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日訊】不知不覺已經到了六月。當我們享受著初夏明媚的陽光之時，有這樣的一群人正黯然落淚。二十年來，他們為了永遠逝去的親友而輾轉難眠；二十年來，他們因為被掩埋的真相而奔走四方。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中共當局下令血洗天安門，致使無數莘莘學子失去了他們年輕的生命。雖只是短短的數小時，卻變成了那一時代國人永遠無法擺脫的夢魘。
15年前在聯合國難民署安排下來到瑞典的茉莉女士當年曾是湖南省邵陽師範專科學校，也就是現在的邵陽大學的中文系老師。當5.19李鵬發佈了戒嚴令，準備用坦克、武力來對抗、壓制學生時，有二位學生決心進京請願，為了避免他們做出過激的行動，茉莉陪同他們一起乘上進京的火車。在今天的專訪節目中，讓我們一起來聽聽茉莉女士講述的她的這段經歷。(錄音)
「在火車的兩天時間裏，每天都可以看到沿途上來的學生在演講、呼籲和募捐。整個列車上的人都很激動，全體人們都願意支持學生運動，我就慢慢被這種情緒感染了。到了北京下了火車已經是5月28日了。那天上午正好是北京舉行全球華人示威遊行。這個遊行很大，一下火車，我和兩個學生等於說立刻就捲入了遊行隊伍，跟著遊行隊伍走。我們在北京呆了一個星期。我的兩個學生就在天安門廣場安營紮寨，他們領了當時是香港支聯會捐獻的帳篷，他們支起了帳篷，舉起了湖南邵陽師範專科學校的牌子。
那幾天我還跑了北京大學、法律大學等幾個大學去看大字報。那邊也有一些朋友、同學啊，我就在那裏聽他們講從4月份到5月份這個運動的發展過程。因為我是在中文系裡教「教材教法」的，以前不怎麼關心政治。所以那一個星期可以說是我的思想啟蒙，使我對民主、人權這些概念有所瞭解，也瞭解了北京學生運動的來龍去脈。一個星期快過去了，我們湖南邵陽師專又來了3個學生，一共是5個學生。他們都擠在那個小帳篷裡面。
從四月到五月，北京的學生們已經相當疲累。廣場上處處搭建的帳篷裡，住滿來自大江南北的300多所大學的學生。」
「我每天都在廣場上走，看著那些大學生坐在帳篷裡面還在讀書，我問：那你們為什麼不回去？他們說讀書是為了考試，不回去是為了等待，期望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出來批評李鵬，推翻「4.26社論」。因為「4.26社論」把學生打成「反革命動亂」，他們不服氣，希望人大常委會糾正這個「4.26社論」的定性，撤銷李鵬的職務，所以他們在那兒呆著。我最後一次去天安門是5月30日下午，親眼看到民主女神像樹立在那裏；當時北京的地鐵都擁擠得不同尋常，但是大家都很興奮，因為都看到民主女神像樹立起來了。
對於茉莉女士來講，天安門已經成了回憶，然而在那裏經歷的種種卻深深的、深深的烙印在了她的生命中。」
「6月1日我就帶著學生回去。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想，我這一個星期學了什麼？看了那麼多大字報，有了很多思考…… 於是我就在路上寫了「關於北京學生運動的十大問題」，把他們的訴求歸納起來。6月3日早上我們回去之後，當天晚上我們大學裡的青年教師都要求我講一講在北京見到的情況，所以那天晚上我就在湖南邵陽市師範專科學校的教室裡給七、八十位師生談北京學生運動的十大問題。這是我後來入獄被判刑的罪狀之一，因為我宣揚了北京學生運動的觀點。
第二天清早一起來，就從外國廣播電台裡聽到消息，北京就在 6月4日的凌晨發生了屠殺。我們都嚇壞了，我們哭泣，我們戰慄，我們震驚不已，我們簡直不敢想像。尤其是我，剛剛從北京回來，經常是這個帳篷那個帳篷的看，看著那些可愛的大學生都坐在地上，就是為了等待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他們看不出半點想搞暴動的樣子，可中共政府卻說他們是反革命暴徒，是搞暴亂。那時候我真是號啕大哭，整個一天就是哭。6月4日晚上，湖南邵陽師專的學生舉行大型的追悼會，在燈光球場。我們年青教師組成的教師隊伍參加了學生的追悼大會，追悼北京死難者。我當時在追悼會上作為教師代表第一個發言，我都根本說不出話來，我一邊哭一邊說，我說我在北京看到的情況，我說那些年青的大學生等在那裏，他們並不是搞什麼叛亂，他們是和平的靜坐。我就說李鵬政府鎮壓的這個罪行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然後整個燈光球場上的大部份人都跟著我一起哭。這是我後來被判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的第二個罪狀。
然後幾天我們一直到6月8日，都到各個工廠、學校去演講，我的題目就叫「救救我們的學生，救救我們的孩子」。6月4日一直到6月14日的10天裡，不斷的傳出消息說當局要抓我，但是我也不想逃，我覺得我沒有犯罪，是政府犯罪。終於在6月14日那天上午，我上了一堂課，那堂課我什麼也沒講，我就念了魯迅的那篇文章《紀念劉和珍君》。下午五點多，我就在辦公室被收審了，公安局用小車把我送到收審所。然後就開始了我的監獄生活。
鐵窗內的生活對茉莉女士來講，是終生難忘的。在這裡，她第一次真正接觸到了中國社會最底層的民眾，第一次意識到人權是多麼可貴，也第一次真正認識到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人民是多麼的無奈。」
「我在整個的囚禁時期，一共住了三個監獄。在不能確定一個人犯罪的時候，他使用的是收審-收容審查，我住的第一個監獄是收容所；收容所是一個非常骯髒、臭氣熏天，條件非常差的地方。現在據說收容所因為孫志剛事件被取消了，孫志剛-那個廣東的大學生被打死在收容所裡面，可見裡面的黑暗。我住的第一個地方就是那種收容所，那真是，通過數道門和鐵絲網進去就看到像豬圈一樣的房子。我那個時候是非常的激動，我覺得政府犯罪，殺害這麼多人，卻讓我這個說真話的人來坐牢。那個時候我是想以絕食來抗議政府的暴行，抗議政府的監禁。但是我不吃飯、絕食兩天後，收容所的警察就明確的告訴我說：你絕食要是到一定時候，我們可以鼻飼，就是從鼻子裡塞進去，他說那是很吃力的，反正我們不能讓你死。所以就是說根本你就是求死不得。那也是我的機會，因為我在那裏接觸到了社會的底層，比如農村裡面被抓來的啊、賣淫的啊，就是瞭解了一些我在學校裡面看不到的事情。
三個月以後我就被正式起訴。起訴的時候就是說有罪，但是是什麼罪沒有搞清楚，就送到看守所。在看守所裡面我又呆了三個月，在看守所就是說你是犯罪嫌疑人，等待被公訴。本來當時很多律師都很同情我，願意免費為我辯護。但是邵陽市政法委說：莫莉花（我的真名）這個案子只能由政法委批准的律師擔任辯護律師，必須得是共產黨員，而且只能做有罪辯護。
1989年的12月24日。這個時候離6.4過去是半年了，我被押上了審判台。這一天是星期天，當局把審判的日子定為星期天，把開庭地點定在邵陽市委大禮堂，那個禮堂很大，能容納一、兩千人。為什麼定在這個地方和日子公開審判我？就是希望各大學的學生都來看，殺一儆百。當局就是想通過我的這個案子來威脅廣大學生。開始都是法庭啊、公訴人啊起訴我的罪狀。很多人都看著我，人越來越多，那些上午不知道的人、那些學生到了下午越來越多，到了晚上是黑壓壓的一片。最初他們不知道我被關押了半年還是什麼立場，是不是軟下來了？因為在外面的那些學生和老師都已經開始整風，一個一個過關、檢討過關，他們看我是不是軟下來了。然後等我開始辯護的時候，他們就知道我一點都沒有軟。我利用我在監獄裡讀的法律開始對公訴人的起訴書進行逐條反駁，我說我主觀上沒有反革命目的，客觀上沒有反革命行為，從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推翻公訴人的起訴。我記得在我整個的辯護當中，聽眾，就是邵陽市的市民和學生給我一陣一陣的掌聲，給我很大的鼓舞。到了晚上夜幕降臨的時候，他們簡直是大聲歡呼，因為我在最後陳述裡面表達：歷史將宣判我無罪！我說我根本不承認今天的判決。當時那個法官很生氣，把那些站起來拍手的人趕出去。所以整個法庭的氣氛都是非常感人的，邵陽市的民眾用掌聲表示對我的支持。這個時候呢，法官在接受我的這個案子的時候呢，本來上級規定我的這個案子是可判三年到七年，這個法官在這麼大的群眾壓力之下，最後給我定下判三年，有期徒刑三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這已經是最低的了。判完了，我就被送到長沙監獄服刑。這是我的第三個監獄。
當我帶著手銬被送到長沙監獄的時候，第一件事就是檢查身體，我記得那個醫生問我是什麼罪，我說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是因為6.4入獄的，他們都非常同情。記得那個時候，不管監獄內外，對政治犯都有普遍的同情。因為那個時候誰都知道這是政府的罪，不是我們的錯。我在監獄裡的那幾年生活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因為讓我瞭解了中國底層的苦難。也讓我瞭解了中國的法律在紙面上和實際上是怎麼的不同。
鄧小平在六四時期的著名言論「殺二十萬保二十年穩定」依然被現今的中共執政者奉為聖旨一般遵從，更有中共外交部發言人馬某人在今年向世界宣稱中國這二十年的發展證明中共當年的決策沒有錯。中共過去二十年的所作所為真的可以抵償它的罪惡嗎？」
「我想說的是，儘管這20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了，但是6.4仍然是中國人民心上一條帶血的傷痕。中共的罪責是無論如何不能抹去的。經濟發展是一回事兒，但是殺人就是殺人，殺人就是犯罪。現在很多人提出來，說要跟共產黨和解，我的看法是：要和解首先要有真相，要有人承擔罪責。在共產黨願意承擔罪責的情況下，那當然可以和解。如果共產黨現在不和解，我想他們沒有這份道德勇氣，他們是一群毫無道德底線的人，他們為了維持自己的政權，死死的壓住6.4問題，不解決這個問題。但是這個問題有朝一日總要解決的，那麼我想最後的結局就是審判。
二十年前，無數的年輕生命在轉瞬之間離開了人世，一夜之間，有多少家庭白髮人送黑髮人？一夜之間，有多少人失去了他們心愛的朋友？89年6月4日的那一夜之間，我們到底失去了多少東西？」
感謝您收聽由子悠為您主持的這一期專題節目。我們下次再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