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州枪杀案”经《法制日报》等报纸公开报导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如果情况属实，杜书贵身为执法人员滥杀无辜，人神共愤，等待他的必将是其应有的惩罚。然而，6月22日9时22分当我上网浏览《搜狐新闻》首页时，却看到这样一段令人不安的文字：
“记者昨日下午获悉，以河北省人民检查院副检查长张殿山挂帅的新专案组成立，原专案组及原专案组的调查结果被撤销。新专案组已赶赴霸州市进行调查，本着上级领导‘从重从严从快’的指示精神，不日将对杜书贵提起诉讼。”
众所周知，从公安局的调查取证，到对犯罪嫌疑人的逮捕，直至检察院提起公诉到法院的最后宣判，都有一系列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与之相对应。所以公安部门、检察机关所应当做的只是依法收集证据、确定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提起公诉等。就这一系列过程而言，如果我们的检察官真正以事实为准绳，以法律为依据，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司法独立——上级领导何以能够下达什么指示？罪刑相适——又何谈什么从重、从严、从快？
在依法治国写进我国宪法的今天，出现这样不和谐的声音并不是个别现象。时不时，我们还可以听到：“将一批国内外影响较大的、群众反应强烈的案件从重从严从快处理”、“顶风作案”、“这一回要动真格的了”……这样一类的话语。透视这些话语的背后，似乎在传递这样一种信息——对犯罪份子的打击也象流行时尚一样，是一阵一阵的。
事实上我们也经常可以发现这样的现象：如果谁不幸在所谓的严厉打击时期犯事，或是不幸被媒体曝光了，那么本来按照法律应当判3年的却被判了7年；本来该判10年的却被判了无期。而可悲的是，我们的部分领导并不认为这种在法律规定之外任意加大惩罚力度的方式有什么不妥，甚至有时候还认为这样可以起到杀一儆百、以儆效尤的作用。
然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必然要以庄严和神圣的法律为依托。具体到惩罚犯罪，也必然是法律规定的、以犯罪事实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为基本依据，而不能以一些法律因素以外的东西，例如特殊的时期、民愤、媒体的扩散程度等去干扰司法的进程和结果。
罪刑相适的意义在于依法使罪犯因为一定的犯罪事实而受到相应的惩罚。如果说罪犯得不到相应的惩罚会产生纵容罪犯的严重后果、从而有碍司法公正，那么，量刑过重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同样是不容低估的。因为，这有可能使他们减少或丧失他们本来应该有的获取新生的机会，同样也是对司法公正的亵渎。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80年代所提出的严厉打击犯罪，在理论上是存在相当大缺陷的。因为，既然存在着严厉打击犯罪的时期，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必然有“非严厉打击犯罪”的时期。
实际上，在司法机关执法过程中出现这样的令人不安的现象，是有其历史根源的。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史的国家，以“人治”为主的管理思想已经在人们的思维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即使在今天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人的潜意识里，总是在企盼圣人和清官的出现，带来一个太平盛世，而很少想到努力去建设和维护根本的法律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即使是一名贪官，也会由于制度约束和权力制衡而无法以权谋私。
当然，我们并不排除世界上会有这种十全十美的圣人出现，哪怕出现的概率只是几十亿分之一。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对制度约束下的权力行使更有信心。历史告诉我们，一定时期内强势领导人的出现也许会对一国的发展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但是却对未来的稳定发展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而司法机关执法过程中的随意性，实际上也正是这种人治思维的具体体现。在这种思维体系下，庄严神圣的法律可以被漠视、曲解甚至于被践踏。考虑到司法行为在整个社会中所具有的警示和示范效应，如果把一次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比作是污染了一条河流，那么一次错判对社会的危害就是污染了整个水源。随之而来的潜在危险，是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底线之一 ——司法公正──，也就失去了实现的基础。
因此，我们必须对司法机关执法过程中的随意性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有清醒的认识。虽然这种随意加大惩罚力度的行为，表面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目前改变打击犯罪不力的现状，但这种矫枉过正的行为，却有可能导致我国现有司法信用体系的彻底崩溃。取而代之的也许将是印度式的腐败制度化和意大利式的地下秩序的半合法化和半公开化。
〔转载自《中国研究》；http://www.topsin.net/zg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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