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文件》对于我这个八九运动的亲历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文件的真实性。但是目前我还无法判断它是否真实。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断然否认《天安门文件》的真实性，对我来说，也对所有没有见过张良其人和文件原文的人来说，真与伪还是一个有待证实的悬案，我没有资格和证据来讨论其真伪，我想大多数人也同我一样。至于见过张良和原文的美国学者的意见，现在还只能作为一种参考，而不能作为确定其真伪的证据。我多么希望文件是真的！希望这批文件是还原历史真相的导火索！
我在大陆中国生活了四十几年，从摇篮开始就被浸在谎言中，最早是愚昧地相信谎言，继而是在刺刀之下的强行灌输谎言，是无孔不入的恐怖逼你说谎和容忍谎言，诚实地说话、做事、待人具有巨大的风险，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说实话的成本之高和收益之少，使每个人都会在说话办事之前本能地计算利害得失。久而久之，我们的记忆被谎言填满，已经不知道诚实和真实为何物。当人人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说谎时，就个人来说他得到的仅仅是苟活下去的利益，而付出的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切；就民族、国家或整个社会来说，得到最大收益的是独裁制度及其执政的特权阶层，而付出最大代价是每一个人和整个民族。以至于诚实这种做人的起码底线，却成为我们这个民族一种奢侈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品质；真实这种发生过的客观存在，却在这块土地上蜕变为濒临灭绝的物种。说谎成为我们的肉体本能和精神癌症。我们以为可以把个人说谎的代价转嫁给别人以至整个社会，但是当人人这样想这样做的时候，说谎所造成的高昂社会成本和代价持续积累，就是在积累社会危机，并把这种危机一代一代地转嫁下去，一代代继续说谎，直到有一天谎言彻底腐蚀了一切，危机的总爆发给了我们诚实的机会时，我们只能在整体性失语之中，不知道何为诚实何为真实，从而一次次或滥用或错过或放弃历史的机遇。
六四大屠杀在各种谎言的包装下和阉割下已经过去十一年，这些谎言，虽然蒙蔽不了当年的亲历者，却可以在下一代的记忆中造成颠倒是非的歪曲和一无所有的空白，就连最无耻最拙劣的中共官方谎言也能达到这种效果。所以，在面对六四大屠杀这样罕见的历史事件时，尽可能地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就显得绝对重要。再崇高的目的也不能用谎言来为之辩护，为了一个善良的目的而说谎，谎言本身就会把善良自动毒化为邪恶。再有力再完美的谎言仍然只是谎言，再软弱再丑陋的真实也还是真实。我们已经在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制度下、在完美的乌托邦谎言中生活了太长的时间，我们反抗这个制度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用诚实代替伪善、用真实戳穿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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