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入主中南海至今已经六年，虽然整个共产党政权仍然危机四伏，虽然所谓“邓小平之后”的担心仍然困扰着江泽民及其“第三代领导集体”，但至少应该承认江泽民个人权利的相对稳固已经是今非昔比，而江泽民之所以能够有令外界不得不刮目相看的今天，很大程度上得宜于他选中了一个好师爷汪道涵和一个好管家曾庆红。
江泽民自九四年下半年以来所表现出来的对内政策的一系列强势运作行动和对外事物方面的“对台新政”，都是因背后有明白人指点的结果，而所谓的“明白人”虽然不止一个，但汪道涵堪称第一高参，中共内部有人把如今处处影响江泽民的汪道涵比做当年光绪皇帝身边的翁同和，多少有些道理。
查汪道涵的简历，虽然过去主管过对外经济联络工作，但与他同时代的七八十岁的中共老干部中，在外交、外联、对台事物方面比他汪道涵资历深、经验长者，数出一百来个当不成问题，比如前文提到的方毅、谷牧。海协会一经成立，汪道涵立刻获江泽民提名，此前一年，汪道涵被安排为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也是江泽民亲自提名。
一九九二年，汪道涵其中担任委员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取消，从此包括陈云、薄一波在内的全部党内元老都只剩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头衔，但在此前，江泽民早已经为汪道涵安排好了“发挥余热”的去处，需要强调的是，目前确实也还有一批元老人物在各种协会担任名誉职务，但汪道涵与他们相比，担任的却是个实实在在的职务，简言之，其他元老虽然也有担任名誉职务者，但他们在中组部的花名册上已被注明“离休”二字，而汪道涵却仍然属于“在职领导干部”。
联络上海帮共助江核心
汪道涵在高层人事方面暗助江泽民的最突出举动，莫过于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前夕倒杨成功。从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后，邓小平便自作聪明地安排了杨家兄弟代他控制江泽民，但万万没想到江泽民一方面利用汪道涵的华东系统背景，一方面利用自己养父江上青以及曾庆红父亲曾山那一代在中共华东帮元老中的人际关系，成功地孤立了杨尚困、杨白冰兄弟，终于在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前夜，营造出一个令邓小平不同意倒杨别无选择的政治气氛。
如果说目前的中共高层存在一个“上海帮”的话，那么无论这个“上海帮”的帮主江泽民还是其大内总管曾庆红，都是中共历史上华东帮香火的延续，而汪道涵一人更是中共历史上华东帮的成员之一。
抗日战争初期，汪道涵曾是江泽民养父江上青当年的亲密战友结合直接上级。当年江上青到盛子谨身边，就是时任中共安徽省工委会宣传部长张劲夫派去的，深得盛氏信任后，江上青不失时机地说服盛氏，必须邀请在皖东北附近活动的八路军、新四军主力进入皖东北合作抗日，盛氏同意后，张爱萍将军协同八路军苏鲁豫支队进入该地区，同时在该地区开辟中共抗日的还有张震担任参谋长的新四军第六支队。
到江泽民入主中南海之前，张劲夫曾担任过的最高职务为国务院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张爱萍的最高职务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军衔上将，从江泽民入主中南海到一九九四年，中共十四大为止，张劲夫和张爱萍均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张劲夫比汪道涵年长一岁，安徽同乡和长期的华东帮历史渊源，决定了此二人私交甚厚，张氏自中共建政之后，长期从事财经系统的领导工作，经验丰富，与赵紫阳时代的另一个财政管家姚依林相比，张氏最大的特点是思想不僵化，所以，整个赵紫阳时代里，虽然张劲夫因为年龄原因已经退居二线，出任中顾委常委，但赵紫阳对他十分器重。
“六四”事件之后，海外突然冒出一批所谓的“赵紫阳前智囊”到处招摇撞骗，其实，当时真正能够称得上“赵紫阳智囊”者只有两人，一是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二是实际充当国务院经济问题总顾问的张劲夫，当时，赵紫阳遇到政治难题必与鲍彤商量，遇到经济难题必向张劲夫讨教，凡在赵紫阳身边工作过的人对此无不知晓。
当然，无论张劲夫过去与赵紫阳关系多么密切，像他这样的中共元老人物即使对“六四”镇压有不同的看法，“六四”之后的政治清洗也只会令他淡出政坛，但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如果没有他过去与江上青的那层关系，如果没有汪道涵的居间沟通，他张劲夫就没有可能从赵紫阳的顾问摇身一变，成为江泽民认为可以信赖，可以安排其继续“发挥余热”的“老同志”之一。
一九九九零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缅怀江上青烈士》一书，分别收录了张劲夫、张爱萍、张震等人的题词及怀念文章。张劲夫在文章中称赞说：“上青同志的革命激情、敏捷思路和、文学才华，是极为杰出的，他的演讲和著文，都使听者（读者）在心里深处激起波澜，是名副其实的革命知识分子的精英。”
上台之后时刻不忘标榜自己是“烈士子弟”，时刻不忘高喊以“继承革命先烈遗志”为己任口号的江泽民，看到张劲夫这段感情充沛的赞扬文字之后，汪道涵为江泽民和张劲夫之间进行的政治疏通自然见效。
中顾委建制正式撤消，虽然一九九四年十二届四中全会正式对外宣布“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权利）交接已经完成之后，还能够以领导人身份陪同江泽民出席各类国内活动的政治元老为数有限，而军内元老张爱萍业飞等人的重新出山，以陪同江泽民出席重要活动的形式表示江泽民军权的稳固，更是汪道涵、曾庆红两人为江泽民所做的重要贡献之一。
当年江上青遇难时，张爱萍亲自参加追悼大会并发表感人至深的悼文，事发时，江上青夫人王者兰在扬州，听到噩耗后，由江泽民及其生母吴月卿陪同前往江上青的牺牲地拜祭，张爱萍亲率手下八路军、新四军将士迎接烈士一家，这是江泽民与张爱萍第一次见面，当时的江泽民才十三岁，刚刚进入中学读书。
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张爱萍与江泽民少有接触，谈不上印象好坏，但“六四”镇压事件却导致张爱萍一度对江泽民不霄一顾。
策划倒杨争取张爱萍
人们还记得，在天安门广场爆发八九群众抗议运动时，张爱萍曾奋笔疾书，在七位老将军联名致首都戒严部队指挥部的信中写道：“军队是人民的军队，绝不能向人民开枪，绝对不能制造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军队不要进城…..。”
这七位老将军都是中共五十年代授勋的上将，在当时联名上书反对解放军进城镇压时，他们都还有所谓的“二线”职务，其中张爱萍、萧克、宋时轮、杨得志四人同是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产生的中顾委常委；业飞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再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聚奎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顾问。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早上，当这封信在长安街上被大学生的宣传车广播后，无数北京市民跟着宣传车走了一程又一程，听了一遍又一遍，场面十分感人。
到本书结稿为止，上述七位上将已有三位作古，他们是宋时轮、杨得志和李聚奎，此三人都比邓小平年龄要小，故北京有人调侃说：“邓小平与其他中共元老的长寿比赛，已经比赢了陈云、李先念，剩下的任务除了彭真外，就是当年公开反对他天安门镇压决策的几位上将。
一九八九年的时候，关于当时七个老将军联名致信戒严部队反对军队进城屠杀人民的消息外界曾有详细报导，除了这则重要信息之外，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上确实也流传了一些似是而非或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政治新闻”，为此，中共当局在取得“平息反革命动暴乱的伟大胜利”之后，曾经有连篇累版的文章“揭露”八九年、六月间天安门广场的“动乱真相”，举出李鹏被警卫打伤、万里在国外发表声明等一系列政治谣言来说明那场“动乱”的“反革命性质”，但偏偏就对七位老将军的联名信不发一言，可见此事是不但百分之百属实，而且是令当时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决策层，最为头痛的一场“党内重大政治事件”。
据笔者早在一九九零年得到的消息，当时的邓小平曾经试图原谅这七位老将军，通过杨尚困传旨，希望此七人在“适当场合”做做“自我批评”，结果，杨得志率先被杨尚困说服，在所谓“适当场合”自我解释参加签名的“动机单纯”，只是不希望流血，据说后来邓小平又传旨要求“此事不要再议”。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当时已经很少出门参加会议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在“党和国家的危难时刻”，拖着病体亲自主持中顾委常委会议，当时，连萧克、杨得志、宋时轮三位与张爱萍一起写联名信的老将军都抗拒不住来自陈云和邓小平的压力，违心地到了会场，举手同意中共采取的镇压决策，但张爱萍却拒不到会，以至中共当局在对外宣布中顾委决议时，不得不写了一句“有五位常委因病因事请假”。
但是，因为这则消息画蛇添足地注明了一笔“程子华同志给会议打来电话，表示坚决拥护…..正确决策”。这等于进一步向外界证明，除了程子华之外的张爱萍等没有到会者，是不拥护所谓的“正确决策的。”
此后，七位老将军中拒不认“错”者中，又以张爱萍和业飞表现最为坚决，据一位相当知情的军人士透露：“六四”镇压后不久，正赶上依次中央军委给已经退役的老军人授勋——即按照他们各自参加中共军队的时间分别授各类名目的勋章，结果，通知张爱萍后，张爱萍拒绝前往参加仪式，军委按照杨白冰的命令，派出一专门小组到家里送勋章，张爱萍却提前到了北戴河，送勋章小组追到北戴河，张爱萍则返回北京，弄得中央军委十分狼狈。
“六四”镇压过后，外界关注焦点集中在一大批“动、暴乱分子”的命运上面，对七位老将军的行踪和动向基本无人关心，所以，也很少有人注意到，自“六四”镇压之后，张爱萍和业飞即长期拒绝参加中共的各种党、军庆活动，实际上是在表达一种与江泽民政权拒绝合作的态度。
一九八九年七月底，总政治部通知一批退休老将军参加纪念建军六十二周年座谈会，张爱萍坚持不去，当年九月底，总政治部又情他参加以国防部名义举行的建军节招待会，他再次拒绝，事后海外曾有媒体报导说：张爱萍为此事曾在电话中讥讽道：“平暴”我又没立功，到了会场不成了“反面人物”了！
此细节不知是否有人向张爱萍求证，笔者细查了当年文献，中共官方媒体关于这次建军节的报道中，确实没有张爱萍、业飞和李聚奎的名字，七位老将军中的杨得志、宋时轮及萧克则有到场。
八九年十月一日，中共政权为了标榜其“六四”镇压后的“国泰民安”，同日又赶上一个建国周年的整数“四十年大庆”，精心排演了一次天安门欢庆活动，当时，但凡还能勉强出门见风的中共元老，包括邓小平、陈云、彭真等，悉数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民同乐”。
当时中共媒体发表的照片可以看出，身体最弱的陈云坐在天安门城楼上，必须头戴遮风帽，披厚毛毯，足见在此“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党性高于一切的责任感，可张爱萍、业飞、李聚奎三位在职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仍然没有露面。
事后海外曾有报道说：中共有关部门为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四十年大庆”，曾经再三劝说张爱萍上天安门，并强调是邓小平的意思，但张回绝道：当年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让我上天安门我都敢不去！
此后，张爱萍长期闭门不出，《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再也见不到他的名字，而一些大陆文人基于对他这种表现的由衷佩服，便在一些人物传记杂志上为他扬名，虽然不敢涉及“六四”情节，但却突出描述他一生中的反左历史，比如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时，全中国大陆的所有汽笛齐鸣五分钟，人人都在表示哀悼，但惟有张爱萍偏偏在这种时候警告说：中国共产党应该接受斯大林大搞个人迷信的教训，应当警惕在中国有人一边说不要“一言堂”，却又一边正在搞“一言堂”。再比如，五十年代“三面红旗”万万岁的狂热时期，张爱萍把他在甘南平叛，在苏北老区的见闻向中央反映，后又亲自写信给中央书记处，说农村和牧区所有制急剧的变化给农民和牧民带来了灾难。
一九五九年，彭德怀因为《万言书》痛陈毛泽东好大喜功导致的灾难性后果，而被毛泽东斥责为大逆不道，包括周恩来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共高级干部都随声附和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唯张爱萍敢说自己的这位老上级耿直刚正、廉洁奉公。彭德怀被罢官后，所有人都避之不及，张爱萍却不声不响地钻进已经失势的彭德怀元帅那冷冷清清的专机里，陪他回到北京。
“文革”初始，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已经发表了，张爱萍却“不识时务”，仍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言，建议从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开始，进行自上而下的党内整风，中共中央通知他参加“伟大领袖接见红卫兵”的天安门观礼，他却佯装不知，悄悄去了铁道兵在山东黄河上的演习现场，回京后，发现他工作的总参谋部里一夜之间刷出了五万张打倒他的大字报，于是，他成了“刘邓司令部的黑干将”，遭秘密关押后一条腿被打断。
一九七五年复出后，张爱萍重新掌握国防科研部门，为中共运载武器研制再立新功。但是，因为他推崇“唯生产力论”，再次为造反派所不容。七六年初，被江青等人批判的“复辟回潮论”一句是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另一句就是张爱萍的“今不如昔”，他二次被打倒后，天天在医院的病房里挨批斗，当时，“四人帮”把邓小平和张爱萍的名字合在一起，称为“邓小平，张二（爱）萍”。
在七六年的四月发生的天安门事件过程中，张爱萍还曾亲自赋诗，与天安门广场上的“反革命”们一唱一和，他在一首“反诗”中写道：（右倾翻案）帽子满天飞，（今不如昔）罪史追，听狂吠，大棒挥，（革命左派）乱世魁，莺歌燕舞瞎鼓吹…..“莺歌燕舞”四字出于当时发表的毛泽东一首夸张“形势大好”的古体词，可见张爱萍当时的确是非常勇敢。
当时张爱萍被软禁在医院里，没有行动自由，于是他就请医护人员从广场上抄回诗做修改，“四五”天安门事件高潮的几天里，每天都有张爱萍修改过的诗词被医护人员送到广场。
因为有一贯反左，以及长期领导解放军核武器、运载武器研制等方面的历史，张爱萍在中共党内、军内威望很高，“四人帮”倒台后，党内、军内对张爱萍期望很高，很多人认为主持军委常务工作的职权应该落在他头上，每向导，邓小平却把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职务给了比张爱萍大三岁的杨尚昆，张爱萍仅得到一届国防部长的虚衔，与此同时，过去与张爱萍长期在新四军、华东野战军共事的业飞也被邓小平削去海军司令员的职务，代之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虚位。
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上，张爱萍被迫退居二线，杨尚昆却以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继任军委常务副主席，在此前后，他的胞弟杨白冰也在军内一路高升。
一九八八年，邓小平又逼迫出身新四军系统的李先念把国家主席职位让给比他年长两岁的杨尚昆。如上种种事例，导致了华东系统出身的老干部，老军人对邓小平长期不满，军内在职将领对“杨家将”势力做大的现象更是怨声载道。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以国防部长名义出席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张爱萍进场之后，全场自动起立报以热烈掌声，老当益壮的张爱萍则还以标准解放军军礼，此情此景，被冷落一旁的会议主持人杨尚昆感触极深，而张爱萍也从来是把对“杨家将”的不满公开表现，有一次张爱萍在北京地区的中共高干俱乐部里打牌，看到杨尚昆出现，起身扭头便走，弄得一些在场的元老夫人都替杨尚昆下不来台。
至于业飞其人，“六四”镇压之后，张、叶二人所表现出的坚决不合作态度，与其说是基于对江泽民接替赵紫阳的不买账，不如说是趁机发泄对大的长期不满更恰如其分，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借“六四”镇压后，对中央领导层的改组，把唯一留在军委领导层内的华东系统老将，长期与“杨家将”合作不愉快的洪学智也逼出军委，把他刚刚当了一年的军委副秘书长职务拿掉，为杨白冰出任军委秘书长开道。
抗战时期，李先念是新四军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张爱萍是四师师长（参谋长张震），业飞是一师师长，洪学智是三师参谋长，如此历史渊源，决定了张、叶等人为洪学智遭贬之事更加愤怒不已。汪道涵将这些情况向江泽民分析之后，结论自然是只要“杨家将”倒台，江泽民才有可能争取华东系统老军头的支持，起码可以争取到令这批人不给江泽民拆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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