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9日訊】】這一期的《壹週刊》做了一個「我的反共經驗」專輯，訪問了一些人，有普通市民，有包括「卡神」楊蕙如、高雄「拒絕招待中國人」的餐廳老闆劉明松，以及台灣共產黨主席王老養等知名人士；我也被採訪。
媒體的訪問，排除惡意歪曲，如果不是引用原文，也會因為表達不夠清楚，或者聽者發生誤解，而在報導時出現偏差。這次壹週刊的訪問，用「愈反愈寂寞」，就不太符合我的原意。為此，我再詳細一點講講我離開中國後的反共經驗。
這一段報道是這樣寫的：「這些年，反共的人愈來愈少，我成立的『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大部份是老人，沒甚麼年輕人，愈反愈寂寞了，但我總告訴自己，因為愈少，才愈珍貴。」這是把我不同時段講的話併在一起。
首先，我不喜歡用「我成立的」，因為反共團是包括李筱峰教授等幾個朋友一起籌組成立的，只是我有較多的「反共經驗」，才推我出任理事長。現在中老年人比較多也是事實，因為他們深知共產黨的危害；但是也不是「沒甚麼年輕人」，比較少而已，尤其是我們打出「青年」旗號，應該廣收年輕人加盟，這點也是我們一直想努力克服的困難。至於「愈反愈寂寞」顯然是誤會。我們現在做了很多事情，忙不過來，也有許多人響應。但是因為團員都為生計忙，我們又沒有經費請職員，雖然有熱心團員與團友的協助，能做的事情還有限。
那麼「寂寞」從何而來？是我談到當年在香港的「反共經驗」，那是中英剛剛簽署有關香港前途的聯合聲明，鑒於共產黨將在九七後統治香港，香港的言論自由受到了壓力。當時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發動統戰攻勢，對媒體人進行拉攏，例如請吃飯、送荔枝等等。我在「信報」專欄曾寫了一篇「革命就是請客吃飯」，因為毛澤東說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我在提醒大家中共的手法轉變了。許家屯在他的回憶錄裡也提到這段歷史。
我們如何因應？當時明報寫「怪論」的著名反共作家哈公，是我的好朋友，他是從長城電影公司「背叛」出來的，我們都瞭解共產黨那一套，所以格外談得來。當時我們與倪匡、胡菊人等反共作家一起創立香港作家協會。許家屯為了統戰需要而請哈公吃飯，哈公的態度是「飯照吃，共照反」（這也是應和中共提出的「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總之，我們不拒絕接觸，但是我們堅持「反共」的理念。
請我吃飯的是香港新華社副社長張浚生，我也是這個原則。一九八八年九月我陪同傅利曼教授與張五常教授到北京見了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後，那晚在香格里拉酒店晚宴時也見到了許家屯。但是我反共立場沒有變，除非共產黨接受和平演變，中國變成民主國家。因為屢統不改，新華社把我列入黑名單，不許進入中國。
哈公還自嘲我們這類反共人士是「稀有動物」，這有兩層意思，一是「瀕臨絕種」，一是「珍貴」。能否受到保護而不會絕種，看人民對生態平衡的需要。
我是一九七六年趕文革結束前循合法途徑到香港。那時出來的人有強烈反共意識，有華僑身份的人才能離開中國。當時香港四百多萬人口，一半是一九四九年後逃避共產黨而到香港的，所以社會上也有濃厚的反共意識。我很認同香港這個「自由殖民地」，所以很快融入香港社會，尤其是新聞界。一九八四年以後來的就比較複雜，有些是共產黨派出來的，但是為了打入新聞界，有的也裝出反共面目，有的則一直在「愛國陣營」裡。我並沒有排斥與他們接觸，很想成為他們與香港人的橋樑來改變他們，但很難。要如何區分他們真反共還是假反共，在九零年代，可以以對港督彭定康與台灣總統李登輝的態度作為重要標誌。他們是共產黨眼中的「千古罪人」，假反共者絕對不會認同他們。九七後，這些朋友大部份投入共產黨陣營，如果為了生計，我可以理解，如果本來就負有滲透任務，就很難有共同語言了。
報導最明顯的錯誤，我不是兩歲離開中國，而是兩個月；也不是躲避國共內戰，而是躲避日本的炮火。這一代人往往很「反日」，我也經歷過這一段，但是後來態度轉變，因為日本已經是民主國家了，沒有理由迎合中共一直揪住歷史問題不放。這一段歷程，我曾經寫了一篇「我的『日本觀』的演變」，放在我的部落格裡，這裡就不再說了。＠
－原載臺灣時報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