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有一次针对布尔什维克党内粗话连篇的现象说：“你常常遇到这样的人：他是既正直又忠诚的共产党人，但妇女在他的眼中至多不过是‘一帮臭娘儿们’（多么可怕的字眼！）。有时，一个杰出的布尔什维克会突然吐出一串使得你简直无法再呆在那个屋子里的脏话。”
这种满口粗话的革命家在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最高尚的人类道德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中是如此普遍，使得托洛茨基觉得有必要去挖掘一下深刻的历史根源。他说：“骂粗话是从奴隶制和压迫制度那里继承下来的，它是对人的尊严的蔑视……我们要请教语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民俗研究家，是否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有如此丰富、如此赤裸而肮脏的、令人作呕的粗话资源？就我所知，到现在为止，没有－－或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和我们相比。当俄国人骂粗话时，从最下层的到最上层的阶级，所表达的其实是一种被压抑的绝望和痛苦，而最主要的是一种无望的被奴役的感觉。但是同样的粗话，当它们是从高贵者倾泄向低贱者的时候，例如，出自一个贵族或警察局长的嘴，那就是阶级优越感和奴隶主尊严的体现，象征着成为这个社会基础的那些东西。”
那么为什么这种剥削制度的精神产物会在据说和“旧的一切彻底决裂”的共产党人中间如此普遍呢？托洛茨基的解释是“人类意识的不同领域并没有得到均衡的和共时的改造和重塑”，也就是说共产党人精神世界的改造还不平衡。很多人政治上是合格的党员，但精神上还带有旧世界的痕迹。托洛茨基对改造人十分重视，他把党员骂粗话的恶习提得很高：“‘修整’”精神领域－－即用马克思主义原则去重塑意识的全部领域－－是教育和自我训练的普遍原则，特别是在我们党内，要从领袖开始。……反对脏话的战争是为了语言的纯洁、干净和美丽的斗争的一部分。语言是思想的工具，准确和正确的表达是准确和正确的思想的前提。”
托氏是布尔什维克党内的雅士，在西方生活过多年，显然对那里虚伪的资产阶级礼仪有一定印象。他对骂粗话这一现象作如此深入的历史性分析（这里引用的仅是其中一段），并要党的领袖带头来进行一场反脏话的战争，显然是对布尔什维克党内从上到下一片“妈妈的奶奶的”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
我们知道列宁在辱骂知识分子时，很多用词虽然不堪入耳，例如粪便、臭虫和妓女之类，但大致上－－就公诸文字的而言－－并不算下流。斯大林大概可以算是既骂得荤又骂得巧的，而且他谁都敢骂。列宁晚年时，身为党总书记的斯大林以照顾列宁的健康为由对他封锁那些对自己不利的消息。当他得知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把这些消息捅给列宁时，在给克鲁普斯卡娅的电话中对她破口大骂，并说：你以为你和列宁谁在一张床上就可以有特权吗？
克鲁普斯卡娅不敢告诉列宁，但又咽不下这份羞愤，便向另一位领导人加米涅夫哭诉，后者婉转地告诉了列宁。列宁立即写下一纸便条，要斯大林要么向自己老婆道歉，要么和自己断绝同志关系。斯大林当然担当不起和列宁断交的后果，于是只得向克鲁普斯卡娅道歉。
不久，列宁在他后来被当作临终嘱咐的一份文件中，以大家长的辈份和教主的地位对党的几位领导人和继承人逐一评点。斯大林的第一个缺点就是“粗鲁”。这个评语显然和那个骂粗话的故事不无关联。但有意思的是：列宁说这种粗鲁“虽然在我们共产党人同志之间交往时是可以容忍的，但作为党的总书记是不能接受的。”
这好象是说：除了党的总书记，其他人在私下场合满口脏话、行事粗暴并无大碍。或者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叫做“生活小节”。连列宁都觉得只有总书记才不能骂娘，难怪托洛茨基会把反脏话的斗争看得如此艰巨了。
斯大林如此下流地辱骂了列宁的终生伴侣和苏维埃国母，但却照样击败了党内对手，坐稳了列宁继承人的宝座。这不由得使笔者忽发奇想：在那样一个党内，政治对手之间较量的结果，恐怕和会不会骂粗话有一定的关系吧？会骂粗话的领袖，在“妈妈的奶奶的”党内就有群众基础，反之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清高和虚伪，就是脱离群众。
不过，使得托洛茨基听不下去的俄国粗话和斯大林对克鲁普斯卡娅的辱骂，如果放到中国的背景下，恐怕还真算不了什么。因为它们毕竟都还是私下的发泄，不能和延安整风时解放日报上大号铅字登出的“脱裤子割尾巴”的社论标题相比，也不能和有人在高级干部大会发言中指责别人因为被错整而“这里骂，那里骂，操他娘X你妈”相比。而1959年庐山会议上发生于毛泽东的别墅“美庐”里的一幕，恐怕斯大林在场也会象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无法在那个房间里呆下去的。
那是中共中央常委对彭德怀上万言书的批斗会。被斗得走投无路的彭德怀对着毛泽东骂道：“在华北会议上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不行？”毛泽东的回应是：“尽你操，满足你操娘的愿望。”
套用托洛茨基的理论，彭德怀的骂所表达的正是“一种被压抑的绝望和痛苦，而最主要的是一种无望的被奴役的感觉。”而毛的回骂则充分体现出其领袖优越感和大家长的尊严。窃以为如果托洛茨基在世，他一定会把自己对骂粗话的那段社会学分析稍作修改，断言这段对骂正“象征着成为这个政党的基础的那些东西”。
－－转自《中国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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