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3日訊】（新唐人電視台《熱點互動》節目）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今天我們的話題是「中國百姓為何聲援楊佳殺警？」歡迎您打我們的熱線號碼提問或者發表意見。熱線號碼是646-519-2879。您也可以通過Skype和我們互動，Skype的地址是RDHD2008。那剛才中國這位朋友他的問題是，你在中國維權的話，結果很多還是被政府鎮壓了。中國百姓如何能通過正常的方式來維護自己的權益呢？
章天亮：這裡邊其實有一個問題，就說楊佳殺警的過程，之前他做過很多尋求公正的努力，比如他通過信訪的方式或直接跟警察談的方式，希望警察能夠對傷害做出賠償，這個過程其實就是一個尋求公正的過程。
社會和人一樣，我們人有免疫系統，其實這個社會也有它的一套免疫系統，怎麼讓這個社會不出現暴行，就是靠社會免疫系統來實現的。這個社會免疫系統 是什麼呢？在普通的國家來講，「輿論」是個非常大的免疫系統，也就是媒體的監督。因為當一件惡行曝光的時候，它實際上是會讓這個行惡者無地自容──「千夫所指」，這樣的話很多人會懼怕這種道德的壓力，不敢去行惡，那麼這個時候社會的公正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
楊佳本人是想這麼做的，楊佳有一個細節，他在殺警之前買了1萬個信封、買了1萬張郵票，他想把自己的經歷寫成信，寄給1萬家媒體，希望媒體能夠公布他個人的經歷，然後尋求輿論的公正，事實上他是在尋求社會免疫力。但是這種行為他並沒有付諸實施，為什麼呢？楊佳自己說他覺得是沒什麼用的。
因為中國的媒體實際上是中共的喉舌、是官方的喉舌，而中共的警察是官方的爪牙，它們兩個是一夥的，所以這個事情楊佳在做之前就放棄了，他說這是沒有用的，也就是說媒體輿論監督這種免疫系統在中國是失效的。
第二個免疫系統就是司法。如果一個社會能夠有獨立的司法，當老百姓遇到不公的時候，需要一個獨立的司法幫他尋求公正，在美國司法叫justice，實際上就是一個尋求公正的系統。楊佳在這次二審的時候說了一句話，他說「這些警察之所以敢作惡，就是因為背後有你們」，他就指著那些法院的法官說。因為他發現中國的司法並不公正，根本就不可能幫他尋求正義。
司法公正跟媒體一樣是社會的免疫力，當這個兩個東西都沒有的時候，實際上是一種社會免疫力的喪失，也就是說這個社會想恢復公正就沒有可能了。這時候怎麼辦？楊佳想，既然這個社會不能恢復公正，我自己來恢復公正，這是他殺警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我們看到什麼問題呢？如果我們想更好的維權的話，我們必需要開放輿論、必需有一個獨立的司法。當然中國是一個很特殊的情況，只要共產黨在一天，它是絕不敢開放輿論、絕不敢讓司法獨立的。
當年趙紫陽就是因為想解散政法委，政法委是凌駕在公檢法司之上的，它是統一指揮的，它並不是一個獨立的司法機構。趙紫陽當時因為要做這個事情而得罪了中共，這是他89年下台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我想很多人想維權的話，共產黨在一天的話，你們的權利是維護不了的。
那麼有沒有比楊佳更好的維權方式？做為我們來講，我是不贊成暴力的。如果能夠有一種和平的方式可解體共產黨的話，其實它也就是社會公正恢復的過程，所以我們現在號召大家退黨就是這樣一個原因。
主持人：那我們再問一下在線上的郭泉先生，郭先生，我們知道在這個案件中有一個事實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楊佳殺警的動機，關鍵的是他為什麼要殺警察？之前發生了警察毆打他的情況，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在他的母親作為一個重要證人缺席的情況下，在那些目睹事件的警察等等重要的證人缺席的情況下，這樣的判決您覺得是不是可以成立，它是不是一個合法的判決呢？
郭泉：不是這樣的。由於我以前也做過刑事法官，一般情況下，所謂的案件發生之後，有一樣東西是法官必需要認真去調查的，就是作案的動機。當時這個楊佳事件發生之後，我們立即判斷他可能會是精神病患者，因為只有這樣的情況，他才會做出很極端的行為。
但是非常有趣的是，他的律師在沒幾個小時之後，當場就講他沒有精神病。那麼沒有精神病，馬上就有一個問題出來了，他如果不是因為精神病，那麼很顯然就要有一個具體的犯罪動機，他是一個正常人必需有一個動機。那麼這個動機往前推，我們做為案外的人關心朋友，就往前推，推到他母親身上。他母親在之前有長達8年的案子，這個案子從基層法院一直到最高法院都沒有解決，楊佳從小就生活在這樣一個環境裡面。
他很愛他的母親，他父親和母親離婚了，他一直是跟著他母親，他一生都熱愛他母親的。所以他這次在殺警過程中，凡是看到女警官都繞過去了，沒有對女性警官做出攻擊。那麼也就是說他母親的事情是讓他做出這個行為的一個重要的動機。
但現在所有的媒體、所有中共的喉舌都把這個事情去掉了，只講他自行車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要讓他母親失去蹤音的一個重要原因。除此之外楊佳還有一個事情，就是在山西旅遊的時候被中共毆打過，打壞過牙齒，然後還有其他傷害。也就是說整個事情不是因為一個自行車造成的。
剛才那個律師講得非常好，說楊佳其實有很多善良的想法，他想要向媒體投訴，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信訪等等來解決，但是根本解決不了，最終他覺醒到只有用自己心中的法律來對抗這個殘暴的法律才能解決問題，哪怕解決不掉，但是我要為我自己尋求一個解脫，一種心理解脫。
所以說這個事情的根本原因還是獨裁造成的，就因為沒有一個可以為老百姓說話的法律，如果有這個法律、有這個渠道，那麼也不可能釀出這種極端的行為。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中共在處理這個案件的時候，他的母親其實是一個重要的證人，證明什麼呢，證明她的兒子在這十幾年的成長過程當中，有什麼樣的轉變。
這是當年我們在做法官的時候都要調查的，任何一個人犯罪啊什麼的，我們都要看他的思想是怎麼演變的、是什麼過程。中共也曾強調這種犯罪人的思維、思想的變化，然而在這個案件當中，它卻讓他的母親消失了。
那麼我們現在看他母親消失的原因，我認為有三種，第一就是剛剛有一個朋友講過的，中共把她殺掉了，這是一種。第二個是他的母親因為各種原因，無法忍受她兒子做這個事情，自殺了。那麼第三種原因就是，中共不想讓她出現任何聲音，所以把她關起來了。就這三種情況。
然而無論這三種情況是什麼，都應該…假設他母親是自殺的話呢，應該公佈；如果是他殺的話，那麼就是犯罪，那是中共犯罪；如果是非法拘禁的話，那也是犯罪。所以說中共在這裡面是難辭其咎的。
這個案子二審裁判出來，那也只能把楊佳給殺掉，但是這個歷史是無法改變的，這裡面發生的很多事情，在若干年之後都會被找出來的，也就是說，中共犯的所有的「惡」都跑不掉的。
主持人：好，謝謝郭先生，那我們還有觀眾朋友在線上。我們先接一下加拿大一位觀眾朋友的電話，您請講。
加拿大女士：你好，是這樣的，因為我是從國內來的，我經歷了很多這種公安打人的事件，你知道吧。曾經我和我哥在大陸被警察打過，那些保安啊，打了之後，好像當時就一了了之，沒有人管，後來我跑到公安局、跑到信訪辦去告，告了之後沒有任何的賠償，那些醫藥費沒賠償，最後就是把那個保安炒掉了。
又有一次在北京，我們參加一個展覽的時候，因為我們是參展的公司嘛，就給了一些門票給我們，我們看到那個門票用不完，所以就去大門口送給人家，然後這些警察又把我們抓起來了。把我人抓到他們辦公室以後，把我整個包翻了一遍，我包中有兩包傳真紙，最後我去拿的時候，把我的傳真紙拿走一半，我覺得這根本不是警察的風度。在我印象中，我覺得國內的警察簡直是土匪，根本就沒有什麼素質，因為他們太缺乏這種修養，跟國外來比的話那根本沒得比。
我還有很多身邊的朋友，我的親人啊，我的一些朋友們…在國內現在打麻將是很流行的，大家都打麻將，這些派出所的人把人抓到派出所，關了兩天兩夜，問他們怎麼處理，他們說你給3千塊錢就放人，真的給他錢馬上就放人了。國內就是這種，老百姓根本沒有權利說話，你知道嗎？沒有能力翻身的話，只能受這種壓迫。所以我覺得我現在很討厭回中國，我待在那邊也不喜歡，我覺得沒有自由、沒有人權。好啦，我說到這裡，謝謝。
主持人：謝謝您。那我們現在再接一下台灣丁先生的電話，丁先生請講。
丁先生：喂，安娜主播好，章天亮博士好，李天笑博士好還有葉寧律師好，還有南京的郭泉先生好。對，這個消息我只看了大紀元時報，看了兩行標題，我沒有詳細看，據我個人以前在台灣唸書的經驗，我猜想啊，我如果猜的不對請多指教。
為何民眾幫楊佳不幫中共？我根據台灣的教科書上講，中共向來都喜歡欺負人，欺壓善良。以前的不講，就講1949年、民國38年大陸淪陷了以後，三反五反、文革反右、紅衛兵造反，亂殺人亂打菩薩，對不對？自然災害實際上就是人為災害，它們把自己造的人禍歸於天災，得罪老天爺，「舉頭三尺有神明」它們將來會沒有報應嗎？
你給它三分顏色，它開染房，不管在什麼時代，改革開放只是對國際人士造成一種假相，讓國際人士相信而已。你對它客氣，它當福氣啊，你對它的電台打call in，說它們不好，說美國好，國民黨好，臺灣好，自由世界好，它就把你切斷，它們曉得我有的時候喜歡打電話跟它辯論，就故意把call in 時間放在我上班的時候，或者我沒空打的時候，它們心胸很狹窄，很小氣。
所以楊佳如果三生有幸能夠活下來的話，那真是太好了，有辦法的話，我們幫助他趕快到臺灣來過有人道的好日子，否則一定要替他禱告啊，我才疏學淺，請各位多多指教，各位都是好人喔。好，謝謝！
主持人：好！謝謝丁先生。各位觀眾朋友，今天我們的話題是，「中國百姓為何聲援楊佳殺警？」歡迎您打我們的熱線號碼提問或發表意見，熱線號碼是646-519-2879，您也可以透過 skype 和我們連繫：RDHD2008。
那麼楊佳殺警案中呢，有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就是楊佳是不是有精神病？在一審中，被鑑定他沒有精神病。但是二審的律師提出一審的鑑定機構是沒有資格的，那麼他是不是精神病，對這個案件有什麼樣的影響？那我們接一下美國的精神科醫師楊景端先生來跟我們談談，這個精神病是怎麼樣的鑑定方法。
我們知道楊佳是沒有精神病史的，他的家族也沒有精神病史，那麼像剛才郭泉先生所提到的，他母親這樣長期上訪打官司，有很多遭遇，再加上他被警察毆打，這些有沒有可能促成他得精神病呢？
楊景端：楊佳沒有精神病，因為他從來沒有一個精神疾病的歷史，也沒有精神疾病的症狀。他所經歷的迫害以及他對這個事情所做的反應，包括他先用一些比較和平理性的方式去尋求解決，到最後呢他是以暴抗暴，用這樣的方式最後做出維護他個人權利的訴求。
從整個過程來看，他的行為、他的思維和他的情感，就他這個現實來講，都是合情合理的，特別是他在事件發生之後的反應，包括他在法庭上的反應，都是非常合乎情理的，沒有任何的精神疾病的症狀或者行為。
那麼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那在外面的一千多人都能對他的行為產生共鳴，可見他這個情感反應和行為反應呢，代表了很多很多人的意願，也代表了很多人的情感，他做出了一個可能很多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這是一個情況。
那麼二審律師提出他有精神病，我個人覺得這可能一方面也是為了保他吧，但是另一方面也就混淆了整件事情的是非曲折。因為楊佳這麼做也是深思熟慮的，他也不是為了活命而做的，實際上是用他的命在抗爭一個不合理的體制。所以我想這個結果呢，他也是有準備的。
從精神病學的角度來說，上海的司法鑑定中心，它就是專門做司法鑑定的，因此說它沒有資格呢，我也不知道他是怎麼說的，因為既然這個機構存在，那它一定是有這樣的資格來做這樣的事情。所以我想一審鑑定他沒有精神病的話，我覺得這個鑑定很可能是可靠的。當然很多人說這很遺憾啦，因為他有精神病也許就不用負什麼責任，可能會保下一條命。但是呢，我想從精神病學的角度上，有病就是有病，沒病就是沒病，我就說這麼多。
主持人：好，謝謝楊大夫。那如果像楊大夫所說，他沒有精神病，而且楊佳他自己也說過沒有精神病，那些警察才有。那為什麼在二審的時候，法官要拒絕他再去做一次精神病的驗證呢？
葉寧：從刑事辯護律師的角度來說，特別是死刑案件的辯護，做為一個辯護律師，像謝有明律師這樣的做法是絕對錯誤的。在死刑案件當中，做為一個刑事辯護律師，他首先必須要考慮他的當事人有沒有精神病，因為有精神病這個問題，對他的當事人來說，是最大的保護。
也就是說，當這個被告被確認、司法鑑定有精神病的話，那麼他是不負任何刑事責任的，不要說不判死刑，就是連徒期都不可以判。因為有精神病的人不能辯認自己的行為和行為所造成的後果，所以法律是不能對他進行制裁的，那麼這是從職業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
但是程序上也是有些問題，有程序正義的問題，司法鑑定的話，你如果有專門司法局的刑事中心指定的精神病醫生的話，它肯定有偏向性的。所以在美國的司法當中，精神病醫生一般是由雙方共同來指定的，也就是說檢方指定醫生，辯方也要指定自己的醫生，這樣做出的精神病鑑定是比較客觀，比較符合科學的根據，這也比較能夠充分保護當事人的利益。
但是我想到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如果中國實行陪審團制度的話，你想想90%的老百姓站在楊佳這邊，楊佳能被宣告有罪嗎？12個陪審團員只要有一個人認為被告無罪，根據美國的法律、英美法系，這個審判就不能定罪，那麼在楊佳這個案件當中，我想如果中國能夠採用美國的大陪審團制度的話，那對楊佳的審判根本就沒法進行。
主持人：嗯，那我們看到這次有很多民眾來聲援楊佳，但是他們被拒絕進入法庭去旁聽，那對這個情況，您怎麼看呢？而且就整個楊佳案來說，總體來說，您有什麼樣的評價？
李天笑：從整個楊佳案來看，主要就是民眾對中共的不滿，要反抗，大家認為楊佳替他們出了一口氣，這是一個大趨勢。
主持人：很抱歉，我們節目時間已到了，謝謝三位以及線上的郭泉先生和楊景端醫生精采的評論。各位觀眾朋友，謝謝您的收看，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據新唐人電視台《熱點互動》節目錄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