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5日訊】今年是「六四」事件20周年，香港參加「六四」遊行的人數激增，打破近16年來的紀錄。香港特首曾蔭權在立法會不當的言論引起了反對黨嚴正的抗議，隨後即公開承認用字有問題，並就此致歉。其實，曾蔭權有問題的不是用字的問題，而是思維的問題，因為他淪入了最常見為中共「六四」暴行合理化的辯白──沒有「六四」鎮壓後的穩定，中國經濟就不可能隨後高速成長。
中國在這20年來經濟有所突破，藉由廉價的勞力與外來的投資，帶動沿海地區出口產業成長快速，累積了近2兆美元的外匯存底，造成了一種繁榮的假象。有些人錯把現在的情勢歸因於當時「六四」的鎮壓，認為因為社會穩定了，所以經濟得以良性發展。然而，即便是持有這種論調的人，都不能排除「如果沒有『六四』，中國可能會更好」這種可能性，因為許多新興國家（如印度），便同時擁有自由民主制度與高度的經濟成長。
事實上，「六四」之後，中國政府曾經一度遭受大規模的國際制裁，經濟成長多少受到影響，後來各國基於自身的經濟利益，才又漸漸恢復與其關係。自「六四」以後，中共在政策上，要求政治絕對的穩定，任何有組織的社會和政治活動都要掐死在萌芽期。另一方面，在經濟上則舉全黨和全國之力大力推動，尤其自1992年鄧小平南巡以後。
同時，中國民眾因為「六四」鎮壓阻斷了他們對民主自由與政治清明的渴望，人們的政治熱情遂轉化為單純對經濟利益的追求。而專制的體制得以犧牲公眾利益來換取行政效率，使得中國經濟的增長得到了一個特有的專制紅利。
加上1994年人民幣大幅貶值與之後長期的匯率干預，使得中國的商品價格低廉具有國際競爭力，又恰巧搭上了這波全球化的浪潮，才造就了經濟的高成長。而這是在許許多多的因素交錯中產生的，並不能歸因於單一的因素。評論者絕不能泯滅人性、昧著良心說「六四」的鎮壓是必要的。
而且，這種專制與經濟發展並存的現象，其實潛藏著相當大的危機。城鄉與貧富的差距持續擴大，地方抗爭事件不斷增加，只是抗議的聲音都被高度管制的媒體掩蓋了，取而代之的是國家壯大富強的假象。
美國前聯準會主席葛林斯潘在他的著作《我們的新世界》中提到：「大多數的中國人仍然居住在農村地區…當經濟快速成長，解放了許多人，不再只是追求溫飽，而且有餘裕去思考他們所觀察到的不公平，不管是真實的還是想像的不公平。中國沒有民主的安全閥來舒解這種不安。受到欺凌的人無法用選票把執政者趕下台，只好訴諸造反。…我毫不懷疑中國共產黨可以維持一個獨裁式的半資本主義政權，並在一段時間裡保持相對繁榮。但沒有民主程序這個政治上的安全閥，我懷疑這種政權長期可以成功。」
葛老同時預測，未來的中國，如果不是領導人的權力一代不如一代，終而被一個更民主的中國來取代專制的共產黨統治；就是共產黨為了保留其政治控制，讓改革前僵化的經濟制度得以復辟，開經濟成長的倒車。
簡單的說，只要中國共產黨持續執政，為了達到一黨專政的目的，誰都無法保證「六四」暴行永遠不會再發生。沒有共產專政，中國的經濟會成長的更穩健、更茁壯。未來20年後的中國，乃至於世界會怎麼樣，關鍵就看中國人民現在如何作理性的選擇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