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5日訊】（大紀元記者涂佐岸編譯）自由亞洲電臺（Radio Free Asia）執行主編邵得廉（Dan Southland）在1989年時擔任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站站長。他親歷了學生呼籲改革的抗議活動及中共六四血腥鎮壓的過程。他發現中共正盡全力抹殺這段歷史，許多中國的年輕人已經不知道六四了。在六四血腥鎮壓20週年祭日，邵得廉在華盛頓郵報發表專文《天安門廣場：六四不能忘》（Tiananmen:Days to Remember）。下面是邵得廉的文章翻譯：
兩年前，我遇到一位在美國念研究生的中國學生。
我告訴她，「六四」時我在北京。
「你在說什麼？」她問道。
起初，我以為她可能不懂我的中文，但我很快就明白了，六四對她沒有任何意義。
我也許不應該對此感到驚訝。
在20年前，1989年6月4日這天，中國軍隊在天安門廣場，朝手無寸鐵的平民開槍，爾後的中國教科書和官方媒體全無記載，中文檢查員設法清除所有提及有關這一悲劇的資訊。
但對我而言，天安門事件不可能忘記。身為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站站長，我底下有一小隊懂中文的美國年輕記者，我的報導涵蓋了學生自4月中旬開始的遊行抗議和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的陰暗面。
另我印象最深的是，各行各業的北京市民們突然間都開放起來。他們被學生們要求政治改革、新聞自由和結束「官倒」所激勵 。
一向我認為是共產黨支持者的人突然告訴我，他們真正的想法。一些在過去保持沉默的人，竟然在街頭巷尾辯論時政。
5月初，中國的新聞記者開始要求公開報導天安門廣場的抗議活動。到了5月17日在北京參加遊行的人數已增至100多萬人。
各大中文報紙的記者，包括共產黨的喉舌人民日報的記者都加入。他們的口號是「不要逼我們說謊。」
在那一短暫的時間，中國記者被允許客觀的報導學生的抗議。但是，這段新聞自由是很短暫的，在5月20日戒嚴令發佈與解放軍進入北京後結束。
起先，北京的居民架設臨時路障阻擋軍隊。但6月3日晚上，坦克、裝甲運兵車和用自動武器的士兵突破民眾的阻攔進入了廣場。
死亡的人數很快變成中文媒體的禁忌。中國的醫生和護士受到極大的壓力隱瞞傷亡數字，並且不得讓記者進入手術室，查看在廣場受傷的學生。
離天安門廣場不遠的一家醫院，一個勇敢的醫生讓我和同事到一個臨時停屍間，在那裡我們看到了20具渾身都是彈孔的屍體躺在水泥地上。事後我才知道，那醫生因為讓我們看屍體被處分。
一名我原以為是朋友的中國記者，試圖說服我相信，按政府的估計，實際的死亡人數不到300名，其中包括大量的軍警人員。
後來，我從他的同事得知，這記者是國安部的人。
經過很多記錄的比對，我猜測，實際的死亡人數至少有700名，而且大多數是普通的北京市民。
這幾乎難以置信，中國政府成功的掩蓋如此巨大的悲劇如此之久。但是，對那些繼續在密切監視人民、壓制人民自由和動則封鎖「敏感」消息的中國政府而言，這不足為奇。
中共當局繼續恫嚇記者、封鎖網站和干擾新聞廣播電台。中國是世界上關押新聞記者、監禁網路異議人士最多的國家。
中國青年同樣是網路世界的高手。但是，中文的搜索引擎、聊天室和博客網，以及互聯網的提供商，都必須配備過濾器，以阻止那些不斷更新，已進入中共黑名單的關鍵字。
中國的檢查制度多管齊下，時而嚴厲，時而複雜，某些議題允許辯論，某些議題卻禁止，例如天安門。
檢查員會要求線上業者和網咖業者，對用戶閱讀和張貼的文章內容負責。一個小型的博客網業者，有可能因為不小心，例如一個六四的辯論，而喪失執照。
自此，文字獄已興，造成人心不安，自我設限。
好消息是，封鎖並不完整。我們從自由亞洲電台的叩應得知，一些年輕的中國人想知道更多關於天安門的消息。
我與幾個中文廣播員共事，他們是六四天安門的學生。他們許多人看的比我多。他們來此為了提醒我和眾多的中國人，這段歷史，我們永遠不該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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