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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美撞机事件初步得到解决，而没有酿成更严重的事态，无论如何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原因诚如本文作者所言，战争甚至只是一种持续的紧张状态，对于中国寻求个人之发展的民众来说，也是灾难性的，而能从中得到收益的唯有一些特殊利益集团。让我们假设：冲突加剧，美中贸易中断，则沿海数千万小企业家、民工将失去就业机会，而那些好战分子能够提供这么多就业岗位吗？我不怀疑他们的爱国真诚，但是治理如此一个大国，仅靠真诚、仅靠爱国激情是远远不够的。
本文作者是所谓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也即古典自由主义之当代传人，文中所述乃是自由至上主义的常识。自由主义向来就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和世界大同主义者，而作者也指出了某种激进思想与民族主义、好战思想的联系。自由主义者之所以选择和平，因为和平状态的自由商业交换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普通民众之个人权利和利益。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与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倒确实是同盟军，自由主义并不需讳言这一点。作者说，私人企业能够从政府可能导致的破坏中拯救这个世界，诚哉斯言，一个自身利益与商业交换网路仅仅联系在一起的人，大概不会动不动就嚷嚷着要跟谁大战一场，要解放谁，歼灭谁。事实上，一个置身于商业交换网路的人，是可以从中学会如何与他人协调行动，以使双方都从中获益，而不是一味地玩零和游戏。我希望，中国私人企业的发展，将使中国人的面对不管什么问题时，激情少一些，理智多一些。如果我们的民情多一些商业色彩，则我们的民意恐怕就会有更多理性和宽容。
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是法国经济学家，生活在1801年1850年间，热情地信奉自由企业制度并为之雄辩涛涛。然而他的著作似乎就是专门对着我们说的，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最近的中美撞机事件之解决是通过外交与和平手段而非好战与战争。
答案可以概括为一个词：商业，辉煌的、和平的、促进繁荣、维系和平的商业。正是要维持我们的经济健康发展这一压倒性的事实考虑促使中国和美国政府认识到，双方从维持良好关系中所获得的收益远大于敌意和战争。
正是巴斯夏观察到了贸易与战争之间的这种互相抑制的关系（trade-off）。他说，如果不是商品跨越边界，那就必然是军队跨越边界。如果没有贸易，我们就很难避免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的破坏。贸易将约束各国之间维持一种开放、友好的关系。自由的商业活动会促进和平、而保护主义和贸易制裁将导致战争紧张：这是美中避免冲突扩大的原因之一。
历史表明，战争对政府有好处。在战争状态下，政府将获得对于社会的巨大权力。在战争期间政府被授予了某种程度上使用紧急状态权力之灵活性，而在和平时期它并无此种权力。战争能使迷恋权力的政治家和官僚透过税收、通货膨胀、管制等手段，尽情地挥洒权力。战争摧毁了一切从而使政府可以从重建中获益。战争将使私有部门的资本和企业家活力枯竭，而使国家的寄生机构自肥。战争爆发后自由社会也无法再保有自由。
神秘的并不是为何会出现战争，而毋宁在于为何政府本性喜欢战争，但战争却并非是历史常态？巴斯夏解释说，自由贸易有助于压制政府的战争激情。自由贸易在各国都创造了强大的院外活动集团，他们要求维持和平，要求通过外交而不是对抗来取胜。国际贸易网路创造出了商业关系之中间结构，在炸弹与好战性之间设置了一道屏障。
米塞斯在对马列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导致战争的理论作出回应时更进一步阐发了这一观点。列宁把战争看作是资本与劳动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国际化的产物，米塞斯则指出，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的基础是贸易和互相合作从而使所有人都受益。资本主义创造出了商业网络——包括资本市场、劳动和企业家专业化的广泛回圈——从而使得人们彼此依赖。
当今的社会主义者了解这一点，因此冷战结束之后，他们中才会有那麽多人加入到好战派中。他们也都意识到了，自由、贸易和和平正在走到一起，于是他们决心这三个一起反。比如就在去年，世界社会主义者的网站就抱怨说，“美国公司的院外活动分子施加压力，警告说将损失数以十亿美元计贸易和投资机会，政府被迫答应重新开始[与中国]的对话……”。
确实，商业联系是国际友好关系的基础，美中两国贸易尤其兴旺发达。每年中国要向世界出口2000亿美元的商品，进口1700亿美元，每年进出中国的贸易总值接近5000亿美元。
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就是美国。每年中国向美国出口810亿美元的电器、电子设备、服装、鞋、玩具、游戏程式、钢铁，家具、皮革制品等等，进口130亿美元的机器、燃料、医疗设备、纸制品、飞机等等。
我们的生活——我指的是中国和美国普通人的生活——由于自由贸易而获得数不尽数的改善。我们的交换网路实现了两国私人部门的繁荣。“公司院外活动分子”是否施加了影响以阻止美国间谍飞机事件导致的紧张不至于演变为直接的冲突？极有可能——而对此，我们应该庆贺，而不是横加指责。
美中之间的商业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我们中间的好战分子不得不开动脑筋想出新点子来为实行保护主义和进行对抗找理由。最近，他们就大谈什么贸易中的人权问题、说什么强制使用童工，声称中国正在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以及贸易赤字问题。他们说所有这一切都要求美国作出反应：限制或切断两国关系的商业关系。
对于所有这些说词，我们要问的关键问题是：限制贸易会使情况更好还是更糟糕？中国一般的持不同政见者都要求加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要求贸易带来的更多的经济机会。商业使社会更加开放，从而给无权无势者更多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此外，如果贸易禁运和制裁能够改变外国的话，那麽古巴和被朝鲜应该早就成为人权的天堂了。
巴斯夏心中有一个激进的目标，除了保护私人财产权之外，他还要求“废止战争而（实际上是同一件事）在决定战争或和平问题的公共舆论中鼓励和平精神。战争向来是最剧烈的变化，在战争中，个人的事业、商业活动、资本投资甚至趣味都会承受痛苦。”
在最近与中国的冲突中，有些美国人（恕我直言甚至包括很多保守主义者）丧失了理智（taste blood），所幸他们没有得逞。由于美中之间存在着自由贸易关系，我们的政府走向战争的机会才被大大地缩减了。
正是因为和平和自由是互相适应的，也是彼此强化的，因此我们永远需要与世界所有国家加强贸易和商业关系，不排除任何国家，永远如此。也许，私人企业能够从政府可能导致的破坏中拯救这个世界。
原题Bastiat Was Right[Posted April 12, 2001]，秋风2001年4月14日译自http://www.mises.org。
作者Llewellyn H. Rockwell, Jr.是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主席，www.LewRockwell.com网站的编辑，关于他的文章可以参见他在Mises.org中的文集 或致信给他rockwell@mises.org。关于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可参见Mises.org上的文章及参考文集
──原载《思想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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