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1日訊】
我們離大師只有一步之遙
眼下我們呼喚大師的出現已在朝野成了共同的期盼，長久的等待和渴望有時以一種令人啼笑皆非的舉動表現出來。把某某高壽得早已封山掛劍之輩趕緊加冕為「國寶」，或者索性將那些在媒體上頻頻露臉的「學術明星」 們也毫不吝嗇地扣上一頂「大師」 的高帽。畢竟，泱泱大國豈能落下文化的軟肋，五千年文明史也讓我們丟不起這個不小的面子。
然而，儘管不乏來自方方面面的捧場，那天花亂墜般的口水畢竟掩蓋不住精神的痿靡和思想的貧乏，而無知和淺薄在人造的光環下更不時露出可笑的馬腳。其實，我們這個時代並不缺乏滿腹經綸之輩，在僻靜的角落，在孤獨的書齋裡，耐得住寂寞潛心學問者仍以令人欽佩的方式奮力耕耘著，這是那些簇擁在聚光燈下的演員們無法望其項背的。但迄今為止。那種震聾發憒之聲為何仍然沉寂？而那極富創造性天才的文藝復興式巨人更沓無蹤跡呢？
1945年11月，英國駐莫斯科使館的一位臨時一秘，來到了被戰火化為一片廢墟的列寧格勒，這位三十六歲的青年學者就是後來享譽世界的哲學家和政治思想家伯林。因機緣巧合，一天下午，他好奇地拜訪了被譽為「俄羅斯月亮」 的女詩人阿赫瑪托娃。有生之年伯林始終認為這次對女詩人的拜訪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一次思想的大震撼。
此時的阿赫瑪托娃巳經五十六歲了，她飽經風霜兩鬢斑白。年輕時她才貌雙全，發表的詩歌深受人們的喜愛。但革命後他屢遭當局的批判，雖寫作不輟，但從1925 年至1940年她的詩作從未被允許發表過一行，連唯一的兒子也曾因父母的緣故被投進了監獄。衛國戰爭開始後，當局意識到這些持不同政見者在道德上的權威性是一筆可供開掘的財富。當愛國性質的呼籲在御用文人嘴裡只是一種粗鄙的口號時，這些真正的詩人卻知道怎樣用富有魔力的語言喚起民眾心靈最深處的愛國情感。連普通士兵也熟讀他們的作品，或是把他們的詩歌抄寫在小紙條上隨身攜帶著。在祖國面臨危急的關頭，他們用不朽的詩篇激勵了人民的鬥志。
阿赫瑪托娃以一種如同女王般高貴的身姿出現在伯林眼前，在令他敬畏的氣氛中開始了一個人一生中只可能發生一兩次的純粹心靈交流。在那個幾乎一無所有狹小的房間裡，阿赫瑪托娃談起了自己和其它俄羅斯藝術家們在專制政權下的坎坷遭遇，在她不時噙滿眼淚的敘述中，伯林的心靈深處如同感同身受般為之顫慄，從此他憎恨一切專制政體，在以後的學術生涯和社會活動中始終堅持不懈地抨擊暴政。在他們廣泛深入的交談中，歐洲文化的統一感也使伯林堅信蘇聯的專制政體不會長久。他們圍繞各自喜歡的詩人和藝術家交換看法，使伯林原來雖精緻卻多少有些淺薄的趣味有很大的改變，在阿赫瑪托娃低沉但充滿激情的詩篇吟誦中，伯林常為之心潮澎湃得難以抑制自己的感情而轉身凝視窗外。面對阿赫瑪托娃高貴勇敢的人格，使伯林體悟到對個人良知絕對的堅守可以讓歷史在它面前屈服，這導致他後來對歷史決定論的猛烈批判。這次他們徹夜傾談直至天明，當分手告別時，伯林對自已將來的學術方向已清楚無疑，這使他後來成為公認的二十世紀的學術大師。
近代以降，恐怕沒有幾個民族像我們一樣既波瀾壯闊又多災多難，時代的劇變和災難往往是成就偉大和深刻思想的天然土壤。歷史悠久浩瀚的文化資源和西學東漸的薰陶使我們立足於令人羨慕的起點上。對普世價值的渴望和追求是如此地深入人心，只要我們賦予自己以高尚的使命，堅守人類的良知，然後勇敢地一躍，世界必將為之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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