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物有靈

奇怪的是,我過去一直無法利用GSR裝置監測到非洲紫羅蘭的反應。歸納其原因:GSR回路中的電流流入樹葉,導致植物進入麻木狀態,如同我們剛才討論過的一般。但我後來改用EEG裝置,成功地從一株新買的非洲紫羅蘭的身上取得圖譜反應。不過,對同一株植物只成功了一次(圖5I)。
接下來要說明的是,蛋與外在環境間進行「生物通訊」的有力實驗證據(註)。舉第一個例子之前,我必須提醒各位貓是天性獨立的動物,而暹羅貓似乎尤有過之。至於牡羊座的暹羅貓,那真是沒得比了。山姆(Sam)的生日是四月三日。懂貓的人應該知道,把貓抱起來之前,最好先徵詢牠們的許可,否則牠們會被激怒。
後來我進入一個全新的研究時期,開始使用一般用於監測心臟的EKG裝置(也叫ECG,全名electrocardiogram,中文譯為「心電圖儀」)和用來監測腦波的E E G裝置(全名electroencephalography,中文譯為「腦電圖儀」)。
江本先生除了做水結晶實驗之外,也做了一些別的實驗。這次這個實驗是將普通的白米飯分別裝進兩個一樣的玻璃瓶裡,每天讓兩個上小學的孩子,向貼有「謝謝」文字的瓶子說「謝謝」,對貼有「混蛋」文字的瓶子說「混蛋」,持續一個月。
可能有些傳統科學領域以外的人會認為我的實驗正進入「乙太場」(譯註:原文作etheric field,泛指人的能量場。現代許多能量治療或心靈醫學的流派都使用這個名詞,但各家說法稍有出入)的範疇。也就是說,如果這顆蛋能孵化的話,「乙太場」將引導其生理發育,並安排雞蛋孵化前的循環系統運作。
一九六六年的紐約實驗室裏,一次偶然的發現促使我決定將實驗範圍擴展到「生物通訊」領域。前面提到過,由於測謊儀圖譜用紙的成本太高,我經常用一個大型電表取代記錄曲線,以監測植物反應。
這裡有兩個關於鱔魚的真實小故事發人深省。一個是古代的,一個是現代的。鱔魚乞命鱔魚乞命 明神宗萬曆九年,杭州湖墅居民于氏的鄰居,遭遇盜賊搶劫,于氏有出嫁的女兒,聽到消息,特地回娘家為母親問安,順便送來十尾鱔魚作禮物,于氏將鱔魚養在水甕中,卻忘記了。
千鈞一髮之際,魚缸裡的金魚居然接二連三躍出魚缸,其中有一只正好撲倒在緊急電話的快速鍵上...
一九七六年七月間,我受邀參加第一屆巴西超心理學與心理電子學代表大會(The First Congress for Parapsychology and Psychotronics),其中包括了在里約熱內盧以及聖保羅的兩場「生物通訊」研究報告。我發現巴西是個迷人的國家。在里約時,我問主辦單位安排的翻譯哪裏可以找到最有趣的活動──那些他們可能不希望我去的地方,結果她帶我到里約市郊的「心靈真理之路中心」(Center of the Pathway for Spiritual Truth)。
約翰‧克美玆與亞瑟‧蓋斯頓在AAAS研討會上的報告透露出他們實驗方法的問題。很明顯地,他們並未採取適當的自動化程序。實驗前,他們將受測植物放置在存放間內七天,然後用蒸餾水沖洗樹葉。
河南省唐河縣源潭鄉尚莊村有一石頭神像,人們稱為石頭神,都說很靈驗,人們有什麼小災小難的都好去求求。
《科學雜誌》(Science Magazine)的大眾版──《科學新聞》(Science News)(註8)是一份嚴謹的報刊。AAAS於紐約市舉行的會議結束之後,《科學新聞》在一九七五年二月八日出現以下報導:
一九七五年,我在紐約市舉行的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年會中為我的研究辯護。這次AAAS年會中有一百七十八場專題研討會,其中只有十場召開個別記者會,而我的是其中之一。會議企劃人事先答應將這十場研討會的實況錄音收入於AAAS影音資料館中。他們為我這場名為「植物受到外在刺激所產生的電子反應」的專題研討會安排了五位發言人,其中一位對我的研究多所批評的發言人是稍早提到過的艾德加‧蓋斯提格。還有一位是科學無限研究基金會(Science Unlimited Research oundation)聘雇的生物學家約翰‧克美玆(John M.Kmetz)。
顯然的,從一九六六年至今,我在對科學界展示的研究觀察方面已經有相當進展。其對象不僅是我的同儕,更包括許多著名的科學團體。當然,這也是科學傳統所擬定的要件之一。
查爾斯‧葛蘭傑博士(Charles R. Granger, Ph.D.)於康乃爾大學生物系擔任教務組助理教授期間,找了一組學生試圖重複我先前發表的「植物與豐年蝦」實驗(註6)。實驗尚未完成,葛蘭傑博士即被調往聖路易市的密蘇里大學(University of Missouri)任生物學暨教育學助理教授一職,而這組學生則由艾德加‧蓋斯提格(E d g a r L. Gasteiger)教授接手指導。蓋斯提格教授定下截止期限,似乎要催促他們作出結論,卻不讓他們有足夠時間先解決程序上的問題。他宣稱這項未完成的研究為「失敗的重複實驗」,並在一九七五年美國科學促進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簡稱AAAS)年會中提出,以此攻擊我研究的可信度。
一九七三年,桃樂茜‧雷塔萊克(Dorothy Retallack)(註5)撰寫了一本名為《音樂與植物之聲》(The Sound of Music and Plants)的書,敘述她在坦普布埃爾大學〔Temple Buell College,現屬丹佛大學(University ofDenver)〕裏非常謹慎進行的一連串實驗。雖然這本書已經絕版,但《植物的祕密生命》一書的第十章對她的研究有詳細敘述。
以下是弗德瑞克‧韓特(Frederic Hunter)為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基督教科學觀察報》撰寫一篇報導時所收集的意見,代表七○年代一些當權派的科學家們對我的典型看法:
一九七二年,蘇維埃科學家V.N.普希金(V.N.Pushkin)在一篇名為〈花朵記憶〉(Flower Recall)的一般性文章中敘述他如何成功地重複我的植物實驗,這項實驗以EEG(腦電圖機)取代GSR裝置而完成。研究組員選擇實驗對象的過程相當謹慎。
一篇題名為〈研究發現植物能對人產生感應〉(Plants Discovered Tuning In on Us)的文章在一九七一年的《催化劑》(Catalyst)雜誌中出現(第二卷,第一期)。在接下來一期的「給編輯的信」專欄中,大多數的讀者回響表達對此文的讚賞,該雜誌並給我機會在該期中回覆來信。
無線電視是將我的研究告知大眾的絕佳工具。除廣播之外,我受邀上了許多談話性電視節目,其中包括強尼‧卡森(Johnny Carson)、亞特‧林克雷特(Art Linkletter)、莫孚‧葛里芬(Merv Griffin)和大衛‧佛洛斯特(DavidFrost)。
在那段時期,我雖未取得一些決定性的研究成果,但我覺得自己就是個研究的催生者。許多好奇者湧入我的實驗室,其中包括著名的通靈者亞瑟‧福特(Arthur Ford)與他的朋友們。他在最後一本著作《超越死亡的生命》(TheLife Beyond Death)一書的結語中寫道: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日,結束了一場在耶魯大學語言學學院的演講之後,我回到宿舍二樓招待客席演講人住宿的地方與幾位研究生會面。我邀請他們上來一同使用我自己帶來的測謊儀,並讓他們將GSR電極連接到植物上,作一些非正式的測試。
這一章將討論科學家與大眾對我的植物研究的回應──儘管我們在早期研究中已經開始利用蛋、細菌和人體細胞做實驗;接下來的三章將對這些實驗有進一步討論。
當進行「生物通訊」研究時,首要難題之一就是實驗的可重複性。大自然不會因應某人要求而連續重複十次同樣的動作。不幸的是,要求重複同一事件以累積有效數據的原則,與我們所觀察到的只有突發性刺激才有反應的現象有直接衝突。除非設計出一個完全的自動化實驗,任何人將無法輕易地消除實驗者與被觀察的生物之間的聯結。
遺憾的是,想要重複這項實驗的人似乎未能如我們一般謹慎地設計實驗的自動化程序。據我們推想,這些嘗試重複實驗的人真的不了解如何利用自動化機制將人的意識排除在實驗之外。他們以為,只要走到一牆之隔的另一個房間,從閉路電視裏觀察實驗進行就可以了。卻不知,那道牆完全無法阻隔植物對人類的感應。
接下來我要面臨的就是:為這項只許成功的實驗定出架構。我原想在這次實驗中應用植物與人類間的互動,將人類的情緒設計為植物的刺激源,但在一些初步測試後,我遇到了重重困難。人類情緒的呈現相當複雜,不像開關一樣有準確的時間點,所以我認為以人類的情緒作為刺激源並不可行。
在一年半的觀察期間,植物對實驗室中其他的生物都產生相當的感應,這也包括人以外的活動。眾多的觀察相繼證實了這種共鳴現象。
我採納了一些科學家──尤其是物理學家們──的建議,試著將較小的植物置於銅質的屏蔽箱內,以阻斷電磁波的干擾。這個作法也是為了試圖阻隔「生物通訊」效應。然而,植物的反應就像是屏蔽箱完全不存在似的。我後來有機會使用一間頂級的屏蔽室,並進一步證實了這項觀察。第八章對此有更詳盡的描述。
回到紐約的實驗室之後,我決定要持續嚴格遵循以「科學方法」勾勒出的原則。在向公眾或新聞界公開發表任何言論之前,我必須完成一項具有充分對照組的成功實驗。
我早期的探索行動之一是到康乃迪克州的歐德蘭鎮拜訪哈洛德‧薩克斯頓‧伯爾博士(Dr.Harold Saxton Burr)。他是一位頗有名望的學者,曾於耶魯大學醫學院任解剖學教授。當我們在一九六六年五月會面時,他已經對他後院中的一棵樹的電子特性作了相當的觀察,並連續記錄了該樹的電訊號長達十年,其結果相當驚人。他從多項觀察中發現了樹的電訊號改變和太陽黑子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