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直播如何造假

更新 2001-02-19 3:08 AM 人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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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帮助张丽玲拍摄《我们的留学生活》的日本著名电视人横山隆晴这样谈他的观感在中国，电视的地位太高了。在日本，我们去采访的时候，从来就不认为，因为我是电视台的人，被采访的人就必须接受采访……在中国，对一般老百姓来说则是一种权威的象征，我们都处在畸形的电视社会。我很少拿出我的名片，但是在中国的电视台工作的人都带着一些特权意识。

事实上，在传媒文化水平越低的背景下，从业人员的特权心理就越明显，我们经历过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通常只有一张报纸，一个电台的时代，那时候的记者就等同于政府的高级特派员，尽管市场化的进程使媒体学会了为生存而打拼，但在重大新闻事件，在非生活类硬新闻传播方面，特别是电视媒体，仍然认为自己是枪弹，是神器，可以轻视受众，践踏新闻真实。

太强的特权意识和太弱的行规意识总是形影相随的伙伴。特权下无规则，特权只服从于更高的特权，对传媒而言，只要不犯政治错误，不违反上级的政策、口径、指示，似乎就可以万事大吉。而新闻的客观、真实、中立等原则，则实际上被认为是次一等的价值标准。因此，新闻发布会不派红包就不出席、不发稿、电视新闻的采访每每是记者一遍一遍地教受访者按记者的意图说话。娱记、体记这些不涉及政治的传媒领域谣言、流言等小报作风盛行，甚至打官司也不怕，把官司当成炒作来消受，还洋洋得意……在这种畸形而低水平的传媒文化的背景下。作为强势媒体的代表，伟大的电视台为什么不可以要求几万人为配合它的直播秀而翩翩起舞呢？

1999年的最后一个夜晚，重庆市照例举行了迎接新千年的庆祝活动。当少女的火炬和摩托方队驶出的时候，大桥上2000字样的火焰被点燃，他们欢呼着一路奔驰而去……唯一的遗憾是，他们穿越时空隧道的时候仍然是晚上20点50分，1999年12月31日的20点50分，离真正的2000年依旧还差3小时10分。他们什么也没有穿越。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电视直播。

直播是什么？

前述的在朝天门广场的活动实际上在9点左右就已结束，真正与回归同步进行的，是在重庆大学风雨操场搞的大学师生庆回归活动。于是，朝天门甫结束，我们又驱车几十里，赶到重大。

到12点正，重大的万余师生望着大屏幕，与20点50分在朝天门的倒计时同时高呼，其魔幻现实主义的效果，只有像我这样两头跑过的老记们才能体会！那么，这就是直播？有人告诉过我，中央电视台的中国新年联欢晚会也是这样直播出来的。我不知道。倘若是，除了对此不敢苟同以外，我还会觉得，一台电视文艺晚会和一条社会新闻有很大的不同。

电视是伟大的，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它决不能代替我们生活，它决不是生活本身。类似重庆市的这两次庆祝活动的电视直播也许很难给电视传媒的从业者们带来任何不适之感。这种预录后再直播的技术革新我们也实在是见的不少。对此，电视台方面不仅不会觉得有半点不安，甚至还颇为洋洋得意。

什么是实时直播？那么，虚实直播又是什么呢？就是采用直播和录播相结合，力求直播节目一张一弛吗？如果我说以真相和假相相结合，力求真实新闻半真半假。你会说什么呢？如果我说张就是做得到时直播，弛就是做不到时就做假的直播你能接受吗？但是电视人能够接受，他们接受了你就不得不接受。这就是电视媒体的霸权地位，因为我们离开了电视就不能生活。这很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新闻界流行的枪弹论观点，这种观点相信受众的绝对被动性，相信传播是子弹，受众只是没有抵抗能力和判断力的活靶子。这也就是搞出实时直播与虚时直播这种美丽概念来的电视人所具有的媒体文化认知水平。在一个资讯发达丰富，人性和文化差异精彩多元、自主精神如此健全活跃的时代，人们难道不会问：我们该不该无条件地落入某种以传媒特权为代表的虚拟生活之中？公众的知情权是不是真的可以在这种生活场景中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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