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高科技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宗教，那么到硅谷参观，就像一次朝圣之旅。全世界数以百计的地方要建“硅谷”，但真正的硅谷毕竟只有一个，就是眼前这片从旧金山向南、沿着旧金山湾延伸到圣何西（San Jose）的条状地带。12月的北加州，虽然平添了几分寒意，但阳光依旧灿烂。我们驱车沿着101和280号公路，在这片南北长约100公里，东西宽约30公里的谷地穿行。触目所见，没有摩天大楼，没有烟囱，只有成荫的绿树、草坪和掩映其间的一幢幢两三层的建筑。这些建筑形态各异，有的只是单幢别墅，有的则连成一片，但都优雅而宁静。如果不是眼前不时闪过的Cisco、Sun、Intel、Oracle等熟悉的品牌，我们几乎浑然不觉已置身硅谷。
“百年文艺复兴”
在“硅谷热”漫卷全球的今天，硅谷人笑称，硅谷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从来没想过去建什么“硅谷”的地方。《A Future Perfect》一书中指出，“硅谷是谁都没有预见过的一系列条件结合的产物，而非政府命令的结果。”哈佛教授Ed Zschau说，硅谷是一个“存在主义的创造，没有人说，让我们建一个企业化的科技中心吧”。所谓“存在主义创造”，意思是“行为决定本质”，而不是“本质决定行为”。硅谷人并没有预先设定一个模式（“本质”），是他们在数十年时间里自觉不自觉的许多行为的交叉累积，把这片当年遍布着果园、灌木的棕褐色谷地，最终导向一个高科技圣殿，新经济之都和“美元之谷”。风险投资家John Doerr说，硅谷是“这个星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对财富的合法创造”。《The Silicon Boys》一书中更生动写到，如果把硅谷视为一个国家，其经济实力可以排在世界第12位。1999年，硅谷大约有25万个百万富翁，而且每24小时就会产生64个新百万富翁，硅谷公司的市场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相当于当时中国全部上市公司市值的两倍。
对美国来说，硅谷不仅是其重领世界经济风骚的火车头，而且有着巨大而深远的文化涵义。正是在硅谷这个“高科技的香格里拉”，上演着一幕幕最新版本的西部探险和淘金传奇，凝聚着美国在20世纪后几十年最宝贵的想像力。它让不过只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人，又一次惊喜地找回他们民族传统中最激动人心的特质：只要有梦想，加上努力，再有一点好运气，你就可以实现它。美国梦没有消失，没有衰老，它在硅谷浴火重生依然鲜活。好梦才能赢（The best dream wins）。
硅谷不仅再次证明了个人的自由创造欲望才是一切经济发展中最核心的推动力，而且在人类的经济历史上，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把尝试和失败视作自由创造所必须的成本。为创新而失败，和因创新而成功，一样值得珍惜。有人说硅谷是资本市场的宠儿，是拿全世界的钱在“赌”，所以不怕失败。他们忘了早期的硅谷公司几乎都是车库生意，硅谷先驱惠普公司（HP）在1939年创立时的全部资金只有538美元，还是两位创办人的老师、斯坦福大学的特曼教授借给他们的。硅谷有很多公司在漫长的经营时间里并没有得到过资本的眷顾，仍然创造出了罕见的奇迹。如果钱可以堆砌成硅谷，那么有太多地方早在硅谷之前就可以为硅谷，在硅谷之后也能复制出硅谷了。事实上，硅谷从Garage（车库）生意到Global（全球）生意转化过程中依靠的动力，乃是无数个人和创业公司此起彼伏、永不衰竭的创新冲动，以及对这种冲动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硅谷之所以能够牵引世界，正是因为它通过永续的创新，始终成为“最新的新东西”（the Newest New Thing）。
在今天美国的国家符号里，华盛顿代表联邦政治，纽约华尔街代表传统资本，硅谷代表新经济，好莱坞代表娱乐。华盛顿和华尔街在东岸，硅谷和好莱坞在加州。最近10年，硅谷和好莱坞对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已经把华盛顿和华尔街甩在后头。这种符号转换的意味是丰富而深刻的。华盛顿流行政治权术和党争，华尔街流行由一批衣冠笔挺的证券师用各种清规戒律给企业评级。成熟、稳定、规范和秩序主宰着东部，金字塔式的垂直管理遍布企业和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在西海岸，从150多年前的淘金热开始，冒险拓荒就成为加里福尼亚的精神象征，这种精神和加州的阳光与棕榈树一样闻名。加州是美国吸收外来移民最多的地方，在最大程度上代表着机会的开放，代表着朴实、自由而不是繁文缛节和官僚程式。有一首歌中唱到，“每一个加州故事都从一个梦想开始”。加州比美国任何一个州代表着更多的美国梦，美国的移民文化和创业精神。“加州性格”被不少人看成美国的DNA（脱氧核糖核酸，基因信息的载体）。硅谷气质和“加州性格”一脉相承，并将其发扬光大。“如果说加州更像美国，那硅谷更像世界”，硅谷深深吸纳着世界，世界各地精英云集，使硅谷变成新移民之谷。在这里，一座十几万人的小城市可以容纳十几种信仰，在1500所中学里你能听到52种语言。另一方面，硅谷又深深开拓着世界，硅谷的资本、技术、产品和人在全球流动，让硅谷成为“世界上最没有边界的产业的家园”。
无论是科技的进步，财富的创造，还是文化的气质，硅谷都成为美国精神在20世纪新的精彩实现。PBS电视台前两年制作了1部关于硅谷的90分钟专题片，片名就叫《硅谷——百年文艺复兴》。专题片分两部分，由大名鼎鼎的电视人克朗凯特主持。第一部分描绘从1890年代到1970年代，从斯坦福大学出来的、年轻而有天赋的科学家、工程师，如何迅速形成了电子工业的核心，从而改变了美国社会。第2部分描绘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在硅谷，创造性的反叛文化和对约束性商业传统的逃离，怎样让那些梦想家和发明者们承担起巨大的风险，把硅谷变成高科技的同义词。今天，美国人引为自豪的一条文化宣喻是：古代的美索不达尼亚，15世纪的佛洛伦萨，20世纪的巴黎，20世纪末期的硅谷。
飘满创意的空气
在硅谷的几天参观访问中，我们几次听到这样的说法，“硅谷的空气里都飘着创意（idea）”。在我看来，这句话道出了今天硅谷在交通条件日益恶劣、房价高企、经营成本越来越高的背景下，仍然吸引着众多创业者的根本原因。飘满创意的空气，滋养着硅谷的每一个人。当你天天呼吸着别人的更新更快更大胆的想法时，你的眼光自然在变宽，你的灵性自然被点燃，你的想像力和创造力自然在增值，而所有这些人力资本的要素，正是知识经济时代你能拥有的最重要价值。
到硅谷之前，我已经看过几本介绍硅谷成功的著作，对硅谷形成的大致过程有了一个了解。硅谷能有今天，首先要归功于斯坦福大学。漫步在斯坦福美丽的校园，我不禁想到有“硅谷之父”称号的特曼教授。他的鼓励和带动，是斯坦福和工业界结合的酵母。无论是早期由斯坦福学生创办的联邦电报公司，利顿工程实验室，惠普公司，还是1970到1980年代在斯坦福同一座大楼起步的SGI、Sun和Cisco，再到今天的雅虎，斯坦福一直牢牢占据着科技产业化的龙头地位。斯坦福大学并没有办一家校办企业，但斯坦福的学生、教师创办的高科技公司超过了1000家。1951年建立的“斯坦福工业园区”，被认为是硅谷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如果说斯坦福大学是硅谷的“黄埔军校”，那么1957年创办的仙童（Fairchild）公司就是孵化硅谷企业的温床。从仙童公司后来分出了上百家公司，包括Intel、AMD和硅谷最为显赫的风险投资公司KPCB，以致有人改叫它“Fairchildren”。它的子孙后代实在太多了。值得一提的是，仙童的8位创办人原来都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参与发明了晶体管的肖克利所主持的实验室的成员。他们原本没有办企业的想法，是被肖克利的专制武断逼得忍无可忍，又找不到一家肯同时雇佣他们8个人的公司，最后才走上自己办公司之路的。摩尔（就是在20多年前断言微处理器的计算能力每18个月翻一番的“摩尔定律”的发明人）说，仙童完全是“偶然产生的企业”。仙童从创立起就视“等级制度”为敌人。公司不分车位，没有专门的小餐厅，没有私人办公室，没有层级繁多的中层经理。
在斯坦福和仙童之外，影响硅谷的因素还可以举出很多，像国防工业的刺激，西屋电气、IBM、施乐等大公司在硅谷设立的研究中心，人的高素质和高流动性，高品质的生活环境，风险投资，专业化的创业配套设施。事实上，近年来许多研究都发现，在“簇集型”（clusters－places）和“社群型”（communities）的条件下，经济的成功更容易发生而且持久。前者的代表是硅谷和好莱坞，后者的代表是犹太人和海外华商。硅谷和好莱坞都集中了大量高度分工、互相交融的产业元素，正如一个形象的比喻，“这么多公司密布在硅谷，就像芯片上的晶体管”。和传统企业自给自足、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rgration）的结构不同，硅谷选择的是竞争与合作交互、正式生意往来和非正式信息交流共存的所谓“交往建构”（social architecture）。这些信息、梦想、人脉的交流是如此丰沛，以至它可以感染到一个地区的细小角落。正像好莱坞的餐厅侍者的菜单下面可能就放着他的剧本，硅谷的一个管道工修完下水道，会跟他的客户比较微软和网景两种浏览器的优劣。好莱坞追梦人的抽屉里是各种手稿，硅谷人的脑海里是创业计划。代理人在好莱坞大行其道，为演艺明星度身订做角色；风险资本家在硅谷叱 风云，为新创公司提供整体服务。好莱坞流行分红制，硅谷时髦认股权。“在那里，空气中似乎有些什么东西”，连接着一切又创造着一切。
著名经济记者John Micklethwait和Adrian Wooldridge在一篇论文里，归纳出硅谷最成功的10条“文化簇集”：
1.能者在上的公司信仰。年龄和经验没有用，肤色和背景无所谓。1990到1996年间硅谷所办的4000家公司有27％是中国人和印度人办的。有些人是在讲求学业背景的东部苦无创业机会，才来到硅谷的。
2. 对失败的极度宽容。在欧洲，破产被看成羞耻；在一些国家，破产者不能再开公司。而在硅谷，“It is OK to fail”（败又何妨）。
3.对“背叛”的宽容。员工的流动不受谴责，是一种完全正常的行为。
4.合作。即使昨天是你死我活的对头，明天也有合作的机会。
5.嗜好冒险。不仅在创业上如此，生活中也寻求蹦极、高空跳伞等刺激，以激活自己。
6.赚钱之后，不做“守财奴”，再投资到创业环境中去。
7.热衷改变。敢于自己吃自己，自我淘汰掉昔日的辉煌和模式。SGI的创始人克拉克，一待SGI成功，就离开创办了网景。网景上市后，他再度离开，又创办了几家新公司。
8.对产品而不是金钱的痴迷。硅谷人以宗教般的虔诚心态追求技术，希望能够以技术推动世界进步。
9.机会的慷慨分布。谁都不用嫉妒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机会。
10.分享财富的强烈倾向。从认股权到给员工健康检查，免费午餐晚餐，为家属办幼儿园，提供优厚的退休金，至少在公司内部，财富被分享而不是独食。
如果让我再加一条的话，我想应该是勤奋工作。我们在硅谷见到的几乎每个人，都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一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是家常便饭，十五六个小时也不鲜见。在和时间赛跑的过程中，睡眠是所有创业者的奢侈品。杨致远与斐罗创办雅虎之初，晚上经常睡在办公桌下，一只睡袋加一条毯子。这种夜以继日的拼搏，一方面是拜创业冲动所赐，全然自愿，拿青春赌明天；另一方面，也是残酷竞争环境的压力所至。硅谷每年有数百家公司诞生，也有数百家倒闭。压力迫使每个人进入“游戏机状态”，你打的速度慢，就会被“敌人”消灭。
在硅谷，人生既是“为了兴趣而展开的工作”，也是“永远脱不掉的红舞鞋”。挑战极限，包括不可能的任务，不断把自己抛向绝境与极限，又在绝境中逢生，在极限里超越，享受那稍纵即逝的巅峰体验。我看着，想着，感受着，脑子里突然跳出了这样的话：作为个体，他们未必是为使命而生，为使命而来；但作为群体，他们却似乎承担着人类的某种使命，闪耀着人类精神的光芒。
政府该干什么
去硅谷参观前，我跟旧金山中国总领事馆的科技领事联系，说我们中有不少人在政府部门工作，很想了解一下地方政府在硅谷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哪些作用。他说，国内来硅谷的考察团都喜欢问这个问题，领事馆也帮助请过硅谷一些城市的市长给他们讲讲，结果大家听得都比较失望，因为这里的地方政府似乎没有怎么介入过硅谷的发展，只是按照法律履行应尽义务而已。我们在硅谷参观过4家公司，也问他们有没有得到过政府的什么优惠政策，都说没有。
哈耶克曾说：“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它的制度的基本原理是鼓励一切个体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生活。”对于硅谷这样信息朝夕万变的高科技产业，政府如果要直接插手，或经常给予指导，必然是南辕北辙，好心办错事。就中国而言，据说至少已经有53个地方政府要在当地建硅谷，这种“硅谷大跃进”的前景如何，稍有常识的人一望即知。连市场变化和运营速度相对缓慢的传统产业，国有资本都在大举撤退，难道还能指望它们在竞争残酷、分秒必争的高科技领域反而重整旗鼓？
“科教兴国，发展高科技这么重要的事情，地方政府怎么能不管呢？”那种同样是从空气里飘来的味道，让人一下子感到，虽然他们已经吃了一次把国有企业搞垮的大亏，但根深蒂固的观念还是把企业当下级，当“指示对象”，“指导帮助对象”。高高在上的权位让他们不断滋生着智力的优越感和评论的快感。他们或许真的不清楚，权力不仅容易导致腐败，还容易降低智商。这话说来苛刻，但想想每年中国随着长官意志和“拍脑袋”而殉葬的工程、项目乃至生命，谁的心灵不在承受折磨呢？
虽然硅谷不是政府计划的产物，其发展基本上是由民间推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对硅谷发展毫无作为。通过订单方式，美国国防工业多次向硅谷的一些高技术研究项目提供联邦补贴，用于研究开发。1959年，仙童公司获得1500万美元合同，为“民兵式”导弹提供晶体管，1963年又获得为“阿波罗”宇宙飞船导航计算机提供集成电路的合同。1958年到1974年间，五角大楼向硅谷的公司采购了10亿美元的半导体研究成果和产品。在1970年代风险投资开始兴旺之前，联邦资金对硅谷创业和技术进步的推动是不能怀疑的。互联网最早也是政府项目。包括网景在内的一些硅谷公司都直接或间接获得了政府投资的研究项目的支持。这些都是事实。
但是，所有的研究都注意到，政府在硅谷发展中几乎总是以顾客（customre）身份而不是组织者（organizer）身份出现的。只是在最近几年，由于硅谷的过快膨胀所带来的诸多公共问题，政府才开始通过和私人机构合作的方法，来研究基础设施、区域环境等规划问题。必须承认，硅谷企业家们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有些时候会限制他们集体迎接区域的挑战。硅谷的地方政府正在试图促进他们自我组织的进程，但又不能牺牲个体的自治和灵活性。这是与传统的自上而下式干预和放任自流都不同的新方法，对地方政府来讲，当然也是一种新挑战。
说到优惠政策，加州政府有一套完整的《加州投资政策与指南》，包括加州鼓励政策、企业保护区（Enterprise Zones）、雇佣信息查询和雇主附加服务、金融援助、地方鼓励政策等。非常清楚，也很公平。
具体到地方政府的行为，我们可以以1999年加州杰出城市奖获得者、硅谷的米尔皮塔斯市（Milpitas）为例。该市市长在介绍经验时主要谈了3点：首先，尽速满足高科技公司的需要。何为“尽速”？就是能够提供全年365天，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特别服务。对高科技公司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是生命。为此，米尔皮塔斯市政府实现了在网上申请创办公司的许可，市政府各部门以光纤网络连接，高科技公司和市民甚至圣诞节当天都可以向市政府提出申请，绝不耽误公司作业。政府有关工作人员添置了手提电脑，以备外出做审查时可在汽车上使用。“我们有迅捷的服务，我们比任何人的行动都快，我们经常找方法改进自己。”
第二，像经营企业般管理政府机构。在企业里，有人给你打电话或写信你必定要回复，但你给政府打电话或写信未必会有回复。“我却亲自回复给我的电子邮件，若不能兼顾，会转给同事，一定要回复，再把结果告诉我。电话也一样，一定会被接听，而且在48小时内，一定给他们答案。市民都知道的。我们还设有网站，可透过互联网跟任何一个员工倾谈。”
第三，创造优质的生活环境。米尔皮塔斯希望成为以家庭为中心的社区，不要像纽约或旧金山那么拥挤。希望住在市郊的生活有广阔的空间，大片草地，能让孩子嬉戏的公园，良好的治安，清洁的饮用水，接到报警后一定在4分钟以内的反应。总而言之，“高科技城市如何发展，就是提供高质服务。”
在我看来，我们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先不要忙着夸夸其谈如何发展高科技大产业国际化。先别做坏事，比如跟走私犯、黑社会搞到一起，贪污腐化，权力经济，损公肥私，朋党勾结，鱼肉老百姓。接着，看看有没有多管闲事，比如干涉企业行为，三天两头围着企业打主意，以指导检查之名，行刁难勒索之实。要把这些毛病都清除掉，那就摆正和企业、和市民的关系，向他们的需求学习，然后为他们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利利索索、顺顺利利地服务。这才是政府该干的份内事。把这些事情都干好了，城市的形象自然能够建立，官员的智商自然能够提高。如果我们的地方官连自己的本职工作都搞不好，他们能够建成什么什么“谷”吗？
辉煌的绝境
对硅谷来说，千年之交的2000年不是一个好年头，更不是一个好兆头。纳斯达克股市1年之间下行接近40％，对许多硅谷公司的打击是致命的。即使是我们4天时间的走马观花，也能感到硅谷公司所受的伤害。许多公司裁员甚至倒闭，门可罗雀。1年前很多人寄予无限幻想的认股权证，现在还不如卫生纸值钱。在资本市场上风云际会一时的.com公司丢盔卸甲，溃不成军。伴随“纸上富贵”的消失，硅谷的泡沫大大被挤掉了一次。
物极必反。经过1个世纪逐渐发展起来的硅谷，在最近10年达到了最高峰。与此同时，硅谷急速发展的若干后遗症也开始呈现。
其一，由于大批人才拥入，硅谷的办公、住宅等生活成本急剧上升，交通状况日趋恶化，学校教育也难以跟上。DELL电脑创办人Dell经常从公司所在地奥斯汀坐飞机到硅谷出差。他说，奥斯汀和北加州一样富裕，自由，信息灵通，但更容易生活，房子便宜，学校良好，交通和空气比硅谷都要好。“每次去硅谷，我都感谢上帝让我们以得克萨斯州为基地。”
其二，强大的工作压力使得很多硅谷人无法顾及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在“高压锅状态”下挣扎。成功的代价是与家人的疏离，孩子的陌生。很多人干脆觉得家庭是个拖累。有一个统计，硅谷的离婚率高达80％，生育率则在不断下降。在充满新技术的生活中，人们承受着巨大的时间压力，家庭的轴心作用越来越脆弱。由于技术的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硅谷人仿佛置身于由笔记本电脑、移动电话、个人电子记事簿、寻呼机等编织而成的复杂的电子网络中。惠普公司一位高级研究员告诉我们，很多在硅谷名气响亮的人物，生活都不美满，离婚两次已经是良好记录。心理治疗专家说，硅谷CEO（首席执行官）病人们的最大问题是“假日恐惧症”，不知道假日该干什么。
其三，追求暴富的急躁心态，和暴富后的“暴发户症候群”，让硅谷的精神世界经受着巨大的动荡。在过去，40岁以前成为百万富翁是普通硅谷人的心态，现在，不少人热衷的话题是谁在20几岁就成了千万富翁。硅谷的一些中学生已经在买卖股票。以前孩子们之间比谁的爸爸厉害时会说“我爸爸可以打败你爸爸”，现在他们的说法是：“我爸爸可以买下你爸爸。”
已经有一些硅谷公司因为忍受不了高昂的经营成本迁往犹他州、亚里桑那州等地。已经有一些硅谷人逃离硅谷，一如当初他们拥向这里。有的人要逃离工作对家庭的压榨，有的人要解脱财富对心灵的扭曲。他们向北向东迁移，有的甚至回归牧场田园生活。在感伤主义者们看来，今天的硅谷和当年的硅谷已经大大不同了。创新的兴趣被一夜暴富的欲望替代，朴素的技术文化被空洞华丽的商业计划侵蚀，承受失败的耐心被“看谁成功更快”的浮躁衰减。硅谷是用1个世纪的艰辛积累起来的产物，但当它终于站在巅峰上笑傲江湖时，不少人却忘了上山那条曲折的路，以为成功是如此容易，财富可以轻而易举。有人把硅谷比作一台爆米花机，扔进去一批冒险家，再注入一些风险资本，就能爆出一个又一个百万、千万甚至亿万资产的奇迹。如果不是纳斯达克的这盆冷水，硅谷也许已经被比喻成“梦想如油，风险资本是火，一烧就能照亮世界”了。
不过，即使在今天，大部分的硅谷人仍在硅谷，仍在努力，硅谷在世界高科技王国的霸主地位没有根本性的动摇。硅谷人对自己的未来仍然抱有信心。像80年代半导体危机所带来的衰退并未降临。也许今天硅谷人的创新冲动不再像1939年惠普创立和1976年苹果诞生时那么纯粹，而夹杂着或多或少的金钱度量，但它的强度依然猛烈。美国人很坦白，“在美国，能够被一个男人彻底完全接受、永远真实的唯一价值就是钱。”
对硅谷未来感到悲观者说，“硅谷不再是探险的标志，现在它代表着自满和挥霍，成了贪婪的堡垒”，而昔日的梦想，已成碎片。
对硅谷未来乐观者相信硅谷内在的顽强生命力，能帮助它穿越任何风暴。网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Andressen说：“每一个网络公司倒闭，我们都应庆祝。因为这些泡沫公司必须死去，只有这样，才会有空间让有价值的公司成长。”
还有人预言：“硅谷曾经是一台新机器。它改变了世界，还可能再次改变世界。但这台机器已经不再有灵魂了。”
硅谷留给了我极度的兴奋，和隐隐约约的感伤。这两种情愫交织在一起，别有一番滋味。他们创造过，创造着，扭曲着，受难着，收获着极限，付出着代价。因为他们的创造和受难，我在心里一次次向他们祝福。因为他们在创造和受难过程中对人性的高度和深度超乎常人的开掘，我向脚下这块神奇的谷地深深致礼!
后 记
当《南风窗》的读者朋友读到这篇文章时，我已经结束了在美国的留学生涯，大概正在飞回广州的航班上。我很幸运，在加州呆了这一年。1960年，法国总统戴高乐访问加州时，只要求参观两个地方，就是迪斯尼乐园和斯坦福工业园（当时还没有“硅谷”一说，“Silicon Valley”最早出自1971年美国《微电子新闻》编辑的笔下）。在把艺术和市场、技术和商业相结合方面，迪斯尼和硅谷创造出了至今世界上还很难超越的奇迹。我相信，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科研人员来说，这种结合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怎样发展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和文化产业，不是这篇文章的主题，也不是我有能力回答的问题。但我愿意和所有关心祖国命运的人一起来思考：我们创业的空气里飘着什么？缺着什么？多着什么？它能让创业者自由自在地呼吸，无忧无虑地尝试，无拘无束地思考，一往无前地创造吗？实实在在地为国家和人民多创造些价值，这是我和很多到过国外的朋友的一致心愿。愿我们的创业空气条件能够不断得到改善，清除掉那些阻碍价值创造的不良成分，让我们的空气里多一些对创造的鼓励，多一些清新和活力吧！
(转自《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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