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5日訊】（大紀元記者同輝報導）2008年7月2日晚，著名民運人士、中國人權民主運動老將任畹町先生在愛爾蘭著名學府都柏林三聖學院做了關於中國人權狀況的演講。演講由三聖學院非營利管理中心和愛爾蘭”前線人權捍衛者”主辦，特邀曾駐中國五年的愛爾蘭時報資深記者中國事務協調人考諾‧歐克萊瑞先生(Conor O』Clery)以現場採訪的形式進行。
首先，任畹町先生用英語介紹自己并對愛爾蘭人和會議主辦者表示謝意。任畹町先生在中國曾於1979年和1989年兩次被中共以所謂「反革命宣傳罪」入獄，共11年，曾獲得肯尼迪人權獎，1996年釋放後，仍經常被監視軟禁。最近任先生受「前線人權捍衛者」的邀請來到了愛爾蘭。
考諾‧歐克萊瑞先生就有關中國的人權、法治、經濟狀況和奧運、法輪功、西藏、四川地震等熱點進行了廣泛的提問。
歐克萊瑞先生問道：「中國有多少政治犯和良心犯？」
任先生透露，中國仍有大批的政治犯、良心犯被關押：「90年代，中國報紙透露有300萬在押服刑人員，我在這個基礎上估算政治犯、良心犯為3萬人。歐洲議會副主席愛德華‧麥克米蘭-斯考特先（Edward McMillan-Scot）曾在國際大赦的會上講是700萬人，如果，還是以1％估算政治犯、良心犯應該為7萬人。」
任先生接著說：「最近，我訪問歐美各國，有些人和我說共產黨進步了，我說，是共產黨被迫對人民讓步，是天安門民運烈士，法輪功烈士，西藏自治運動烈士和坐牢的鐵窗英雄們，他們犧牲了自由，流了血才爭取了中國社會的進步。」
歐克萊瑞先生又問及西方各國非常關注的奧運對中國人權狀況的影響。他說：「1988年韓國主辦奧運會的時候，奧運會對韓國的民主化起了關鍵的作用。這次北京奧運之前，由於國際的關注，中國人權方面有所改進還是變得更壞？」
任先生說：「我們很早就注意到了88年的韓國奧運會，它使得韓國的社會制度在兩年之內由一個軍政府獨裁轉變到民主制度，中國民主派非常清楚，我們要走同一條路。所以，我們在2007年1月份就開始動員，我發起組織了一個有數百人參加的「中國人權論壇」，發表了2007《中國人權宣言》。在《宣言》裏面我們明確提出要求中國實行憲政民主制度，還提出民生主題，激烈地批評了中國政府對中國老百姓生活的不關心。」
「奧運之前中國的人權狀況比過去壞的多。在別的自由國家反對奧運是一種權利，在中國反對奧運要被抓起來，有大家知道的胡佳、張文和、劉傑、楊春林等人。警察局年年給北京的民主牆老民運張文和做精神病鑑定，年年沒事，只是因為他反對奧運，去年10月又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迫害。」
「在黑龍江，警察抓法輪功學員已經開槍了。中國警察幾十年都是身上不許帶槍的，在80年代中期的時候可以帶槍，只發一顆子彈，但是不許打。到了末期以後，因為黑社會的出現，就開始警察每支槍配三顆子彈，也不許打，在遇見黑社會打槍的時候才可以使用，在單獨追捕人的時候，一般來講是不會打槍的。法輪功是沒有武器的，是真善忍的信仰。6月23日在黑龍江連開四槍抓人這件事，證明中國的人權非常壞。」
歐克萊瑞先生接著問：「為什麼中國害怕法輪功？這是一種精神修煉功法，在別的國家都沒什麼問題。」
任先生：「法輪功是一個氣功，做氣功的信仰組織，因為它有影響，有號召力，有很多信徒，中國一黨專制不允許任何一個民間組織的影響超過中共，就這麼簡單。」
歐克萊瑞先生：「你對一些西方人士比如思皮爾伯格和查爾斯王子提出西方運動員代表應該抵制北京奧運會有什麼看法？」
任先生：「有一些國家政治家、導演、演員、運動員都在抵制奧運，或者向奧林匹克委員會提出質問，要求奧委會關心中國人權。
「按照我個人的態度，是一種全面抵制的立場。全面抵制就是運動員不參加，政治家不出席開幕式，藝術家不參加策劃，財團不出錢，觀眾們都閉上眼睛。（聽眾笑）不光是我，中國的很多民主派都有這樣一個立場，是為了告訴人們，告訴全世界：中國的集權統治應該儘快讓它消失。」
歐克萊瑞先生也提出了關於西藏的問題：「對四月份的拉薩事件您怎麼看？是領土問題還是人權問題？」
任先生回答說：「1986年我在北京從外國記者那兒就知道，達賴喇嘛要求的是自治，不是獨立，不是把西藏從中國分出去。『自治』這個概念是屬於人權範疇的，自治是人權文化。也是現代民族的理念和原則，而且還屬於現代法理，國際法承認和保護的。所以說，西藏的自決要求是一個人權問題，不是領土的問題。西藏達賴喇嘛的自治運動開始於1959年，達賴喇嘛帶領10萬藏民流亡印度。
「所以中國的政治現代化事業我最近給出了一個新的概念，中國的政治現代化是人權、民主、自治運動，一定要加’自治’。」
歐克萊瑞先生接著問：「最近達賴喇嘛的代表和中國政府的代表在北京對話，這種對話有過幾次了，都沒有什麼結果。那麼，這次你認為中國政府是想和達賴喇嘛在一些問題上達成共識、解決西藏的緊張局勢呢還是空談？」
任先生：「中國集權政府是不會和達賴喇嘛認真談判解決自治問題的，不過是為了緩解奧運之前重大危機的一個緩兵之計。中國集權政府從來是不講信用的。不信，大家可以看。」
歐克萊瑞先生接著說：「關於西藏的情況，許多藏人被逮捕了，有些北京的律師提出願意為這些人辯護，我想問，中國是在走向法治國家嗎？中國律師有沒有可能為像西藏這樣的敏感問題的客戶辯護而本人不受壓制？」
任先生回答說：「18個律師聯合起來要幫助西藏人，最後中國司法部禁止這18個律師再去工作了。由於奧運之前中國政府遇到很多麻煩，他們最後決定其中倆個人不許他們再工作了，一個叫騰彪，一個叫江天勇。
「中國的律師制度和西方律師制度非常不一樣，它是被中國司法部嚴格管理的。他們對律師有一個規定，就是不許包庇犯罪嫌疑人。大家知道律師本來就是為客戶做無罪或輕罪辯護的，那做無罪辯護當然就要蒐集各種證據證明他無罪了，（聽眾笑）所以，中國律師很容易戴上包庇的罪名。
「而且最近又出了一個規定，律師不能違反憲法，不能違反「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律師不能反對共產黨。大家知道在民主國家任何一個黨都可以反對，所以中國的司法是完全不獨立的。中國的律師是遵守中共黨的黨憲法，這個憲法是維護一黨私利的，中國法律是中共壓迫和奴役人民的工具和枷鎖。現在，更多的人清醒了，企圖用這樣的專製法律促進中國社會的法治是一個違反邏輯的命題，實事上，是把專製法律、把壓迫和奴役人民的工具和枷鎖建設得更加完備、精緻！走專製法律的道路維權是欺騙人民維護專制統治的錯誤道路。」
歐克萊瑞先生：「從您談得情況，給我的印象是中國當局是要求人們你可以賺錢，你做什麼都可以，就是不能挑戰政府，是這樣嗎？」
任先生：「中國的私人企業家最近多少年他們越來越賺不到錢。有的朋友告訴我，十個私人企業家，九個半賺不到錢，因為它不是一個公平競爭的社會。中國的市場和權力完全是勾在一起的。」
歐克萊瑞先生：「我在中國的時候是『外國記者協會』的會員，最近我看該協會的網站說外國記者失去了採訪地震的自由。您對在中國的媒體採訪自由怎麼看，不只是外國記者，也包括中國記者？」
任先生：「這次四川地震，專家有預測，我這裏有資料。專家預測上報了地震局，地震局上報到中央，中國政府為了奧運期間不要出事情，決定不發佈這個消息。只有很少的地方，他們自己自動地報這些消息，所以這些地方死的人很少。
「別說新聞不自由，人民沒有知情權，連知道情況的權利都沒有。地震之後，因為學校倒塌的樓最多，中國人在互聯網都質問這個事情，因為學校建得不好，死了很多學生，這樣的呼聲特別高，那麼，中國的宣傳部門就下了命令，這樣的消息以後不要再登了。這樣的事情非常多，這是新聞自由，新聞獨立嗎？」
演講中任畹町先生也接受了觀眾提問。
最後歐克萊瑞先生說：「在我很長的記者職業生涯中很少能見到像任畹町先生這樣的人，他因為訴求在我們看來理應擁有的東西而被監禁了11年，所以我很榮幸能問您這個問題，您回國以後，在這裏或以其他形式說的話會使你處於入獄的危險中嗎？」
任先生：「我和很多中國的民主派志士都把自由和生命獻給我們這個事業，所以我們絕不懼怕，因為這是一個光榮崇高的事業。」
到會聆聽任畹町先生在三聖學院演講的還有大赦國際成員、人權學者、本校學生、「希望之聲」電臺的記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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