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入主中南海至今已經六年，雖然整個共產党政權仍然危机四伏，雖然所謂“鄧小平之后”的擔心仍然困扰著江澤民及其“第三代領導集体”，但至少應該承認江澤民個人權利的相對穩固已經是今非昔比，而江澤民之所以能夠有令外界不得不刮目相看的今天，很大程度上得宜于他選中了一個好師爺汪道涵和一個好管家曾慶紅。
江澤民自九四年下半年以來所表現出來的對內政策的一系列強勢運作行動和對外事物方面的“對台新政”，都是因背后有明白人指點的結果，而所謂的“明白人”雖然不止一個，但汪道涵堪稱第一高參，中共內部有人把如今處處影響江澤民的汪道涵比做當年光緒皇帝身邊的翁同和，多少有些道理。
查汪道涵的簡歷，雖然過去主管過對外經濟聯絡工作，但与他同時代的七八十歲的中共老干部中，在外交、外聯、對台事物方面比他汪道涵資歷深、經驗長者，數出一百來個當不成問題，比如前文提到的方毅、谷牧。海協會一經成立，汪道涵立刻獲江澤民提名，此前一年，汪道涵被安排為宋慶齡基金會副主席也是江澤民親自提名。
一九九二年，汪道涵其中擔任委員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取消，從此包括陳云、薄一波在內的全部党內元老都只剩一個“普通共產党員”的頭銜，但在此前，江澤民早已經為汪道涵安排好了“發揮余熱”的去處，需要強調的是，目前确實也還有一批元老人物在各种協會擔任名譽職務，但汪道涵与他們相比，擔任的卻是個實實在在的職務，簡言之，其他元老雖然也有擔任名譽職務者，但他們在中組部的花名冊上已被注明“离休”二字，而汪道涵卻仍然屬于“在職領導干部”。
聯絡上海幫共助江核心
汪道涵在高層人事方面暗助江澤民的最突出舉動，莫過于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前夕倒楊成功。從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后，鄧小平便自作聰明地安排了楊家兄弟代他控制江澤民，但万万沒想到江澤民一方面利用汪道涵的華東系統背景，一方面利用自己養父江上青以及曾慶紅父親曾山那一代在中共華東幫元老中的人際關系，成功地孤立了楊尚困、楊白冰兄弟，終于在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前夜，營造出一個令鄧小平不同意倒楊別無選擇的政治气氛。
如果說目前的中共高層存在一個“上海幫”的話，那么無論這個“上海幫”的幫主江澤民還是其大內總管曾慶紅，都是中共歷史上華東幫香火的延續，而汪道涵一人更是中共歷史上華東幫的成員之一。
抗日戰爭初期，汪道涵曾是江澤民養父江上青當年的親密戰友結合直接上級。當年江上青到盛子謹身邊，就是時任中共安徽省工委會宣傳部長張勁夫派去的，深得盛氏信任后，江上青不失時机地說服盛氏，必須邀請在皖東北附近活動的八路軍、新四軍主力進入皖東北合作抗日，盛氏同意后，張愛萍將軍協同八路軍蘇魯豫支隊進入該地區，同時在該地區開辟中共抗日的還有張震擔任參謀長的新四軍第六支隊。
到江澤民入主中南海之前，張勁夫曾擔任過的最高職務為國務院國務委員兼國家經委主任；張愛萍的最高職務為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秘書長、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軍銜上將，從江澤民入主中南海到一九九四年，中共十四大為止，張勁夫和張愛萍均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
張勁夫比汪道涵年長一歲，安徽同鄉和長期的華東幫歷史淵源，決定了此二人私交甚厚，張氏自中共建政之后，長期從事財經系統的領導工作，經驗丰富，与趙紫陽時代的另一個財政管家姚依林相比，張氏最大的特點是思想不僵化，所以，整個趙紫陽時代里，雖然張勁夫因為年齡原因已經退居二線，出任中顧委常委，但趙紫陽對他十分器重。
“六四”事件之后，海外突然冒出一批所謂的“趙紫陽前智囊”到處招搖撞騙，其實，當時真正能夠稱得上“趙紫陽智囊”者只有兩人，一是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鮑彤，二是實際充當國務院經濟問題總顧問的張勁夫，當時，趙紫陽遇到政治難題必与鮑彤商量，遇到經濟難題必向張勁夫討教，凡在趙紫陽身邊工作過的人對此無不知曉。
當然，無論張勁夫過去与趙紫陽關系多么密切，像他這樣的中共元老人物即使對“六四”鎮壓有不同的看法，“六四”之后的政治清洗也只會令他淡出政壇，但正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如果沒有他過去与江上青的那層關系，如果沒有汪道涵的居間溝通，他張勁夫就沒有可能從趙紫陽的顧問搖身一變，成為江澤民認為可以信賴，可以安排其繼續“發揮余熱”的“老同志”之一。
一九九九零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緬怀江上青烈士》一書，分別收錄了張勁夫、張愛萍、張震等人的題詞及怀念文章。張勁夫在文章中稱贊說：“上青同志的革命激情、敏捷思路和、文學才華，是极為杰出的，他的演講和著文，都使听者（讀者）在心里深處激起波瀾，是名副其實的革命知識分子的精英。”
上台之后時刻不忘標榜自己是“烈士子弟”，時刻不忘高喊以“繼承革命先烈遺志”為己任口號的江澤民，看到張勁夫這段感情充沛的贊揚文字之后，汪道涵為江澤民和張勁夫之間進行的政治疏通自然見效。
中顧委建制正式撤消，雖然一九九四年十二屆四中全會正式對外宣布“第二代領導集体”向“第三代領導集体”的（權利）交接已經完成之后，還能夠以領導人身份陪同江澤民出席各類國內活動的政治元老為數有限，而軍內元老張愛萍業飛等人的重新出山，以陪同江澤民出席重要活動的形式表示江澤民軍權的穩固，更是汪道涵、曾慶紅兩人為江澤民所做的重要貢獻之一。
當年江上青遇難時，張愛萍親自參加追悼大會并發表感人至深的悼文，事發時，江上青夫人王者蘭在揚州，听到噩耗后，由江澤民及其生母吳月卿陪同前往江上青的犧牲地拜祭，張愛萍親率手下八路軍、新四軍將士迎接烈士一家，這是江澤民与張愛萍第一次見面，當時的江澤民才十三歲，剛剛進入中學讀書。
此后的漫長歲月里，張愛萍与江澤民少有接触，談不上印象好坏，但“六四”鎮壓事件卻導致張愛萍一度對江澤民不霄一顧。
策划倒楊爭取張愛萍
人們還記得，在天安門廣場爆發八九群眾抗議運動時，張愛萍曾奮筆疾書，在七位老將軍聯名致首都戒嚴部隊指揮部的信中寫道：“軍隊是人民的軍隊，絕不能向人民開槍，絕對不能制造流血事件，為了避免事態進一步發展，軍隊不要進城…..。”
這七位老將軍都是中共五十年代授勛的上將，在當時聯名上書反對解放軍進城鎮壓時，他們都還有所謂的“二線”職務，其中張愛萍、蕭克、宋時輪、楊得志四人同是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產生的中顧委常委；業飛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再道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李聚奎時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央軍委顧問。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早上，當這封信在長安街上被大學生的宣傳車廣播后，無數北京市民跟著宣傳車走了一程又一程，听了一遍又一遍，場面十分感人。
到本書結稿為止，上述七位上將已有三位作古，他們是宋時輪、楊得志和李聚奎，此三人都比鄧小平年齡要小，故北京有人調侃說：“鄧小平与其他中共元老的長壽比賽，已經比贏了陳云、李先念，剩下的任務除了彭真外，就是當年公開反對他天安門鎮壓決策的几位上將。
一九八九年的時候，關于當時七個老將軍聯名致信戒嚴部隊反對軍隊進城屠殺人民的消息外界曾有詳細報導，除了這則重要信息之外，當時的天安門廣場上确實也流傳了一些似是而非或完全沒有事實根据的“政治新聞”，為此，中共當局在取得“平息反革命動暴亂的偉大胜利”之后，曾經有連篇累版的文章“揭露”八九年、六月間天安門廣場的“動亂真相”，舉出李鵬被警衛打傷、万里在國外發表聲明等一系列政治謠言來說明那場“動亂”的“反革命性質”，但偏偏就對七位老將軍的聯名信不發一言，可見此事是不但百分之百屬實，而且是令當時以江澤民為首的中共決策層，最為頭痛的一場“党內重大政治事件”。
据筆者早在一九九零年得到的消息，當時的鄧小平曾經試圖原諒這七位老將軍，通過楊尚困傳旨，希望此七人在“适當場合”做做“自我批評”，結果，楊得志率先被楊尚困說服，在所謂“适當場合”自我解釋參加簽名的“動机單純”，只是不希望流血，据說后來鄧小平又傳旨要求“此事不要再議”。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六日，當時已經很少出門參加會議的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陳云，在“党和國家的危難時刻”，拖著病体親自主持中顧委常委會議，當時，連蕭克、楊得志、宋時輪三位与張愛萍一起寫聯名信的老將軍都抗拒不住來自陳云和鄧小平的壓力，違心地到了會場，舉手同意中共采取的鎮壓決策，但張愛萍卻拒不到會，以至中共當局在對外宣布中顧委決議時，不得不寫了一句“有五位常委因病因事請假”。
但是，因為這則消息畫蛇添足地注明了一筆“程子華同志給會議打來電話，表示堅決擁護…..正确決策”。這等于進一步向外界証明，除了程子華之外的張愛萍等沒有到會者，是不擁護所謂的“正确決策的。”
此后，七位老將軍中拒不認“錯”者中，又以張愛萍和業飛表現最為堅決，据一位相當知情的軍人士透露：“六四”鎮壓后不久，正赶上依次中央軍委給已經退役的老軍人授勛——即按照他們各自參加中共軍隊的時間分別授各類名目的勛章，結果，通知張愛萍后，張愛萍拒絕前往參加儀式，軍委按照楊白冰的命令，派出一專門小組到家里送勛章，張愛萍卻提前到了北戴河，送勛章小組追到北戴河，張愛萍則返回北京，弄得中央軍委十分狼狽。
“六四”鎮壓過后，外界關注焦點集中在一大批“動、暴亂分子”的命運上面，對七位老將軍的行蹤和動向基本無人關心，所以，也很少有人注意到，自“六四”鎮壓之后，張愛萍和業飛即長期拒絕參加中共的各种党、軍慶活動，實際上是在表達一种与江澤民政權拒絕合作的態度。
一九八九年七月底，總政治部通知一批退休老將軍參加紀念建軍六十二周年座談會，張愛萍堅持不去，當年九月底，總政治部又情他參加以國防部名義舉行的建軍節招待會，他再次拒絕，事后海外曾有媒体報導說：張愛萍為此事曾在電話中譏諷道：“平暴”我又沒立功，到了會場不成了“反面人物”了！
此細節不知是否有人向張愛萍求証，筆者細查了當年文獻，中共官方媒体關于這次建軍節的報道中，确實沒有張愛萍、業飛和李聚奎的名字，七位老將軍中的楊得志、宋時輪及蕭克則有到場。
八九年十月一日，中共政權為了標榜其“六四”鎮壓后的“國泰民安”，同日又赶上一個建國周年的整數“四十年大慶”，精心排演了一次天安門歡慶活動，當時，但凡還能勉強出門見風的中共元老，包括鄧小平、陳云、彭真等，悉數登上天安門城樓“与民同樂”。
當時中共媒体發表的照片可以看出，身体最弱的陳云坐在天安門城樓上，必須頭戴遮風帽，披厚毛毯，足見在此“党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党性高于一切的責任感，可張愛萍、業飛、李聚奎三位在職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仍然沒有露面。
事后海外曾有報道說：中共有關部門為這個具有特殊意義的“四十年大慶”，曾經再三勸說張愛萍上天安門，并強調是鄧小平的意思，但張回絕道：當年毛澤東接見紅衛兵讓我上天安門我都敢不去！
此后，張愛萍長期閉門不出，《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上再也見不到他的名字，而一些大陸文人基于對他這种表現的由衷佩服，便在一些人物傳記雜志上為他揚名，雖然不敢涉及“六四”情節，但卻突出描述他一生中的反左歷史，比如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時，全中國大陸的所有汽笛齊鳴五分鐘，人人都在表示哀悼，但惟有張愛萍偏偏在這种時候警告說：中國共產党應該接受斯大林大搞個人迷信的教訓，應當警惕在中國有人一邊說不要“一言堂”，卻又一邊正在搞“一言堂”。再比如，五十年代“三面紅旗”万万歲的狂熱時期，張愛萍把他在甘南平叛，在蘇北老區的見聞向中央反映，后又親自寫信給中央書記處，說農村和牧區所有制急劇的變化給農民和牧民帶來了災難。
一九五九年，彭德怀因為《万言書》痛陳毛澤東好大喜功導致的災難性后果，而被毛澤東斥責為大逆不道，包括周恩來在內的絕大多數中共高級干部都隨聲附和毛澤東對彭德怀的批判，唯張愛萍敢說自己的這位老上級耿直剛正、廉洁奉公。彭德怀被罷官后，所有人都避之不及，張愛萍卻不聲不響地鑽進已經失勢的彭德怀元帥那冷冷清清的專机里，陪他回到北京。
“文革”初始，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已經發表了，張愛萍卻“不識時務”，仍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發言，建議從最高領導人毛澤東開始，進行自上而下的党內整風，中共中央通知他參加“偉大領袖接見紅衛兵”的天安門觀禮，他卻佯裝不知，悄悄去了鐵道兵在山東黃河上的演習現場，回京后，發現他工作的總參謀部里一夜之間刷出了五万張打倒他的大字報，于是，他成了“劉鄧司令部的黑干將”，遭秘密關押后一條腿被打斷。
一九七五年复出后，張愛萍重新掌握國防科研部門，為中共運載武器研制再立新功。但是，因為他推崇“唯生產力論”，再次為造反派所不容。七六年初，被江青等人批判的“复辟回潮論”一句是鄧小平的“三項指示為綱”，另一句就是張愛萍的“今不如昔”，他二次被打倒后，天天在醫院的病房里挨批斗，當時，“四人幫”把鄧小平和張愛萍的名字合在一起，稱為“鄧小平，張二（愛）萍”。
在七六年的四月發生的天安門事件過程中，張愛萍還曾親自賦詩，与天安門廣場上的“反革命”們一唱一和，他在一首“反詩”中寫道：（右傾翻案）帽子滿天飛，（今不如昔）罪史追，听狂吠，大棒揮，（革命左派）亂世魁，鶯歌燕舞瞎鼓吹…..“鶯歌燕舞”四字出于當時發表的毛澤東一首夸張“形勢大好”的古体詞，可見張愛萍當時的确是非常勇敢。
當時張愛萍被軟禁在醫院里，沒有行動自由，于是他就請醫護人員從廣場上抄回詩做修改，“四五”天安門事件高潮的几天里，每天都有張愛萍修改過的詩詞被醫護人員送到廣場。
因為有一貫反左，以及長期領導解放軍核武器、運載武器研制等方面的歷史，張愛萍在中共党內、軍內威望很高，“四人幫”倒台后，党內、軍內對張愛萍期望很高，很多人認為主持軍委常務工作的職權應該落在他頭上，每向導，鄧小平卻把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職務給了比張愛萍大三歲的楊尚昆，張愛萍僅得到一屆國防部長的虛銜，与此同時，過去与張愛萍長期在新四軍、華東野戰軍共事的業飛也被鄧小平削去海軍司令員的職務，代之以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虛位。
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上，張愛萍被迫退居二線，楊尚昆卻以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繼任軍委常務副主席，在此前后，他的胞弟楊白冰也在軍內一路高升。
一九八八年，鄧小平又逼迫出身新四軍系統的李先念把國家主席職位讓給比他年長兩歲的楊尚昆。如上种种事例，導致了華東系統出身的老干部，老軍人對鄧小平長期不滿，軍內在職將領對“楊家將”勢力做大的現象更是怨聲載道。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以國防部長名義出席在京西賓館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張愛萍進場之后，全場自動起立報以熱烈掌聲，老當益壯的張愛萍則還以標准解放軍軍禮，此情此景，被冷落一旁的會議主持人楊尚昆感触极深，而張愛萍也從來是把對“楊家將”的不滿公開表現，有一次張愛萍在北京地區的中共高干俱樂部里打牌，看到楊尚昆出現，起身扭頭便走，弄得一些在場的元老夫人都替楊尚昆下不來台。
至于業飛其人，“六四”鎮壓之后，張、葉二人所表現出的堅決不合作態度，与其說是基于對江澤民接替趙紫陽的不買帳，不如說是趁机發泄對大的長期不滿更恰如其分，更重要的是，鄧小平借“六四”鎮壓后，對中央領導層的改組，把唯一留在軍委領導層內的華東系統老將，長期与“楊家將”合作不愉快的洪學智也逼出軍委，把他剛剛當了一年的軍委副秘書長職務拿掉，為楊白冰出任軍委秘書長開道。
抗戰時期，李先念是新四軍五師師長兼政治委員，張愛萍是四師師長（參謀長張震），業飛是一師師長，洪學智是三師參謀長，如此歷史淵源，決定了張、葉等人為洪學智遭貶之事更加憤怒不已。汪道涵將這些情況向江澤民分析之后，結論自然是只要“楊家將”倒台，江澤民才有可能爭取華東系統老軍頭的支持，起碼可以爭取到令這批人不給江澤民拆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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