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籌划該書的出版，已經有一年多的時間了。很多學問家在討論這些文件的真偽，而作為一個反對派人士，我更關注這本書透露出來的政治含義。

《中國六四真相》証實，中共元老廢黜趙紫陽讓江澤民取而代之，實際上是一場紫禁城的現代宮廷政變，江澤民事實上不但是這場政變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同時也是最主要的參与者

《中國“六四”真相》一書的出版，就目前而言，最大的意義并不是對中共高層即將面臨權力再分配的影響，而在于喚醒和恢复民族的記憶，使歷史積累不至于因失憶而中斷。

蔡中田木然地望著窗外的冷雨，心情沉重地說：“群眾早沒吃的了，上哪儿挖糧食喲，可不挖就交不了賬呀。當時，只想著弄不出糧食對不起党，可咋就沒想對不起老百姓呢？”

國民党党員重新登記，出現有人出走、有人回流的現象，党內政治生態浮現微妙變化，党主席連戰在李登輝派系勢力漸退后，要為党開拓新路線，壯大党的体質，不是件易事。

五月三日后，上海青年報等新聞單位和知識界人士相繼到《世界經濟導報》聲援；五月四日首都兩百余名記者走上街頭，加入愛國學生的游行隊伍，從而使八九民運的主体結构中增加了知識分子的成分

一九一八年農歷七月初七，欽本立出生于江南太湖之濱的長興縣，祖先在元朝時，從蒙古遷居此地的紳士。

自從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克杰被殺以后，當局反腐敗斗爭動作頻頻，大案接連不斷，令人目不暇接。認真分析這些腐敗大案的處理，可謂疑云密布。很多疑點也許會隨當事人命赴黃泉而石沉大海，但至少我們可以感到，這次聲勢浩大的反腐運動并不是單純的懲治腐敗那么簡單。

「聯合早報」今天在社論中指出，盡管十多年已經過去，但世人的「六四情結」依然沒有抹去，在中國大陸，政治改革的進程遲早都要啟動。

辦報就是要對決策“起點作用”和探索中國新聞業走出中國极權專制困境的新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欽本立毅然決定根据實際需要不斷擴大報道范圍，并從一九八四年開始了版面改革，擴大了報道范圍。

在2000年，中國和越南——這兩個目前世界上僅存的少數共產党執政的國家，在發展它們的國家關系和党的關系方面采取了重大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步驟。

香港報上的新聞有兩大特色是新加坡的新聞叢業員望塵莫及的，一是“加料”，二是給新聞人物起綽號。

如果人類沒有苦難，如果人類沒有從苦難中体驗到生存的有限性和深沉在人性內部的罪惡，人類也許就不需要信仰，不需要宗教。可是，既然苦難感和罪惡感是世間誕生宗教和信仰的內在條件，怎么可能通過給信徒降臨苦難、通過向信徒展現權力的猙獰和拳頭的罪惡而消除信徒心中的信仰呢？

上海市委對此事的描述是這樣的：市委從香港四月十七日《華僑日報》閱知《世界經濟導報》將要開辟專欄悼念胡耀邦，四月二十一日下午，市委副書記曾慶紅、宣傳部長陳至立找欽本立，要求審閱四三九期《導報》清樣。

一九八八年底，中宣部、國家体改委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舉行：“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十周年理論討論會”。

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欽本立對《世界經濟導報》違反外事紀律和自己接受海外記者采訪時發表的觀點作了檢查，他表示：“我是主編，責任完全在我”。同時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申述“改革是社會主義國家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包括蘇聯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經驗、教訓、做法，我們的讀者都應及時了解，借鑒，以堅定對改革的信念和改革長期性复雜性的認...

在「經濟中國」逐漸取代「政治中國」的年代，十二年前快被世人遺忘的「六四」記憶，又因「天安門文件」的出現而激揚。不管當年真相及中共高層內斗如何，以功能視野來看，執行改革開放二十年的今天，引人關注的反倒是，中共如何面對塵封卻尚未被歷史遺忘「事件」的反應，以及如何承擔起歷史責任來面對未來。

天寒地凍，雪花飛舞，李嵐清、曾慶紅、賈慶林和北京市市長劉淇陪同江澤民總書記進行考察。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一出“獨家”戲，陪同人員都是同一條船的人。

“現在是中國最好的時候，不僅是一九四九年以來最好的時候，而且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好的時候。”這話出自何人之口？不是中國共產党。共產党已經不說“形勢大好”，或者“不是大好，而是特好，從也沒有這樣好過”了。現在說這話的，是兩位著名知識份子，一位是中國著名作家，另一位是一向被視為党內改革派、同時又是知識份子中杰出人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