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4日訊】（大紀元記者鄭雅文法蘭克福報導）應邀參加法蘭克福書展的旅英詩人楊煉長髮披肩，說起話來與眾不同，特別富有詩情畫意。在法蘭克福書展10月16日的「兩種不同文化中的寫作與生活」研討會上，楊煉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一起作為嘉賓出席了研討會。楊煉表示作為一個獨立的個人，作為一個對自己寫作和藝術有精神思考的作家、藝術家，當然要反叛一切壓迫、控制、禁止和自我禁止。 做一個乾乾淨淨的人，才能開始談文學。
楊煉生於瑞士，成長於北京。十一歲起經歷文革，七十年代後期開始寫詩，1978年成為著名地下文學雜誌《今天》的主要作者之一，1983年，以長詩《諾日朗》轟動大陸詩壇。1988年，應澳大利亞文學藝術委員會邀請，前往澳洲訪問由此開始其旅居海外的漂泊生涯，迄今足跡遍及歐、美、澳洲各個角落。楊煉的作品以詩和散文為主，兼及文學與藝術批評。其詩集八種、散文集二種、與眾多文章已被譯成二十餘種外文，在各國出版。他不停地參加世界文學、藝術及學術活動，被稱為當代中國文學最有代表性的聲音之一。
中國古典詩歌極端完美 提供了美學標準
楊煉認為作為中文作家有一個很深的難度，這點很多作家都沒意識到，因為大家都在用古往今來幾乎相同的中文在寫作。中國當代的語言就是一種殖民語言，對自己的殖民。「我們做為一個殖民地的人，並不知道這種語言在說什麼，這些都給創作帶來非常複雜的環境。古典中國文化極端完美，對我們來說是一個目標，因為我們當今的語言在詞彙上、語言上和中國古典文化幾乎不可以銜接。」
「中國古典詩歌極端完美，給我們提供了美學的標準，我們要向那個方向發展，在這種意義上來講，反對一切政治上的壓迫，做一個乾乾淨淨的人，這就是文學最初的起點，只有在這個起點走出來，這才是文學，也是我們真正要做的事情。」
做一個乾乾淨淨的中國人
在法蘭克福書展上，楊煉參觀了大紀元在書展的展位，並接受了大紀元的採訪，他特別強調，只有做一個乾淨的人，才能開始談文學。
記者：您在「兩種不同文化中的寫作與生活」研討會上談到，只有做一個乾淨的人，才能開始談文學。您能不能在具體就這個問題談一下。
楊煉：我知道中國有一個叫孟偉哉的人，但從沒對他感過興趣，他在退黨的時候說了一句話：「做一個乾乾淨淨的中國人。」我覺得特別棒，甚至可以叫特別的舒服。因為這句話洗掉了許多蒙在中國人這三個字上面的污垢，包括政治的、語言的、和文化的，就是那種剛才在研討會上談到那種不知所云的污染語言，充滿了空洞、沒有感覺、沒有思想的和大量氾濫在口上的詞彙，都洗掉了。乾乾淨淨就是真誠，自然回到人的內心，回到你本來說一句話的初衷。
中國人在這片土地上經歷的這麼多苦難、經歷了這些污染。在這一切之後還能還自己一個中國人本來面目——做一個乾乾淨淨的中國人。這句話我引用過好多次，也只有這樣的做人原則，才是做文的出發點。
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其實我們和屈原、杜甫、李商隱這些詩人就完全溝通起來了。我們通過讀他們的作品，可以看到他們的內心是非常清澈的，他們的痛苦也是非常清晰的，但同時我們又看到他們作品那種形式的高級和講究，把中文、漢字和美學的可能性發展到極致形式，使他們清澈的個人得到了一種最完美的創造性呈現，這是為什麼我們今天讀杜甫的詩，1200年前寫下的那種流亡感，一直囊括到我們今天。也只有這樣做人和文學才在美學的意義上融合為一了，而我們今天寫作也就是以這樣的東西作為標準。
現代漢語是一種新華體 是一種殖民語言
記者，你剛才在研討會講過中國現代漢語其實是一個殖民語言，在這一點上您是怎麼看的？
楊煉：因為我們現在漢語內部有一個可怕的分裂，一個是字，漢字的層次；一個是詞的層次，這兩個層次之間的分裂。當我們回到漢字的時候，漢字是跟古典連接的，感性的，而且跟中國古典的一些思想觀念可以直接溝通的。而詞的層次可以說基本上都是還甚至都不是中國人翻譯的，而是日本人翻譯的，日本人用漢字翻譯的歐洲概念，實際上如果你回頭看我們的嘴上的詞彙的話，它的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以上都是這種外來的翻譯詞。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人民，中華人民共和國今年是六十週年等等，在這個名字裡最關鍵詞彙就是人民，但是人民在英語裡是people一個完整的概念，日本人拿漢字翻people的時候，創造了人民的這個詞也是一個完整的概念。當中國人用這個詞的時候實際上我們是不停地游離於人和民之間，「人」是人的總稱，「民」是相對於官的那個階級的概念，社會的下層，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最可怕的就是，實際上什麼時候用「人」，什麼時候用「民」，是非常模糊的。
在共產黨國家的概念裡，它們首先用的肯定就是那個社會階級的概念，人民的概念來反對它們說的官，但是不反對它們自己，但是當我們回到比如說法律，中國的憲法裡大量的人民這個詞，理論上憲法是對所有「人」的，它應該是在人的概念上使用的。但是因為這種模糊，所以我們發現造成的結果是詞和意完全是分裂的，我們是在不知所云的情況下用的這個詞，第一是亂用，第二是空洞的用，第三個是純粹的使用到完全以利益出發的這種使用，天安門屠殺可以用人民的名義進行，民主也可以是用人民的名義進行，到底人民這個詞有什麼意義，而最後我的感覺特別可怕就是我們可以說任何東西，但是沒有意義。
甚至包括今天的共產黨。在中國如果看這種大量的物質利益腐敗的話，它和共產黨的原意沒有任何關係，但這並不妨礙它用這個詞進行統治，中國的藝術家也用文革宣傳畫等等來做自己的媒介，熟知在玩這些政治意向的時候也落入一個空洞的思維方式，而這樣的畫只要在西方的市場上好賣就照樣玩，因此從政治的使用到權力的使用，再到商業的使用，語言是沒有意義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說現代漢語，其實我們也可以說是新華體，新華體實際上是對漢語的一個非常惡劣的污染，實際上是一種純粹的戰略。
共產黨文化造成了對中國文化的毀滅 是一種殖民文化
記者，這種變化，演變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楊煉：這個變化首先是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開始的。由於鴉片戰爭後，中國在跟西方接觸的時候，很強烈的民族挫折、挫敗感，帶來很強烈的情緒，因此在五四運動的諸多口號中有全盤西化、打倒孔家店等等。實際上我認為這代表了一種可怕的民族虛無主義，想要更新文化，可是完全不建立在自覺的基礎上，以至於所謂的更新完全帶來了一種空泛的情緒。
五四的口號之一全盤西化，在文革時就變成了唯一通過權力來推行對自己文化徹底的非自覺，甚至是反自覺，所以中國共產黨文化裡頭反對知識份子、反對文人、毀滅文化，尤其在毛時代是非常清晰的。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帶來的結果完全是負面的，這就是為什麼對於共產黨，我不把它叫做中國文化，就是共產黨文化，共產黨文化集中了中西兩方面的惡劣於一身，而實際上造成了對中國文化的殘酷的毀滅，這就是我為什麼說它是一種殖民文化。
記者，那您覺得有一條路能夠回到我們曾經的文化根源裡去嗎？
楊煉：很簡單，就是回到一個乾乾淨淨的個人，然後用這種真誠重新從語言的最基本的角度的層次上說話，做事，思想，寫作。其實總體的去改變中國，改變中國文化的這些說法我都不是完全認同，我還比較贊同高行健說的回到一個個人，你自己做，你做好了，這個中國就改變了。
記者，就是說每個人從自己開始。
楊煉：每個中國人都乾淨了，中國就乾淨了。
記者，謝謝您接受大紀元採訪。
楊煉簡介：
1955年出生於瑞士，成長於北京。十一歲起經歷「文化大革命」。七十年代後期開始寫詩。1978年成為著名地下文學雜誌《今天》的主要作者之一。1983年，以長詩《諾日朗》轟動大陸詩壇。其後，作品被介紹到海外，並受邀到歐洲各國朗誦。1987年，被中國讀者推選為「十大詩人」之一，同年在北京與芒克、多多、唐曉渡等創立「倖存者」詩人俱樂部，並編輯首期《倖存者》雜誌。
1988年，應澳大利亞文學藝術委員會邀請，前往澳洲訪問由此開始其旅居海外的漂泊生涯，迄今足跡遍及歐、美、澳洲各個角落，以生存方式的簡約，換取精神宇宙的不斷豐富。楊煉的作品以詩和散文為主，兼及文學與藝術批評。其詩集八種、散文集二種、與眾多文章已被譯成二十餘種外文，在各國出版。他不停地參加世界文學、藝術及學術活動，被稱為當代中國文學最有代表性的聲音之一。
1999年，楊煉獲得意大利FLAIANO國際詩歌獎；他的詩集《大海停止之處》，獲英國詩歌書籍協會推薦英譯詩集獎。他曾應邀擔任德國柏林DAAD藝術交流計劃、美國AMHERST學院、台北市駐市作家等一系列駐會、駐校作家，以及德國威瑪(WEIMAR)國際論文競賽、「德國之聲」國際廣播文學競賽評審，「台北國際詩歌節」海外顧問及「柏林國際文學節」顧問等。
楊煉在中國以五年時間創作的長詩《諾日朗 》及在海外完成的《大海停止之處》、《同心圓》等被稱為其代表作。《諾日朗》全書以《易經》為結構，組合起詩和散文的多重探索，承繼源於屈原的文學和思想傳統。《大海停止之處》以特定的組詩形式，把外在漂流轉為一場內心之旅。《同心圓》更「取消時間」，直指人性不變之處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