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7日訊】 日本投降後不久，我們這兒的農村裏，能跑出來逃活命的地主都跑到城裏來了。這些流亡地主，家家都是共匪流血鬥争的受害人和見證人。滿城彌漫着咬牙切齒的對共産黨的憤恨。那時我十三、四歲，正在上初中，課上課下，言談話語，三句話離不開揭露土改中血淋淋地套着牲口拖死地主，上“望蔣台”摔死地主，燒紅的鐵環套在地主的頭上等等慘絕人寰的話題。對此，我在作文上寫道：“毛澤東是國家的敗類，民族的蟊賊，屠殺人民的劊子手！”不期，時至今日，60多年過去了，驗證這一結論竟用去七千多萬條中國人鮮活的生命。
一“解放”，我剛進入十六歲，求知欲之高不讓食欲。我大口大口地吞食新知識，狠命地學《新民主主義論》、《人民公敵蔣介石》，甚至于啃斯大林的《列甯主義基礎》、列甯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連懂不懂，在強烈的新奇感支配下，生吞活剝，好像在吃盡命食。再加上聽報告，參加暑期青訓班學習《社會發展史》等唯物史觀知識。初經洗腦之後，貌似“恍然大悟”，原來真理在共産黨這一邊。我雖信不過共産黨把一切鐵證如山的罪惡都歸之于“國民黨的反動宣傳”，但說是土八路胡作非爲，毛主席不知下情，我卻認可。時日順延，中毒益深，後來參加工作，當了教師，直到反右時，我都是竭誠擁護人民領袖毛主席的。但偏偏是，他老人家發動的反右運動 ，“鍋裏下了我的米”，而我又偏偏不願意“吃不了兜着走”，這就展開了一場人家反我的右派、我反人家的反右派，在寡不敵衆的情勢下，垂死掙紮了八個月。雖未獲勝，也未認輸，算是與陣地共存亡。
1957年暑期，經過兩天學文件，接着就是傾盆大雨，我的大字報被貼得裏三層、外三層，花紅柳綠，我真的陷入了滅頂之災。幸好有我的好友、剛出大學門的王豪傑（教曆史課）給我打氣，說：“振作精神！鋤他們的毒草！” 因爲他是幹部子弟，有正義感，所以話說得直出直入，毫無遮攔。到底他老子是多大的幹部？他沒告我，隻是說，他父親曾親自跟聶榮臻說過話。在他眼裏，好像反右運動就是要鋤他們的毒草。學校黨支書梁乖真及其麾下的專吃政治飯的狼一群、狗一夥，統統都是邪惡、兇惡、醜惡之輩。他爲他們起了别有一番趣味的綽号：熊包（狗屁不通）啦，一灘兒（鼻涕）啦，河漏（一種食品，方言諧音“何辣！”）啦，長舌婦（溜溝子）啦！……
我拿着鋼筆，在别人貼給我的大字報的空白處，批上我的回答：
問：“你爲什麽爲儲安平的‘黨天下’搖旗呐喊？……”
答：“我隻說過他當過《》的主編。”寫時筆尖朝上，寫着寫着就不下水了，我又換了一支鉛筆。
問：“爲什在章乃器受到批判時，你對梁書記說他‘心安理得’，是不是要向黨示威？你還說他知識分子的骨氣令人佩服！”
答：“我才是道聽而途說呢！是在一個象墨水一樣黑的夜晚，遠遠地聽到有人如此說。”
對貼在袁鴻儒老師辦公室門前、那棵歪脖子樹上的大字報，我隻能腹诽了，因爲鉛筆無法在那上面畫道道。貼在我鼻子上、正對屋門口的那個壁報架上的大字報，讓我開門見山：
“魏紫丹！你爲什麽要爲葛佩琦說‘殺共産黨的頭’拍—手—稱—慶？”
答：“我是在讀人民日報，不小心讀出了聲音。如此而已，并未拍手！” 鉛筆又折斷了！我把它摔在地上，恨不得再跺它一腳，心中不忿，暗自嘟囔：“不是驢不拉，就是磨不轉！不是鋼筆不下水，就是鉛筆又折斷。”
……
9月2日我被宣布：“确系資産階級右派分子。”9月8日，在市委機關報《大衆生活》上，标題赫然入目：“魏紫丹是大右派分子章乃器、儲安平、葛佩琦在我市的應聲蟲！”尤其其中白紙黑字寫着，說我猖狂已極：“魏紫丹拿着報紙，學校有五個黨員就在四個（！）面前說：‘要殺你們共産黨的頭！’”甚至我在中國科學院出版的《數學通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也給說成是抄襲王九丹（河漏）的。爲鼓舞左派的鬥志，他們在鬥争會上首先宣讀報紙，并宣稱，這是曆史性文獻，用以慶祝他們的勝利，打擊我的狂妄氣焰。報道通篇可以用三個詞概括：“捏造、歪曲、誇大”。聽過報上的胡說八道，我就壓抑不住反駁的沖動：“即便我是特務、反革命，但我隻要不是神經病，也就不會跑到你們面前去喊：‘要殺你們共産黨的頭’，難道我活膩歪了、要找死？我才24歲，還不想夭折。”我氣得上氣不接下氣，“這樣說吧，咱們對對質，我在你們哪一個面前說過這話？請舉手。”結果“五個黨員”面面相觑，都争當“五個黨員”中（我沒給他說過的）的那“一個”，而不當（據說我給他們說過的）那“四個”。我想，你們真是膽大妄爲！到底要把黨報當作何物？你們這樣抓住鼻子不顧腮也好，越明顯地違背情理越好！秃子頭上的虱子反而好抓，要是似是而非，糾正起來反倒費時費事。
有梁乖真的一個狗腿子，名字叫做“賣引弟”（賣這個姓不多見，名字的意思，她曾告訴我過，是她父母希望在生她之後引出個弟弟來。她是生物學教師），她在給我提意見時，我卻正在盤算着如何給《大衆生活》以有力的回擊，當時心不在焉地瞥了她一眼，沒想到吓得她猛一抖索，随後又壯着膽，氣勢如牛地聲稱道：“你瞪我；我也不怕!”
散會後回到辦公室，我模仿着列甯雄辯的風格，給報紙去了一封有根有據、得理不讓人的聲讨信。我的居心，就是要激怒它！有理咱就辯，反正我成竹在胸，真理在握，既然打破頭就不怕扇子扇。後來我的同學（任報社文學總編輯）向我報信兒：“報社接你來信後，很被動，說：‘稿子是下面他們支部送來的’。”
我知道他們靠謠言吃飯，底氣不足，我相對占精神優勢。但我認爲必須講究策略，方可設法轉虛勝、爲實勝，否則，就有可能把好酒做釀成一缸醋。于是我把《毛選》中關于戰略、策略的論述，反複學習。把心得集中到一點就是：在戰争的展開中，敵人一定會犯錯誤的；要密切關注，抓準戰機，給敵人以殲滅性打擊。我又憶起《孫子兵法》上說，敵人不犯錯誤，你就戰勝不了敵人；你不犯錯誤，敵人也戰勝不了你。隻有敵人犯錯誤，而你不犯錯誤，你才能戰勝敵人。我想，也就是，一個跳蚤不犯錯誤你都抓不住它。由于我反擊《大衆生活》，旗開得勝，嘗到了敵人犯錯誤的甜頭，就故意進一步激怒敵人。對他們給我的栽髒、胡編亂造，我拍着桌子聲讨他們，寸步不讓，真的，不是他們跟我拍桌子。好像這也正中他們的下懷，假如我要老實交待，獲得從寬處理，反倒不解他們的心恨。他們以爲現在捏造的材料，已足夠我吃一壺了；我卻内心也在竊喜，看我把你們告到市委，你們這個彌天大謊怎麽給你們的上級交待？别說違反政策就意味着破壞運動，光說你們這一副副扯謊撂炮的嘴臉公之于衆，看你們今後還怎樣做人？更何況，我還把材料告到了中共中央？于是乎，我們交戰雙方都陷入對對方的幸災樂禍，和自個的興高采烈中！
在這樣硬碰硬的鬥争中，犧牲慘重，屍體狼藉。我把筆記整理了一下，意見（即我的罪狀）已經超過100條了。上級如來調查，雖能說明他們不按政策胡亂來，但一條條落實，已經不勝落實了。如再繼續惡性增長下去，更對我不利。我就又從《毛選》中搬救兵。毛主席用了許多戰例說明，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要先退一步。于是，我第一次在鬥争會上逆來順受，隐忍守志，并誠懇地檢讨自己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驕傲自滿情緒，企圖對他們造謠的勢頭釜底抽薪。但也沒忘記要貫徹“積極防禦”的戰略思想，不能放棄有利形勢下出擊一下的機會。我檢讨時還刺了狗腿子一下，說：“我對賣老師深感内疚。大鳴大放本是爲了整黨，人家一不黨、二不團，隻是在争取火線入黨；大家都看不起她，我認爲這不對，她好給領導彙報同志們的缺點，安的卻是好心眼，她是要靠攏黨和幫助同志。我曾如實告訴她，‘大家讨厭你好打小報告’，但我卻未如實告訴她，别人都說她是個‘無恥的女人，溜溝子的巴結三兒’。這是由于我小資産階級愛面皮，才幫助同志不徹底。”她脫口而出，一口否認：“你從來什麽都沒給我說過！”我也立即回答：“你别包庇我，我都認識到了，你又何必呢？”我看到王豪傑在下面撲哧笑了。
運動僵持了一段，領導和同志們都有點厭戰了，覺得如果我接受他們的造謠污蔑，就可見好就收。因爲我擋着道，打亂了運動的進程，對許多别的右派的鬥争，八字都還沒有一撇；特别可惡的是，我還爲别人樹立了一個狡猾抵賴的惡劣先例。後來他們給我歸納爲十大罪狀，并用許願來進行政策攻心：隻要我承認，還屬于“坦白從寬”的範疇。“哼！我才不管你飯稠、飯稀；誘降？沒門兒。”
“高爾基同志說：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梁乖真咋咋唬唬地宣布：“不獲全勝，決不收兵！”從此隔離審查，讓我單獨到一邊寫交代去。
洞中方七日，世上幾千年。在我閉門造車的兩天期間，市委宣傳部朱秘書駕臨，好話歹話說了一籮筐，臨了說：“市委認爲你年輕有爲，去年讓你在全市向科學進軍誓師大會上作典型發言；今天你頭腦膨脹，恃才傲物，走向反黨的道路，我警告你，你沒什麽了不起！你如果不接受挽救，别說你一個魏紫丹，就是十個魏紫丹，中國沒有你照樣建設社會主義！”
“我希望市委能研究研究我的申訴。我認爲學校不實事求是，運動的方向打根兒就錯了。”
“學校如果按兵不動，不搞反右，那方向就錯了，隻要是在搞運動，上前來說，方向就是正确的。這是本質和主流，其餘都是枝節和支流。”
“理能這樣講嗎？”我心裏想：“完了！他一屁股坐在梁乖真一邊；混球兒一個！”
第二天市監委王委員來了。一張虛糕臉，令人惡心，我立即斷定來者是個吹胡子瞪眼睛之人。他坐在我的床邊，說：“我的任務是說服你認識錯誤，知過能改，還是一位好青年。”倒是長者的口氣。我硬是耐着心，裝作虛心往下聽。
“我經的運動多了，延安搶救運動，許多人，正在交待問題就拉到山溝給槍斃了。後來毛主席規定‘一個不殺，大部不抓’，運動才走上健康的軌道。這次反右也是這個政策。”他看我的反應，看我在紙上寫什麽？我把紙遞到他面前：
“我思右派雖冤案，天經地義惟改造”。
接着說：“改造世界觀對于我是天經地義的，問題是劃右派的根據純屬子虛烏有。”
“這是群衆運動呀！哪能像你教的數學二乘二等于四那樣準确？認死理是要吃虧的！政治可不是鬧着玩的呀！我不是吓唬你，你前面就是萬丈深淵，再走一小步馬上就一切都完了；于你、于小韓（我妻子）都成千古遺恨。”他還怪了解我哩！
“你說怎麽辦？”我爲他的真誠所感動，又在他臉上掃了一眼，不覺得他惡心了。可真是，人不可貌相。荀子說：“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
“依我說，你立即承認錯誤，還是有前途的。”
“不合事實怎麽辦？”
“管它合不合事實！你就相信，反正胳膊擰不過大腿。”空氣甯靜了半分鍾，“你是我那個老小最崇拜的老師。”
沖着這句話，我吃着勁盯着他的面龐，腦子裏出現王誠清晰的畫面。“是王誠——誠實的‘誠’吧！因爲我還有一位學生叫王成，成功的‘成’。你的老小，他去年考取了開封師範學院。”
“正是。他暑假沒回來，在學校參加運動，可能言論上也有點問題。”
“那我就更不能違心地承認‘錯誤’了。爲了騙取從輕發落而撒謊，不合乎我對王誠關于‘老實做人’的教導。要是那樣，今後我還怎樣爲人師表呢？”
“人各有志。”他喟然興歎：“愛莫能助，我隻好無功而返了。”
“請王同志你把這個材料帶到市委替我反映一下情況！”我遞給他一本59頁的申訴書。 “我的一些意見”，這個題目都是受到了儲安平“給毛主席周總理提一些意見”的影響而命名的。我對他們100多條不實之詞逐條駁斥，不管言者有罪無罪，總算把他們駁了個體無完膚，該說的話，一吐爲快，言無不盡。
我所以能苦撐着“豪情滿懷”，是由于：一，我幹闆硬直，他們除了靠造謠，就無法抓到我的小辮兒；二，我不是捏個方就方、捏個圓就圓的人。在本市還小有名氣，領導談起我都說：“魏紫丹是個才子”；三，我對總的形勢有個估計，确信共産黨是偉大、光榮、正确的。剛剛前一時本省處理了“宋北方事件”，省委爲學生宋北方所受冤枉平反，受處分的最高領導我記得是商丘地委書記（？）紀凱夫，他自稱是“幾乎中央委員”。所以我說共産黨就是真理的化身，事情再複雜最後總會真相大白。尤其是毛主席在莫斯科接見留學生說了“共産黨最講認真”那一番話，簡直是讓我抱住了真理的大腿。因爲後來宋北方被安排到團省委工作，他來我校視察工作時跟我交談過。所以我認定，今天的我就是昨天的——更準确些說是明天的宋北方；四，是毛主席親自保證“言者無罪”，以十二萬份誠懇的态度請求黨外人士提意見的；别說他是我們心目中獨一無二、頂頂偉大的領袖，就是随便一草芥小民，隻要是正經人，也不能說話不算話呀！除非他是一個流氓無賴、死皮不要臉的畜類東西！
又輪到我到大會上去交待我的右派言行了！走到會議室門口遇見了王豪傑，多想從他的眼神裏尋到一絲安慰啊！不料他偏偏扭過去了臉。開始開會，上前就給我一個出乎意外的驚喜，梁乖真說：“黨中央是我們的黨中央，不是右派的黨中央。”我脫口而出：“是誰說的？難道你敢規定黨中央是誰的不是誰的嗎？黨中央是全國人民共同愛戴的黨中央。”他沒反駁我，隻是從牙齒縫裏沖出兩個字：“可惡！”不過，他的說法等于透露了，我寫給黨中央的信有了回音。他接着宣布把對我定的十大罪狀，減去一半，剩下五條，并指出：在我面前擺着兩條道路，一條是徹底清算自己的罪過，跟大家一起參加運動，揭發自己小集團的成員，争取戴罪立功；一條是繼續頑抗下去，與黨較量到底，不用說這是死路一條。他在等我表态，我面臨最後決戰的關口，一時躊躇。這時，半路闖出個程咬金，就是王豪傑，他高舉着手：“報告！我揭發。”梁乖真愣了一秒鍾，“也好，你先說也行。”
“魏紫丹受地主家庭出身的惡劣影響，根深蒂固，他仇視工農，醜化工農幹部。他在背後給我說，我們的梁書記是‘梁菜包，一肚子青菜屎，狗屁不通’！”
原子彈爆炸了！狂飙爲我從天落。沸沸揚揚，義憤填膺，是可忍孰不可忍？看誰的階級覺悟蹿得高吧！一個個紅頭漲臉，憤怒聲讨我對黨的污蔑，都來揭破我“熱愛黨”的畫皮！我卻在警告自己：“冷靜、冷靜、再冷靜！沉着、沉着、再沉着！”
後院失火了！連我尊敬的長者袁鴻儒先生都要與我劃清界限。他是語文教研組組長，我是數學教研組組長，我倆是忘年交。隻因爲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星期天，我替他把被窩搭出來曬了曬，就成爲我們是右派小集團的鐵證。現在他要對我反戈一擊，揭發我跟他說過肅反積極分子夏銀河（一灘兒）“陰險”。其實我們之間還說過比這更厲害的話，看來他是“話到嘴邊留半句”了。
緊迫感驅使我，更得向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請教“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了。可是找不到可以對号入座的論述。
人們爲了自衛，或爲了染紅帽子，都向我開火了，朋友也全都背叛了，惟有妻子自始至終抱着葫蘆不開瓢。
私人之間，朋友之間言者無心的随便談話，誰會想到今天竟都能上綱上線成爲大逆不道的罪狀呢？我說話還比王豪傑謹慎得多。是他先說梁乖真“熊包”，我随後跟着說“菜包”的。他對我無話不談，告訴我說：“北京大學貼出了三害（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根源是一黨專政”的大字報；“林希翎在北大演講，說肅反多殺了70萬人，胡風是冤案。他拿出事實，舌戰群儒。誰也說不過她，隻能無理取鬧，高喊‘打倒林希翎！’底下紛紛遞條子給她：‘我們堅決支持妳——林希翎！’”他說得眉飛色舞，我一則佩服他消息靈通，二則爲他的正義感所感召。認爲，做人就要如此坦蕩磊落才好。這樣勇敢的人，怎給吓尿了呢？
對立面之間，說話都互相提防着，就算那樣，話仍是經不起分析的。比如賣引弟，她就在我面前贊揚過流沙河的《草木篇》：“我是教生物的，都沒有發現草木的性格竟是這樣美！詩人獨具慧眼，科學應向藝術學習。”說着就大聲得意地朗誦起來。王九丹在一旁，伸出食指，右手高舉，口中振振有詞：“碧指藍天！”（《草木篇》中詩句）我認爲這正是他們心靈美表現的一個側面，說明愛美之心人皆有之。說來也奇怪，凡是合乎美、合乎良心的事，分析下來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我若用此例來報複他們，就會陷我于不義，盡管他們給我造了那麽多謠，我恨死了他們。但我若是這樣做，就不僅是攻擊他們，而且是傷害美，傷害我本人的良心。對朋友王豪傑，我就更不報複他了；我這右派是沒跑的了，再拉個墊背的又有什麽意思！況且共産黨就是這樣讓你狗咬狗，他好“漁翁得利”的。雖然我受盡右派的活罪，受過牢獄之苦，苦撐苦熬到了七老八十，但回首當年在反右派運動中，我沒有對任何一個人，無論好人或壞人，對他的任何一件事、任何一句話，進行過任何揭發、檢舉，因而在反右派運動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是由于魏紫丹，而給他帶來了禍殃。拂心而思，聊慰終生，終算我沒有白讀了《四書五經》。讀孔孟書，所學何事？孟老夫子所說的人生三樂、我有其二：“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惟有父親在剿共戰場陣亡，幼年喪父而失“一樂也”。可能是由于父親遺傳給我的精神基因，使我雖在苦水中泡了一生，失敗了一生，但從來也未精神崩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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