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5日讯】（大纪元记者同辉报导）2008年7月2日晚，著名民运人士、中国人权民主运动老将任畹町先生在爱尔兰著名学府都柏林三圣学院做了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演讲。演讲由三圣学院非营利管理中心和爱尔兰”前线人权捍卫者”主办，特邀曾驻中国五年的爱尔兰时报资深记者中国事务协调人考诺‧欧克莱瑞先生(Conor O’Clery)以现场采访的形式进行。
首先，任畹町先生用英语介绍自己并对爱尔兰人和会议主办者表示谢意。任畹町先生在中国曾于1979年和1989年两次被中共以所谓“反革命宣传罪”入狱，共11年，曾获得肯尼迪人权奖，1996年释放后，仍经常被监视软禁。最近任先生受“前线人权捍卫者”的邀请来到了爱尔兰。
考诺‧欧克莱瑞先生就有关中国的人权、法治、经济状况和奥运、法轮功、西藏、四川地震等热点进行了广泛的提问。
欧克莱瑞先生问道：“中国有多少政治犯和良心犯？”
任先生透露，中国仍有大批的政治犯、良心犯被关押：“90年代，中国报纸透露有300万在押服刑人员，我在这个基础上估算政治犯、良心犯为3万人。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先（Edward McMillan-Scot）曾在国际大赦的会上讲是700万人，如果，还是以1％估算政治犯、良心犯应该为7万人。”
任先生接着说：“最近，我访问欧美各国，有些人和我说共产党进步了，我说，是共产党被迫对人民让步，是天安门民运烈士，法轮功烈士，西藏自治运动烈士和坐牢的铁窗英雄们，他们牺牲了自由，流了血才争取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欧克莱瑞先生又问及西方各国非常关注的奥运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影响。他说：“1988年韩国主办奥运会的时候，奥运会对韩国的民主化起了关键的作用。这次北京奥运之前，由于国际的关注，中国人权方面有所改进还是变得更坏？”
任先生说：“我们很早就注意到了88年的韩国奥运会，它使得韩国的社会制度在两年之内由一个军政府独裁转变到民主制度，中国民主派非常清楚，我们要走同一条路。所以，我们在2007年1月份就开始动员，我发起组织了一个有数百人参加的“中国人权论坛”，发表了2007《中国人权宣言》。在《宣言》里面我们明确提出要求中国实行宪政民主制度，还提出民生主题，激烈地批评了中国政府对中国老百姓生活的不关心。”
“奥运之前中国的人权状况比过去坏的多。在别的自由国家反对奥运是一种权利，在中国反对奥运要被抓起来，有大家知道的胡佳、张文和、刘杰、杨春林等人。警察局年年给北京的民主墙老民运张文和做精神病鉴定，年年没事，只是因为他反对奥运，去年10月又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迫害。”
“在黑龙江，警察抓法轮功学员已经开枪了。中国警察几十年都是身上不许带枪的，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可以带枪，只发一颗子弹，但是不许打。到了末期以后，因为黑社会的出现，就开始警察每支枪配三颗子弹，也不许打，在遇见黑社会打枪的时候才可以使用，在单独追捕人的时候，一般来讲是不会打枪的。法轮功是没有武器的，是真善忍的信仰。6月23日在黑龙江连开四枪抓人这件事，证明中国的人权非常坏。”
欧克莱瑞先生接着问：“为什么中国害怕法轮功？这是一种精神修炼功法，在别的国家都没什么问题。”
任先生：“法轮功是一个气功，做气功的信仰组织，因为它有影响，有号召力，有很多信徒，中国一党专制不允许任何一个民间组织的影响超过中共，就这么简单。”
欧克莱瑞先生：“你对一些西方人士比如思皮尔伯格和查尔斯王子提出西方运动员代表应该抵制北京奥运会有什么看法？”
任先生：“有一些国家政治家、导演、演员、运动员都在抵制奥运，或者向奥林匹克委员会提出质问，要求奥委会关心中国人权。
“按照我个人的态度，是一种全面抵制的立场。全面抵制就是运动员不参加，政治家不出席开幕式，艺术家不参加策划，财团不出钱，观众们都闭上眼睛。（听众笑）不光是我，中国的很多民主派都有这样一个立场，是为了告诉人们，告诉全世界：中国的集权统治应该尽快让它消失。”
欧克莱瑞先生也提出了关于西藏的问题：“对四月份的拉萨事件您怎么看？是领土问题还是人权问题？”
任先生回答说：“1986年我在北京从外国记者那儿就知道，达赖喇嘛要求的是自治，不是独立，不是把西藏从中国分出去。‘自治’这个概念是属于人权范畴的，自治是人权文化。也是现代民族的理念和原则，而且还属于现代法理，国际法承认和保护的。所以说，西藏的自决要求是一个人权问题，不是领土的问题。西藏达赖喇嘛的自治运动开始于1959年，达赖喇嘛带领10万藏民流亡印度。
“所以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事业我最近给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是人权、民主、自治运动，一定要加’自治’。”
欧克莱瑞先生接着问：“最近达赖喇嘛的代表和中国政府的代表在北京对话，这种对话有过几次了，都没有什么结果。那么，这次你认为中国政府是想和达赖喇嘛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共识、解决西藏的紧张局势呢还是空谈？”
任先生：“中国集权政府是不会和达赖喇嘛认真谈判解决自治问题的，不过是为了缓解奥运之前重大危机的一个缓兵之计。中国集权政府从来是不讲信用的。不信，大家可以看。”
欧克莱瑞先生接着说：“关于西藏的情况，许多藏人被逮捕了，有些北京的律师提出愿意为这些人辩护，我想问，中国是在走向法治国家吗？中国律师有没有可能为像西藏这样的敏感问题的客户辩护而本人不受压制？”
任先生回答说：“18个律师联合起来要帮助西藏人，最后中国司法部禁止这18个律师再去工作了。由于奥运之前中国政府遇到很多麻烦，他们最后决定其中俩个人不许他们再工作了，一个叫腾彪，一个叫江天勇。
“中国的律师制度和西方律师制度非常不一样，它是被中国司法部严格管理的。他们对律师有一个规定，就是不许包庇犯罪嫌疑人。大家知道律师本来就是为客户做无罪或轻罪辩护的，那做无罪辩护当然就要搜集各种证据证明他无罪了，（听众笑）所以，中国律师很容易戴上包庇的罪名。
“而且最近又出了一个规定，律师不能违反宪法，不能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律师不能反对共产党。大家知道在民主国家任何一个党都可以反对，所以中国的司法是完全不独立的。中国的律师是遵守中共党的党宪法，这个宪法是维护一党私利的，中国法律是中共压迫和奴役人民的工具和枷锁。现在，更多的人清醒了，企图用这样的专制法律促进中国社会的法治是一个违反逻辑的命题，实事上，是把专制法律、把压迫和奴役人民的工具和枷锁建设得更加完备、精致！走专制法律的道路维权是欺骗人民维护专制统治的错误道路。”
欧克莱瑞先生：“从您谈得情况，给我的印象是中国当局是要求人们你可以赚钱，你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挑战政府，是这样吗？”
任先生：“中国的私人企业家最近多少年他们越来越赚不到钱。有的朋友告诉我，十个私人企业家，九个半赚不到钱，因为它不是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中国的市场和权力完全是勾在一起的。”
欧克莱瑞先生：“我在中国的时候是‘外国记者协会’的会员，最近我看该协会的网站说外国记者失去了采访地震的自由。您对在中国的媒体采访自由怎么看，不只是外国记者，也包括中国记者？”
任先生：“这次四川地震，专家有预测，我这里有资料。专家预测上报了地震局，地震局上报到中央，中国政府为了奥运期间不要出事情，决定不发布这个消息。只有很少的地方，他们自己自动地报这些消息，所以这些地方死的人很少。
“别说新闻不自由，人民没有知情权，连知道情况的权利都没有。地震之后，因为学校倒塌的楼最多，中国人在互联网都质问这个事情，因为学校建得不好，死了很多学生，这样的呼声特别高，那么，中国的宣传部门就下了命令，这样的消息以后不要再登了。这样的事情非常多，这是新闻自由，新闻独立吗？”
演讲中任畹町先生也接受了观众提问。
最后欧克莱瑞先生说：“在我很长的记者职业生涯中很少能见到像任畹町先生这样的人，他因为诉求在我们看来理应拥有的东西而被监禁了11年，所以我很荣幸能问您这个问题，您回国以后，在这里或以其他形式说的话会使你处于入狱的危险中吗？”
任先生：“我和很多中国的民主派志士都把自由和生命献给我们这个事业，所以我们绝不惧怕，因为这是一个光荣崇高的事业。”
到会聆听任畹町先生在三圣学院演讲的还有大赦国际成员、人权学者、本校学生、“希望之声”电台的记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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