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最近发布了该组织的年度报告，题目是“公元2千年新闻界所受攻击”，报告中关于中国大陆部分，再次揭示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对新闻实行垄断性控制的中国，也是全球囚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去年有多达28位记者遭到囚禁，这都是有名有姓的，尽管在报告出炉的时候，有些记者已经获释，但一般相信，实际遭囚禁记者人数还此之上。
在被囚禁记者中，綦彦成、黄琦、蒋世华和已经获释的林海等，都是因为通过互联网发表文章，或者与发展户联网有关的事情被治罪的。如果讲这份报告与往年有何不同，那就是在新闻传播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它指出了北京控制新闻的一些新的特征、新的招数。外界原来指望，借互联网高科技发展的东风，可以松动北京对新闻传播的控制，进而出现新闻改革和新闻自由的春天，但是，当我们面对“保护记者委员会”这份年度报告的时候，也许看法会有些改变：互联网等高科技既可以用于突破新闻封锁，同样也可以成为专制政体提高控制效率的工具。
且看，在今年初的全国宣传部长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告诫会议参加者要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要“占领互联网这块阵地”，“趋利避害”，为我所用，尤其要留心和重视新技术的出现给宣传管制工作带来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并及时地对此加以解决，“绝不允许舆论失控的现象再次出现”。于是，在江西芳林小学爆炸和石家庄市大爆炸事件以后，很多中国网站的“聊天室”、论坛被关闭了，更多的是一些敏感的批评性文章被“严于自律”的班主们斩杀在萌芽中了。
而在此之前，北京为了控制互联网和利用互联网提高控制社会的效率，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他们除了在海内外高薪聘请这方面的专业人才，编写形形色色控制网络新闻传播的软件，还专门建立了一支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网络警察”队伍，并在（去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制定了5部法律来“规范”互联网的发展，根据这些新的规定，任何人藉网路传播定义不明的“国家机密”都可能遭到定罪判刑, 綦彦成、黄琦、蒋世华们正是因此被定罪或正在接受审判的。这些控制互联网的新招，也使得江泽民被列为世界新闻界“十大敌人”之一，这是江泽民连续第4年上榜，而中国也被国际社会视为一个与“互联网发展为敌”的国家。
看得出来，上述种种新招已经迫使江泽民和中共使出浑身解数，这在客观上也反映出：互联网的出现，对中共管制舆论的传统手段构成了挑战。尽管綦彦成、黄琦、蒋世华们被投进了中共的大牢，但中共对新闻传播的垄断正在被打破，真相一位北京的新闻工作者所言：如果说在前互联网时代，宣传管制的重点是灌输与反灌输的话，那么，在互联网时代，宣传管制的重点则是选择与反选择。时代变了，主动与被动的双方调换了位置，江泽民倒行逆施的“新招”还能管用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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