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9日訊】
一、緣起
1956年，在中國，農村的合作化運動和城市的工商業改造，完成了生產資料的國有化
在共產黨統治的脈絡裏，在唯物主義的邏輯下：由經濟而政治，由物質而思想，接下來的運動箭頭，將直指精神領域。那就是：思想的國有化。
1957年，中國大陸發生反右派運動。作為一個歷史性標記，它是中國的思想國有化的完成禮。
這場運動是如何發生的？它的國際國內背景是什麼？它是毛澤東預謀已久的精心策劃，還是面對未必充分估計的嚴重挑戰而緊急實施的鎮壓？
從根本的意識形態情勢來看，在政治上剷除自由主義者及其組織，消滅潛在的政治對手，是中共領袖毛澤東的基本政治直覺。根據蘇聯解體後的秘密檔案，可以發現：實際上，差不多在反右十年之前，在中共取得政權之前的1947年，毛澤東就已暗露殺機，想要拋棄盟友，獨霸山頭了。
1947年11月30日，毛致電斯大林說，「一旦中國革命取得最後勝利，按照蘇聯和南斯拉夫的經驗，除中國共產黨之外，所有政黨都應該退出政治舞臺了，這樣將會加強中國革命的勢力。」
斯大林不贊成毛的這個意見，他在1948年4月20日的複電中說：「中國各在野政黨，代表著中國居民中的中間階層，並且反對國民黨集團，所以應該長期存在，中國共產黨將不得不同它們合作，反對中國的反動派和帝國主義列強，同時保持自己的領導權，即保持自己的領導地位。可能還需要這些政黨的某些代表參加中國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佈為聯合政府，從而擴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礎，孤立帝國主義及其國民黨代理人。應當考慮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勝利後建立的中國政府，就其政策而言，還是民族革命的，即民主政府，而不是共產主義政府。目前還難以預料這將持續多長時間，至少在勝利後會是這樣。這也就是說，暫時還不能實現土地國有化和取消土地私有制，不能沒收所有大大小小的工商業資產階級的財產，也不能沒收大土地佔有者以及依靠僱傭勞動的中、小土地佔有者的財產。要等到一定時候才能進行這些改革。即使是南斯拉夫，除了共產黨以外，也還有其他政黨參加人民陣線。」 （註）
從這裏可以知道，早在1947年的11月，那時國民黨還有強大兵力，戰爭勝負未分的時候，中共還在向民盟等民主黨派大灌蜜湯的時候，毛澤東就已經在籌畫拋棄民主黨派了。只是因為斯大林的電報，只是因為毛當時還需仰賴斯大林的軍事政治經濟支持，才未敢犯上，把這事推遲。
雖然推遲了，但是毛仍頑固堅持其反自由主義的主張，其基本目標始終未變。不久之後，在1949年毛寫的《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中，他就已經敏感地把他所謂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劃為美國人「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們所矚望的和經常企圖爭取的」人，從而已經把他們打入懷疑和整肅的範疇中。在毛的詞典中，「民主個人主義者」就是通常所說的「自由主義者」（至於毛在延安發表的文章「反對自由主義」中的所謂「自由主義」，則與自由主義是完全無關的）。毛的這一戰略，一方面出於他的意識形態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出於毛本人反智主義的內在本性。
因此，順理成章，毛在進城後，很快就把自由派看作自己最主要的敵手。
中共取得政權後，大部份中國的自由派人士，分赴歐美與臺灣香港，除沈潛下來的極少數人外，經過建政初期的知識份子改造「洗腦」，自由主義在中國大陸一時悄無聲息，幾乎斷了香火。廣袤神州，一片沈沈死寂。
人所共知，以民盟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左翼，當年基於其反蔣的歷史情結和費邊主義的思想淵源，曾經把政治同情轉向共產黨，在國共之爭中是為中共出了力的。然而，1949年中共奪得天下，地位發生了變化，「人一闊，臉就變」，昔日的盟友，就像「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自由在共產中國的最初啼鳴，以及自由主義所遭受的致命一擊，發生在1957年。
1956年發生的匈牙利事件，極大地震撼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因為他們看到了社會主義國家內知識界和民眾的不滿情緒及其巨大力量。但是毛自視甚高，他認為自己與那些東歐的黨領導人不同，認為自己真正獲得了廣泛擁護，不會重蹈覆轍。他在尋思一條中國的獨出心裁的道路與方法。
1957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發出了整風運動的指示，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動人口號，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參加運動，幫助中共整風。毛在一個講話裏呼籲知識份子大膽批評中共的官僚主義，他聲稱要形成一種更加生氣勃勃的活躍的政治空氣，以區別於東歐國家。
而1957，那是留守中國的知識人的少年期。雖感乍暖還寒，但自認身處早春。開初，由於經歷過中共的「思想改造」，知識界心有餘悸，誠惶誠恐，不敢說話；然在中共的反覆勸誘下，耳聞目睹當局之情辭懇切，求言若渴，在毛澤東再三承諾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大鳴大放中，一批沈默鬱悶了多年的中國知識份子——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經過反覆躊躇，終於鼓足勇氣，破土而出了。知識人被壓抑了七、八年的赤子之誠終於被觸動，仗著童真可鑒，他們披肝瀝膽，慷慨陳言，發出了自己的自由之聲，於是，出演了中國現代史上慘烈的一幕。
二、鳴放
著名自由主義者、原《觀察》雜誌總編儲安平先生提出「黨天下」之論，指出：中共「把國家當作共產黨所有，全國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共產黨做頭，事無鉅細都要黨員點頭算數，成為共產黨一家天下。」
章伯鈞先生提出了成立「政治設計院」的構想，主張各黨各派應當「輪流坐樁」，都有權設計中國的政治道路和具體政策。
而自由派政治活動家羅隆基則提出了「平反委員會」的設想，實際上是要求中共對1949年之後打擊知識界、迫害中國人的歷次運動的冤假錯案進行平反昭雪。
還有很多知識份子，如潘光旦、費孝通、錢偉長、曾昭倫，以及一些年輕的黨內知識份子如劉賓雁、王蒙，以及更年輕的大學生如林昭、譚天榮、林希翎、張元勛以及北大的「五. 一九」運動湧現出來的青年知識份子…..，也對中共領導提出了各式各樣的批評，如拆除共產黨與群眾之間的高「牆」論、反對「外行領導內行」論、要求言論出版自由等等，一時風起雲湧，議論紛紛，群情激昂。
在這一「百家爭鳴」的過程中，原來與共產黨聯手反對國民黨的、作為自由主義重鎮的民盟，起了先鋒與中堅的作用，其他民主黨派也發表了各種批評意見。
在1957年6月8日之前，人們看到的，是一片生氣勃勃，議論叢生，同時也是風和日麗，歌舞昇平的「政通人和」氣象。執政當局虛懷納諫，謙恭之態可掬……。
三、逆轉
然而，幾番言論下來，毛澤東卻日益驚恐不安，再也坐不住了。不難想像，在讀到中國那些上層知識份子的整風發言後，毛的頭腦裏呈現的是一幅布拉格「裴多菲俱樂部」裏嬉笑怒罵嘲弄共產黨的圖景。那是僅僅一年前翻滾在蘇聯、波蘭和匈牙利上空的政治風雲。
除國內「老右」們日益銳利的言論外，在國際上，先後有三樁事件是毛轉向反右決策的心理背景：
首先，在蘇聯，赫魯曉夫1956年2月24日在蘇共二十大上發表的《關於個人迷信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這個令全球震驚的報告全面清算了斯大林時期個人迷信、血腥統治、殘酷迫害的種種罪惡，開啟了非斯大林化的關鍵一步，但卻成了毛氏晚年的一樁重大心結。
其次，在波蘭，借反斯報告之風，1956年3月，原來被打成鐵托分子的哥穆爾卡及其同伴獲得平反，大批佔據領導層的斯大林主義者被迫辭職。新聞界與民眾獲得了公開表達自己不滿的機會。於是，1956年6月，波茲南市成千上萬的工人走上街頭，舉行罷工，要求麵包、自由以及終結蘇聯的支配。10月19日，波蘭聯合工人黨政治局會議決定結束蘇聯控制。會議期間，蘇共頭目赫魯曉夫帶了六人從莫斯科飛抵波蘭，要求把親蘇的波蘭黨與軍隊的頭目保留在政治局中。但是，波蘭黨蔑視蘇俄壓力，開除了親蘇頭目，並選舉哥穆爾卡為黨的領袖。此為東歐舉事之濫觴。
第三，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從１９５６年10月21日開始，爆發了大規模學生與工人的示威，呼籲威望很高的納吉(Imre Nagy)上臺組織政府，並強烈要求蘇軍撤出匈牙利。匈牙利工人黨於10月24日提名納吉出任總理，卡達爾為黨的第一書記。在隨後幾天裏，納吉的新政府對街頭反叛者的要求作出了更多的讓步。10月30日，納吉宣佈放棄一黨制度，實行自由選舉；同時，他還要求蘇聯自匈牙利撤軍。31日，蘇軍開始撤離布達佩斯和其他城市，11月2日，納吉譴責了東歐共產國家的軍事防禦體系，並宣佈匈牙利中立。此舉超出了赫魯曉夫改革所能容忍的限度。11月4日，赫魯曉夫在毛澤東、周恩來等的支持下，悍然派遣蘇聯裝甲部隊開入布達佩斯和其他大城市，嚴酷地鎮壓了匈牙利的獨立運動，納吉也被處死。起義雖被彈壓，但毛氏的疑懼情結則愈發深重了。
毛的上述情結遲早會發酵的，並且，還將是倒海翻江似地發酵。
眾多的事實和研究都表明，從直接原因看，確實是鳴放中的一些言論促使毛澤東改變了決策。這點不可否認，有眾多史料為證，茲不贅述。但從長程的歷史追蹤分析，從毛澤東後半生的基本行為方式以及意識形態看：習慣性的朝令夕改，以及反斯大林報告後毛的左傾意識形態和自保心理強化，恐怕才是最基本的根據。那些言論，只是導火索而已。而後面這一更基本的因素，長期地毒化了中國人的政治生活以及基本道德水準，
毛澤東感到匈牙利事件的陰影逐步逼近，他認為上述那些言論已經危及他和中共的領導地位。於是，背信棄義，拋開「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承諾，決定反擊和鎮壓。
黑雲壓城。一場以言治罪的超級文字獄——反右運動，在中國大陸降臨。
他先發表社論，把自己的聲音稱作「工人說話了」，從而吹響了所謂「反擊右派進攻」的號角。然後親自寫了「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等文章，聲色俱厲，直搗民主黨派的言論陣地。他利用中共控制的天羅地網——各級黨組織召開對右派的批判會，劃定各單位應揪出的右派的比例。
頃刻之間，風雲驟變，霹靂擊地。1957年6月8日，一場以國家暴力為後盾的反智狂濤，自北京興起，掃蕩全國。當局遽然變臉，以言治罪，以文下獄。整個中國變成一個精神裁判所，黨、行政、立法各部頭目統統成為司法官，裁決言論，裁決文字，裁決思想。事實上，其時的中國，已經成為一座囚錮靈魂的大監獄。
於是，中國100萬以上的知識菁英、專業人才中箭落馬，被打入地獄；一大批從國外歸來或在國內受教育的高級人才，被打成「賤民」和「不可接觸者」，流放到邊遠的地方，20年不得翻身；中國最優秀的一批知識份子，被打入「另冊」，不獲使用。中國等於被砍了腦袋，真正正直敢言聰明有才的人幾乎都從自己的專業崗位上消失了。這100多萬右派的遭遇，個個都可以寫一部椎心瀝血的傷心史，很多人沒能熬到平反的日子而含恨死去，默默地消失在窮鄉僻野的塵土之中了。
反右派運動是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因言治罪的文字獄。它也是中國現代史的一個重要轉捩點。從此，中國走上了一條對抗現代文明的反智主義的極權道路。它是中國之後一系列重大政治運動的濫觴。
其所以稱反右為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文字獄」，其原因在於，那是一場極其典型的以言論文字入罪的迫害，同時，它涉及人數竟達一百萬之眾！每人皆僅僅因幾句話，幾行字，就墮入地獄，毀滅一生，萬劫不復。
中國歷史上何曾有過如此巨大規模的文字獄？世界各國上何曾有過如此巨大規模的言論罪？
人們曾見識過秦始皇悍然實施的焚書坑儒，人們曾見識過明代朱氏王朝以文字入罪，戕害士人，人們曾見識過有清一代的160多起文字獄，銖人計達千餘人之眾。人們也曾見識過西元四世紀羅馬皇帝一紙聖諭，焚燒了基督教《聖經》，人們還曾見識過希特勒德國的「焚書坑猶——1933年德國衝鋒隊員焚燒 「非德意誌精神」書籍的沖天烈焰，以及此後滅絕600萬猶太人的焚屍爐火…..。古今中外，形形色色，反智主義暴政如過江之鯽，罄竹難書。
然而，所有這一切，比起毛氏王朝的反右，小巫而已。
四、後遺癥
反右，作為共產中國「一言堂」的奠基禮，它使中國只剩了一支筆：「毛」筆；只剩了一種文體：毛文體；只剩了一種聲音：中共中央電臺那高亢單調的「毛式社論」。
五七年，國人智力萎縮，文明退化，使中國人在心智上蛻變成了嬰兒
五七年，國人廉恥不張，倫理退化，使中國人在道德上蛻變成了痞子
從此，中國上下，鴉雀無聲，噤若寒蟬，這種政治氣氛，為一切荒謬絕倫、殘酷暴虐的行為開了綠燈。從此，一系列政治運動連綿而至，中國進入暗無天日的時期。 1957年中共的毛澤東和鄧小平掌控的「反右」運動，是中國現代歷史的「大逆轉」，也是對世界自由和民主資源的一次大摧毀、大破壞。
從此，中國的「民主黨派」失去任何獨立性，成為政壇擺設的八個花瓶。多黨民主政治已成遙不可及的夢想了。
從此，中國進入所謂「迷失的20年」，從五四開始的自由主義思想及其人物被暴政掐滅，中國大陸進入一段自由傳承中止的斷裂時期和精神沙漠的荒蕪時代。
所以，把1957年中共的「反右」，稱為歷史的「大逆轉」，是有其充足理由的。它是對中國民主自由資源的一次大摧毀、大破壞。
人們注意到，1957年四、五月，僅僅十幾天時間，毛的想法說法有了一個180度大轉彎。研究反右的朱正說：「這樣中途改變主意的事，以前和以後都有，只是這一回的改變似乎太快了一點。發佈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是4月27日，到寫這篇《事情正在起變化》的5月15日，才過了18天。」一個如此大國家的執政黨，僅僅十幾天，政治方向就全盤改變了。這是毛氏行為方式的一個縮影。中共此後的一系列做派在這十幾天裏作了一場經典的表演，淋漓盡致。此類出爾反爾朝令夕改而臉不變色心不跳的本領，活脫脫地呈現了毛澤東及其黨的道德水準，成為垂範其整個統治時期的行為方式一個基本標竿。
這種反覆無常的作派，在其後的統治生涯中，屢次呈現。
譬如，他在依靠「彭大將軍」打天下，出朝鮮後，僅僅因為彭德懷在廬山上給他的信中說了幾句真話，彭就馬上變成「幾十年來反對毛的人」了。
陳伯達，被毛長期重用，在文革中甚至被任命為文革小組組長，然當其在政治上已無利用價值後，他馬上搖身一變而成為與毛「三十多年來從未合作過……」的文人。
…………
此類當面說謊的例子，罄竹難書。
眾所周知，毛澤東很在意他的「導師」地位，他一直企圖「君師合一」：統治天下，教化子民。
中國歷史上統治者和上流階層對百姓的「教化」是：「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這也就是即儒家的「德化」——小「草」老百姓必隨統治者君子之道德之「風」而倒，獲得教化。當然，實際的統治方式法家說得更直截了當──「以吏為師」。
然而，他帶給中國的是什麼樣的「教化」呢？
以吏為師——在這樣的毫無信義、撒謊已成習慣的「君王」和「百官」的「教化」下，一個宗教感相當薄弱的族群，就有了「水稻畝產十幾萬斤」，有了人人饑饉的「糧食吃不完」，有了全國大煉鋼鐵，普遍「放衛星」，有了餓殍遍野式的「鶯歌燕舞」，有了假酒假藥遍地的「繁榮娼盛」…..人人習以為常，熟視無睹。幾乎是全體國人都陷入了道德淪喪，禮崩樂壞，文化崩頹的倫理沙漠地帶.對毛氏赤裸裸的謊言政治、言行不一的「上行下效」，使共產式政教合一的社會在價值規範方面呈現了全面分裂的境地：實際行為和宣傳口號的二元分裂，隱蔽行為和公開行為的二元分裂，上層標準和下層標準的二元分裂。這多重分裂，摧毀了它公開宣揚的道德規範，導致了「君師合一」的當代後果：「風行草偃」，天下糜爛！
這就是 「五七後遺癥」——道德倫理的廢墟，謊言氾濫的沼澤。今後國人以及各國公眾與政府都必須面對的中國的精神荒野。
而1957， 成為中國自由主義的一次悲愴的絕響。經歷這一次對自由主義的大絞殺，反右之後中國有整整一代人與人類文明的主流——自由主義絕緣。後來的年輕一代中國人，不得不在淪為廢墟的精神土壤上，在沉沉暗夜中，默默潛行，自行探究，上下求索，幾乎是從零開始。直到七十年代末葉，自由的幼芽才頑強卓絕地重新破土而出，開始引領中國人精神生命的方向。
註： 邱路：《斯大林特使密訪西柏坡——來自俄國檔案的秘密》，見《百年潮》1998年第1期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