，「定居」了。同時，連船都沒有的人，也會揀一些竹子木片葦席，搭起棚子，這樣，上海的棚戶區就出現了。當年上海的棚戶區，就是今天很多痛恨拉美模式的人們所討厭的貧民窟，而且是比拉美的貧民窟惡劣到不知多少倍的貧民窟。無論上海當年的棚戶區，還是拉美國家的貧民窟，它們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都是城市犯罪，黃、賭、毒的淵藪，或者說，犯罪高發區，也是城市黑社會最肥沃的土壤。
熟悉上海歷史的人都知道，上海的黑社會，青紅幫，尤其是青幫，其迅猛發展主要在上世紀的2、30年代，青幫三大巨頭，黃金榮、杜月笙和張嘯林，在民初頭些年還默默無聞，到了30年代，就已經一跺腳上海亂顫了。而這些年，恰是上海人口急速膨脹的年份，從1910年的128萬漲到1936年的381萬餘，躍升為世界第五大都市。如果說，上海開埠以來，第一輪進城的人口中，還有大量為躲避太平天國戰亂的富裕人口，那麼，20、30年代湧入的人口中，絕大多數都是原來種地為生的農民，以江北地方的人為主。弔詭的是，儘管青幫屬於黑社會，但整個20世紀上半葉，真正維持棚戶區秩序，幫助工人、甚至資助組織工人罷工的，主要是幫會中人。
顯然，這跟當時的城市管理者的態度有關。無論租界還是華界，當局對於進城農民的居住問題，基本上無視這個問題的存在，開始限制棚戶區，甚至縱火燒掉一些棚戶，然後就放任不管。一些企業主，也跟現在的一樣，只為招來的農民工建工朋，男女分住，並不希望這些工人在上海安家，然而，這一切都沒有擋住農民進城就不走的趨勢，儘管棚戶區髒亂差，污水橫流，疾病滋生，但是，卻一片一片地冒了頭，成為上海20、30年代迅速膨脹出來的人口的主要居住場所。任何社區，都需要秩序，哪怕是很不正常的秩序，既然合法的管理者不管，那麼自然就會有黑社會的力量來管。在某種程度上，棚戶區的居民，對於黑社會的管理，也有一定的親和力。
住下來的進城農民，屬於城市的後來者，無權無勢，受到先來者的歧視，再所難免，但是，如果不讓這種歧視轉變成後來者對城市的敵意，就必須使他們產生對城市的歸屬感，認為自己屬於所在的城市，沒有歸屬感的人群，對所在城市，就往往意味著某種不安定因素，而黑社會，恰好迎合了這些人的某些不安份的情緒。而歸屬感的建立，一般依賴於三個條件，相對固定的住所，一份工作和孩子的教育。換句話說，能有一個比較安定的家，人也就安份了（目前珠三角地區日益猖獗的黑社會犯罪，在很大程度上，是沒有解決進城農民的安居問題）。其中，工作可以市場來解決，但是住所和教育，則非有公共投入不可。我們看到，1949年以後政府對上海已有的棚戶區進行了部分的改造，住進固定房屋的浦東和閘北區的居民，儘管在老上海眼裡仍然是「江北佬」，但他們對上海的自豪感，卻一點也不差。
現在的興建的廉租房，實際上就是在建城市貧民居住區，只是，目前的廉租房，還沒有把進城農民納入視野之中，但是，城市的居住問題，最大，最困難的，實際上就是進城的農民，不要想指望這些人還會回到農村，隨著時間的推移，留在城裡不走的人會越來越多，跟以往的城市化一樣，他們是所在城市的繁榮乃至生存不可或缺的力量，其中某些人也為城市的秩序造成不小麻煩。如果城市的管理者依然對他們不聞不問，那麼，他們的第二代，將會製造更大的麻煩。從某種意義上說，如果廉租房不對他們開放，如果他們子女的教育沒有過問，那麼，勢必讓他們投向黑社會，就算當地沒有黑社會，也會生出來的。
或者是有序的貧民區，或者是無序的貧民窟，兩者必居其一。
（轉自作者博客）(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