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1日讯】 <<天安门文件>>编者张良:北京时间１月９日凌晨，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朱邦造透过新华社说：“对于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我们党和政府已经做出了正确结论。这一结论不会改变。”并称，“任何人使用编造材料、歪曲事实的卑劣手法，重新炒作此事，图谋搞乱中国，都是徒劳的。”朱先生的陈词滥调，早在意料之中。面对连日来全世界媒体的强大压力，朱先生不得不在凌晨这一最黑暗的时刻匆忙应答。如此仓促正暴露了江泽民、李鹏们的惶恐和胆怯：
第一，在没有通读全书，在没有彻底了解事情的来笼去脉之前，如此轻率、如此迫不及待地辩白，只能说明他们的惧怕和虚弱！
第二，那番评论是言不由衷抑或故意撒谎？“六四”事件烙印在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心里，朱先生这一毫无任何证据的言辞已经表明江泽民李鹏们处于一种极其被动、理屈词穷的境地。
第三，“六四”这一惨绝人寰的悲剧是李鹏等当事者制造的，我们期待着李鹏站出来说话，也期待着江泽民出来表态。此时，朱先生的最好策略应该是保持沉默。如果稍有良知，朱先生实在不该在这个时刻，这么不负责任地强词夺理，这么不负责任地草率表白，这么不负责任地面对全世界媒介再弹老调，这么不负责任地无端指责！这么无奈地将“中国六四真相”刻意贬为“恶意的商业操作”！什么“编造材料，歪曲事实”！请拿出你的证据来！难道你真的相信“这一正确结论不会改变”？难道你真的想掩饰良知逃避历史的检验？难道你真的不怕你的无理之辩记入历史的档案？难道你真的没有想到你如此苍白的反应恰恰给了我一个最好的反击机会吗？因为，真理从来就不在你那一边！
新华门，这座见证了二十世纪中国全部民主与屈辱历史的宫门，十二年来，每当我从这里经过，每当看到镌刻在这座宫门内“为人民服务”五个金字，我的心就哭泣。我曾经期待着“有勇气有能力克服自身缺点与错误”的中国共产党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期待着人民的政府能够面对犯下的罪行向人民作真诚的忏悔！期待着外表开放的国家主席江泽民能够扛起平反六四的大旗！更期待着委员长李鹏以当事者的身份良心发现！可是今天，等了十二年的我，不再抱任何希望了！在江泽民李鹏的心目中人民的份量有多重？六四以来他们的作为表明，人民只是他们争权夺利的挡箭牌、遮羞布，他们以人民的名义统治人民，他们以人民的名义压制人民！整个九十年代，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幌子下，中国人的精神信仰被摧毁，中国社会的基本道德被践踏，中国知识分子被迫成为温顺的山羊。这样的山羊，“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能够领了群众稳妥地平静地走去，直到他们应该走到的所在。—这就是说：虽死也应该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鲁迅：《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而这，正是现存体制所需要的。
放眼今日之中国，每天被揭露的贪污分子哪一个不是“体面的”共产党员和政府官员？哪一个贪官污吏攫取的财富不与拥有的权力成正比？官位越高，侵吞越巨。而未被揭露、仍在台上耀武扬威地向人民发号施令的贪官们又比那些已入监狱的好得了多少？在这一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空前席卷国家财富的浩劫面前，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除了任人宰割外，又得到了多少利益？事实上，中国社会机制性、整体性、象癌征一样的体制腐败已经导致整个社会陷入道德沦丧、贪官遍地、全民燥动、理想缺失的境地，“代表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已经病入膏肓，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境地。
放眼今日之中国，到处都在走形式，上面一套、下面一套，前面一套、背后一套，嘴上一套、手里一套，在冠冕堂皇的名义下干着最见不得人的勾当，在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幌子下为自己攫取着最大的私利，独裁的专制政体勉强维持着貌视铁板一块的国家机器的运转，然而，事实上谁都难以保证这“铁板一块”的机体不会在一夜之间龟裂？今日中国，已经无法靠一个包拯、百个包拯、千个包拯甚至万个包拯的清廉本色来根除体制腐败，拯救共产党每况愈下的威望。我深信，我的朋友们深信，中国人民深信：中国总有一天会抛弃目前的制度，中国人民总有一天能够真正拥有民主、自由的权利。
“六四”不平反，天理不容！“六四”事件，的确是中国的内政，是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广大爱国者要求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开启民主、崇尚自由、加强法制、严惩腐败、建立民主政治的一场示威运动。这是一场自发的、在民主国家非常普遍的请愿示威运动。但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任何一次政治运动一样，中国社会的任何一种动向都被提升到中共党内、提升到中共最高层，“问题就出在党内”。“六四”事件的发展最终演变成中国共产党高层的权力斗争，演变成“退居二线”的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中共元老与越来越有群众威望并越来越掌握实权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为代表的政治开明派的尖锐冲突。宣布在北京市区实施戒严，并最终决定对天安门进行清场，与其说是冲着学生来的，不如说是冲着中共党内开明派、冲着越来越不听话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来的，是中共元老预感到面临退出权力舞台、即将彻底失去权力时的恐慌后近乎歇斯底里的一种集体发作！赵紫阳在学生运动中的温和态度，给本来就不甘心退出权力舞台的中共元老一次期盼已久的机会，使他们找到了重新返回权力舞台发挥政治影响力的最好借口。决定对北京市区实施戒严，真正的用意就是警告赵紫阳，中国的权力并不掌握在你手里，而是仍然掌握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手里（李鹏语）”；对天安门进行清场，是因为戒严不能达到预期目的，从而让中共元老和李鹏们看到了学生运动的空前强大、北京市民乃至全国人民的空前强大、更让他们意识到了这种强大背后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政治开明派的巨大影响力，有让中共元老一种再不清场“我们就要全部被管制了（李先念语）”的恐惧；整个“六四”过程，以北京学生为代表的波及全国的民主爱国运动自始至终以理性、平和、非暴力的方式进行着，丝毫不能让人感到有所谓的足以推翻共产党政权的强大的“幕后黑手”，更没有让人感觉到北京的确发生了一场“反革命暴乱”。从根本上说，中共元老们在“六四”过程中的全部作为，完全是出于他们自身的政治利益和政治目的，是他们不甘心退出权力舞台的一次最猛烈的反扑，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终将记录在中华民族历史的耻辱薄上。
十二年来，关于要求平反“六四”的呼声，在中共中央委员会，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或高或低或多或少，从来没有间断过。一些中共高级领导人，在私下场合也总在呼吁重新评价“六四”事件。但迄今为止，以江泽民、李鹏为代表的最高掌权者，一直漠视人民的呼声。他们千方百计采取各种手段压制它、淡化他、回避它。然而，血写的历史无法用墨写的谎言来掩盖，“六四”悲剧的导演者最终将受到历史的审判。但是，时间不允许我们再等下去，中国不能因此再停滞不前了，我们也彻底失去了对江泽民、李鹏们的信心:他们在“六四”中的行为及其既得利益，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去主动平反“六四”。人民必须自己肩起这一历史重任！
只要剖析现行中共最高当局中掌权者的心态，这一结论毋庸置疑。
七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唯一参与“六四”决策全过程的是李鹏。李鹏，参与“六四”决策全过程，认定学生运动是动乱、宣布戒严令，亲自参与制定“六四”清场决策。在“六四”事件中，最死心塌地听命于邓陈李等元老，最固执强硬。“六四”事件后，李意识到自己将留下一个遗臭万年的骂名，但他决不悔悟，渴望成为第二个康生D□D宁愿接受历史的审判，也决不甘心让“六四”在他有生之年翻案。他当然地将平反“六四”与中国的“和平演变”挂起钩来，并不时呼吁随时警惕“国内外反动势力的颠覆”。
江泽民，“六四”事件的最大获利者，作为邓陈李等中共元老亲自选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不可能以平反“六四”来报答他的恩人。平反“六四”，就危及他自身地位的合法性。因此，江不可能做这一双重赔本的买卖:对栽培他的恩人，落个“恩将仇报”的名声；对自己，等于公开承认自身执政的违法。江的执政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朱熔基，一位饱经风霜的共产党人，当过右派，深谙共产党制度的本质。“六四”时，他坚决挡住了部队的进入，决不让上海成为第二个北京。这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但是，他目前所能做到的，就是“韬光养晦”，只抓经济，不闻政治，他的位置以及他对江李的了解决定了他不可能在“六四”问题上出头。他的总理的权力远不及前任李鹏大。他是一个生不逢时的总理??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却做不了真正想做的事。
李瑞环，一位深孚民心的改革家，有极佳的口才，思维严谨，精通哲学，思想解放。在“六四”中，他以理性和平和的手段冷静面对势态，是京津沪三个直辖市中处理危机最有成效者。他在政协主席的位子上更多地感受到人民要求平反“六四”的呼声。他深深理解人民的感情，并为之努力过。然而，他无可奈何。
胡锦涛，当时的中共西藏自治区委书记。因为高山反应，因为有职无权，还因为任书记以来每年（1987年10月1日、1988年3月5日、1989年3月5日）发生“拉萨骚乱”，他经常在北京休养。他没有参与“六四”的任何决策，也根本不了解“六四”真相，按常理，他是最有可能去平反“六四”的。但，胡以其“举轻若重”的性格，以其被确定的“第四代核心”的身份，他断不可能主动去捏“六四”这个烫山芋。
尉健行，一位素有“现代包公”称号的领导人，当时的监察部部长，十几年来一直从事着中共党内的纪律检查和反腐败工作。他部分参与了“六四”决策，积极与社会各界对话，多次强烈地表达共产党不自律，“党将不党”的呼声。这是一个“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人，对“六四”肯定有他独特的想法，但我们至今没有听到他有关这方面的任何实质性表态。
李岚清，这位被称为风度儒雅的政治局常委，当初的经贸部副部长，既是江泽民的挚友，又是李鹏的爱将。他之所以升为经贸部长，并继之成为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常委，主要是因为李鹏竭力举荐。对“六四”事件本身，李岚清肯定会有不同于李鹏的看法，但也正是因为与李鹏、江泽民的特殊关系，在平反“六四”的问题上，他将毫无疑问地站在江李一边。
十四个中央政治局委员中，依参与“六四”决策的重要程度而言，最重要的当数罗干、李铁映和迟浩田。
罗干，李鹏的亲信，当时任国务院秘书长，李鹏在“六四”中的几乎所有决策都是通过罗干传达、督促并实施的。罗参与了“六四”的天安门清场，“六四”全过程的决策，在现任中央政治局成员中知情度仅次于李鹏。他是典型的保李派，现在又掌管着全国的政法系统，决不会允许“六四”平反。他很清楚，唯有保住李鹏，才能保住自己。
李铁映，一位名符其实的李鹏的小兄弟，一个向无政绩却能平步青云的人。除了他是中共元老李维汉的儿子，除了他的母亲曾是邓小平的妻子，除了邓小平的亲自点拨而扶摇直上中国权力高峰外，实在显不出他有什么本事。无可否认，学生运动一开始，李铁映就摇摆在赵紫阳和李鹏之间，他与阎明复一起与学生对话，讲一些调子温和的话，但是，到元老们清算赵紫阳时，李铁映则将全部的责任推给了他的同伴阎明复。仅凭这一点，他就彻底毁了自己的名誉！现在，失去了靠山的李铁映，既不容于江泽民，又不容于朱熔基，虽然年轻，但政治仕途已入黄昏。他是一个典型的“骑墙派”，一个缺少人格的人。一旦“六四”平反，他又会反过来说另一番话，但是，要主动进行平反“六四”的动议，他是断然不敢的。
迟浩田，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毫无疑问地参与了调兵遣将的军事决策，并坚决地执行。尽管在实施戒严和对天安门清场的决策中，他更多的扮演了一名决策执行者的角色，他对学生运动的言行更多地充满同情和理解。他没有在“六四”中捞取政治资本，但他的内心并不希望平反“六四”。因为如果“六四”得到平反，他或多或少总要被人算账。
田纪云，赵紫阳的亲信、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在五月二十日宣布戒严后，很少得到最高层关于学生运动特别是调动军队方面的决策信息了；那时起，田基本上成了闲人，消息的闭塞甚至迫使他通过自己的秘书来获取。“六四”以后，田被冷冻了，原本曾是李鹏对手的田被李鹏藉机打了一个沉重的闷棍，直至1993年离开国务院以前，他再也没有舒心的日子。无疑，田对“六四”有着不同的看法，近几年，他也曾在全国人大等小范围内表达过自己的意见。然而，他的意见一直被江泽民、李鹏所封杀，从1992年的中共中央党校讲话到1998年关于法制建设的呼吁。田被称之为中央高层的开明但不掌实权派，是现任政治局成员中最受排斥的人。
温家宝，象田纪云一样，自赵紫阳被决定停职后，温也不再被信任。“六四”以后，温也有过一段难受的日子，他不被高层更多地重视，但温没有明显的亲赵色彩，前任总书记胡耀帮倒台时温已经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是属于务实的一类，沉得住气。在江接任总书记后，他注意树立江的威信，并更多地赋予江的亲信曾庆红在中央办公厅的实权。温对“六四”会有其独立的见解，但从来没有公开暴露过。纵观温在“六四”的表现，他的确应该被肯定。现在，温的务实作风和不事张扬的个性正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
钱其琛，当时担任外交部长刚满一年。在这个岗位上，他当然希望能以和平的手段，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并坚决主张严惩腐败。钱没有参与“六四”高层决策，而“六四”的结局也的确不是他愿意看到的。“六四”以后，西方各国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钱凭借其卓越的外交才能，为中国重返国际舞台作出了重要贡献。钱对“六四”的看法可能比其他政治局同事更清楚，只是他不说罢了。
丁关根，当时的中央政治局侯补委员，邓小平的桥牌得档，1988年政府换届时邓曾考虑让丁担任运输部长。只是丁担任铁道部长官运不济，火车接二连三地翻，不仅翻掉了运输部长的官运，更连铁道部长都不保了。“六四”发生时，正是丁最倒官运时，当时的丁因为丢掉铁道部长的乌纱帽，在政治局内成了闲人一个。然而，因祸得福，就是这场“六四”，使丁立即填补了被罢免的阎明复的官职，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对丁关根来说，“六四”这个案是断然不能翻的，不啻是因为他靠“六四”获得晋升，更是因为“六四”与他的恩人息息相关。
张万年，当时的济南军区司令员，没有参与“六四”决策，平不平反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作为军人，张万年一直标榜自己“以服从为天职”。事实上，“六四”事件后，他并没有获得晋升。所以，平反“六四”，至少对张万年本人不是一件坏事。但张大概不会主动提出平反“六四”。
接下来的六名政治局委员和两名侯补委员当时都是地方官员，与“六四”事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但平反“六四”，肯定会对他们带来间接的或好或坏的影响。
这当中有来自上海的吴邦国、黄菊、曾庆红，他们三人当时都是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吴和黄，都曾参与与学生对话，相比之下，吴的态度更诚实，更获得学生的信任，而黄则惯于以两面手法对付学生，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吴现在是国务院分管工业的副总理，他的务实、谦虚和平易近人，使与之打过交道的人认为他是“上海帮”中较厚道的一个；而黄的身上则沾染了更多上海滩小市民的习气，“精明、聪明而不高明”，他以江泽民弟子自居，动不动就用江作挡箭牌，为人圆滑而刁钻，北京的包括外地的官员对黄很少有好感的，也因此，黄一直圆不了他的进京梦。这一个典型的江的影子，至少在目前会绝对听命于江的。
曾庆红，当时具体负责处理了“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这一事件的结果导致了上海乃至全国性的大规模学生运动和新闻记者的抗议行动。对“导报”事件的处理，象江泽民一样，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难咎其辞。无疑的，曾是江泽民的“高参”，最得力的干将。“六四”以后，江晋升中共总书记随即调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此后，曾平步青云。曾的资历浅显，但为人开明，思路敏捷，富于创新，中南海的十二年历练，使人们更进一步看清了曾。这是一个敢作敢为并讲究谋略的人，人们对他越来越充满好感。毕竟，“六四”事件与曾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也许，曾是一个能面对历史并直面现实的人。
姜春云，当时的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一个最紧跟李鹏的人，在“六四”事件中，自始至终态度鲜明地站在李鹏一边，获得了李鹏的高度赞赏。1992年，何东昌代表中央考察组对姜春云进行考察，并认为姜是一位优秀的省委书记，建议进入中央政治局，此后，在李鹏的大力举荐下，姜进入政治局，不久离开山东进入书记处，此后又被李鹏拉来担任国务院分管农业的副总理。李鹏到人大后，又拉姜去当副委员长。尽管山东省的泰安案、日照案与姜有着紧密的关系，尽管不少人对姜作了非常详细的举报，尽管姜在人大选举中得票最少，但因为有了李鹏这个靠山保护，他的腐败案件中纪委无人敢查，在人大，姜拥有的实权远远超过第一副委员长田纪云。这样一个视李鹏为恩人的人，是绝对不允许平反“六四”的。
贾庆林，当时的福建省委副书记，是“六四”事件中福建省委“制止动乱小组组长”。相比之下，贾当时对待学生的态度比起当时的文教副省长、刚被撤职的省委书记陈明义来要温和、克制得多，至少贾不出尔反尔。后来，因了他的老上级江泽民担任总书记，他也一步步地从福建省长、福建省委书记、北京市市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直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贾是铁杆的江派，江对“六四”是什么态度，贾就是什么态度。
李长春，当时的辽宁省省长，以比较温和的方法处理学生运动，较好地控制了辽宁的局势；吴官正，当时的江西省省长，亲自与学生进行对话的为数不多的省级领导人之一，他的亲民色彩一直保持至今；吴仪，当时北京市分管外贸工作的副市长，同情学生运动，但又认为学生运动解决不了中国的根本问题，又对“六四”的结果持不同看法，这是一位态度鲜明的女人，说话的率直有时超过男人，但她充其量只能是一个声援者。
综上所述，平反“六四”，中共最高层缺乏动力，缺乏象彭德怀这样横刀立马、敢作敢为者。共产党向来标榜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向自己的错误开刀，但是，每一次的自我否定，都是在强大的外来压力或内部权力斗争白热化的情况下才形成的，没有一次是主动的、自觉的。所以，平反“六四”，需要全民的力量，同样需要中共党内的力量。当前，最重要的是将平反“六四”与严惩腐败结合起来。试想，“六四”学生运动最鲜明的口号就是“惩治腐败，反对官倒”，然而，“六四”之后，共产党官员的腐败只收敛了两年，而现在的腐败已经似癌征扩散，远超过“六四”时的百倍！最高当局却一直以“党是正确的，制度是好的”，坏的只是“个别的人”这样一个掩耳盗铃的强盗逻辑来愚弄、蒙蔽全国人民。事实胜于雄辩，问题的征结不在于一个个贪婪的官，而在于这个铁幕重重的制度。正是这种政治专制，确保了共产党的官员一旦拥有地位和权力，就肆无忌惮地侵吞国家资产，汲取民脂民膏，不受法律约束和人民监督。如果这种制度不作根本性的改革，中国的文明、强大和复兴，中国要融入世界文明潮流，只能是一句永远不能实现的梦呓！
十二年的历程足以证明，江泽民、李鹏们不可能为“六四”平反。从江李等人数十次内部讲话可以断定，他们一直将“六四”事件视为中国的潘多拉盒子、中国共产党的潘多拉盒子，盒子打开了，他们的命运也就完了。所以，他们永远不可能去掀开这个盒子。特别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多米诺骨牌倒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被枪决、苏联彻底解体之后，江泽民李鹏们对“六四”事件更加惧怕和惶恐了。面对人民和历史，我一直将公布“六四”真相作为最重要的奋斗目标。由于中国目前仍然处于高度极权的专制政体下，由于仍然对不同言论采取极其严厉的镇压手段，由于江泽民李鹏会想当然地将此事当成“妄图搞乱中国”的重大政治事件，所以，为了不让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击异已，为了不让更多无辜的人卷入，为了不再让人民遭殃，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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