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屠宰犯人出售人体器官

中国的死囚器官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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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5月12日讯】很久以来﹐人们一直在怀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售囚犯的器官﹐现在纽约的一位医生知道了传言不幸是真的。图为汤姆斯‧迪弗罗﹐首位谈论此事的美国医生﹕只为道出真相﹐非为哗众取宠。

●迪弗罗医生的道德恶梦

三年前﹐汤姆斯‧迪弗罗医生在他的检查室里开始了他的道德恶梦﹕一位病人刚刚移植了肾﹐这个买来的器官来自于中国的死囚室。在那里犯人被处决﹐有时往往是轻罪就遭处决﹐他们的器官就被摘取谋利了。

自那时以来﹐担任纽约大学医疗中心肾移植项目主任的迪弗罗医生﹐也见到六位这种接受移植的病人﹐她们是很典型的年轻美籍中国妇女。这位外科医师说他的病人一点也不会为从死囚身上获得器官而烦懮苦恼。对她们的这种漠然﹐他的心里实在难以承受而几近崩溃。

他实在无法独自承受这沉重的心理负担﹐于是在今年一月十一日﹐迪弗罗医生带着这种“违反伦理道德的真正恐怖”而向医疗中心的医德委员会公布。

迪弗罗医生是第一位向公众谈及这种经历的美国医生。而他也只是在《村声》周报的促动下才这么做的。这种令人厌恶的交易在亚洲的中国人社区早就有案可查。但是到目前为止﹐企图证实有人离开美国本土去中国的众多死囚监牢购买器官的每次尝试﹐均未成功。

“实话相告﹐最先令我下决心把此事告知医德委员会的原因是我在照料这些病人时的不安感。我对她们获取器官的方法感到愤怒﹐而且我很难把这种事实与照顾病人这两件事区别对待。”迪弗罗医生对《村声》说。

“有几位病人对器官移植的事坦率而开诚布公。他们花一万美元买了刚被处决者的器官。”迪弗罗医生回忆道﹐“大多数病人为不再需要做洗肾而欣喜若狂﹐没有人似乎会为器官来自何处而感到不安。”

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购买肾的人回到美国后去了不大出名的医疗机构或者通过中间人所推荐的秘密医疗渠道接受术后医护。迪弗罗医生的病人经由大医院推荐。“病人回到美国的家里后﹐不知道怎么办。并不是每个接受器官移埴的病人都能得到移植专家的医护。我已见到一些状况转复杂的病人案例。迪弗罗医生说。

在医学界所有领域中﹐器官移植大概是最令人感到又苦又甜的。移植的器官是拯救生命的礼物﹐它虽然意味着一个生命的终止却又为另一个生命打开了生存之门。而对于赤裸裸的器官买卖﹐几乎从事器官移植的所有外科医生都会憎恨这种交易。美国的1984年联邦法规定﹐出售器官是一项重罪。而当时的参议员高尔正是此项法案的主导者。出售器官可导致高达五年的监禁和五万美元的罚款。不管是活着的还是已被执行死刑的犯人都不准捐赠器官﹐即使是免费的也不允许﹐除非是在特殊情形下捐给家庭成员。

●中国每年处死的犯人人数世界第一

在中国﹐人权团体说﹐公民由于一些非暴力的犯罪如接受贿赂﹑盗用信用卡﹑小规模的逃税或偷了整卡车的蔬菜而被判处死刑。持不同政见者也有被处死的。中国大使馆官员没有对要求评论的请求作出回应。但在过去﹐中国政府一直否认提倡为营利而进行器官买卖交易。

迪弗罗医生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在辩论中仔细考虑了这个问题﹐辩论很热烈也揭示了许多事实﹐但底线是我们照料求助于我们的病人﹐不管他们的语言﹑种族﹑经济或社会背景如何。尽管我可能发现他们所做的应该受到指责﹐我仍然有责任以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去照料他们﹐这就是我做的事。

但是﹐迪弗罗医生不愿意让这件事就这样算了。“因为我把愤怒发泄到来找我帮助的病人身上并不恰当﹐我开始想我把问题的根本﹑即中国的贩卖因犯器官的底细公布于众﹐这样做会好得多。这就是使我进一步追究这件事的起因。”他说。因此﹐他就向社会公众公布了此事。

美国本土的人权活动者多年来一直在寻求这种突破。把中国死因的器官非法卖给美国居民的交易是“我们知道一直在进行中但无法证明的事。”一位美国调查员说。他为著名的人权斗士吴弘达倡建的劳改研究基金会工作。此基金会是为中国被强迫劳改者而命名的。

联邦调查局在1998年曾与吴弘达合作进行一项运作﹐目标是逮住两位居住在纽约皇后区的器官做非法交易经纪的嫌犯。吴扮做一位阿鲁巴一家肾移植诊所的董事会董事﹐找到了王成勇和傅兴其两位男子。他们不仅安排病人飞往中国去找肾﹐还走私角膜﹐把角膜冷冻后可保留数周﹐到国外贩卖。此案后来因一位主要证人逃离美国﹐拒绝回来作证而撤销。劳改研究基金会也发现一位医生以器官经纪人身份在美国出版的中文报纸上登广告﹐但是却没找到具体的证据。1998年﹐联邦调查局突击搜查了一位男子的位于洛杉矶几处办公室﹐联调人员说此人曾出示过他的器官中介人身份﹐但并不清楚此人的阴谋是否促成任何器官移植。

当劳改研究基金会的调查员被告知美国的一位医生正在公布他的经历﹐她指出(此人要求不透露身份﹐否则她在中国无法开展工作)﹐此时揭开此项内幕的时机很是关键。现在正是中共政府进行又一轮周期性的“严打”——严厉打击犯罪活动的时候。仅在四月份就有超过400人被处决。她说﹐在前一次严打中有4000犯人遭处死。

据国际特赦组织报道﹐在平常的一年中﹐中国处死的犯人人数比世界上所有国家处死犯人数的总和还多。在1999年﹐据该组织统计﹐经过确认的处死的人数就高达1263人。而该组织是通过中国为了宣传而发表在政府官办的报纸上的报道的收集获得此项数据的。

“那是为了阻吓罪犯﹑阻吓和控制整个社会”这位调查员说。这种方法名为“杀鸡儆猴”。

调查员还说﹐枪决犯人常常是一批批执行的﹐尤其是在节假日的前后。这 一周﹐从周一开始的劳动节假日﹐中国医生们认为是取得器官的极佳时机﹐但最好的时机还是在农历春节的时候。大约百分之七十做器官移植的医院是军方医院﹐这些医院与刑事系统有最好的关系﹐而且在执行死刑的时候他们可以在场。来自病人的购买器官的钱就分给那些提供接触犯人身体途径的人。医院甚至在法官宣判拥有合适器官的犯人死刑后给法官付小费。她说﹕“那钱从下到上分给所有的官员﹐法庭官员﹑监狱的管理人员﹑医生﹑医院所有与此有关的人。”

劳改研究基金会报道﹐有时在同一天同一家医院会有几十例手术同时进行。这些病人都基本上是没有预约的病人。中国宣布在二十年内已进行了25﹐000个器官移植手术。但是却没有说明多少器官是由死囚身上摘取的﹐多少是来自于车祸死难者或活的器官捐赠者。

●中国劳改营成为经营死囚器官的公司

中国劳改制度的强迫劳动一直是这个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一种财源。对犯人的惩罚并不一定随着那一枪击中犯人的后脑而中止。犯人的家属被迫支付那子弹的钱。在不到二十年以前﹐一种抑制免疫系统从而可防止接受器官移植者的身体对新器官排斥的药物CYCLOSPORINE被引入中国﹐然而﹐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中国的劳改营已转变成为经营死囚器官的公司。

魏京生﹐这位哥伦比亚大学人权中心的人权推动者﹐在1998年6月4日的美国众议院的国际关系委员会和政府改革监督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时说﹐当他身为死囚犯时﹐一个卫兵告诉他﹐“几乎没有例外。先给犯人打麻醉﹐就象杀猪一样……我们用布把他们包起来﹐再把他们带到行刑的地方。无人在乎他们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

而且﹐魏先生还说﹐他通过一位二十岁的同狱死囚犯人的合作﹐证实官方违背犯人的意愿摘取器官。那位姓张的年轻犯人与魏约定﹐假如他看到配有摘取器官装备的医疗组在等着他被执行死刑时取他的器官﹐他就大喊﹕“我没有病﹐我不需要医生。”假如没有看到这些情形﹐张就象其他被处死的犯人那样喊叫。

经过了一长段时间的沉默﹐张传来了信息。“我第一个反应是满足感﹐知道这个证据已证实了官方非法摘取器官的事实。但这种感觉马上就被另一种感觉代替了。”魏先生对国会的委员会说﹐“我第二个感觉是心头非常沉重﹐明白这位年轻人用了他的生命记录了一件难以置信的罪行。假如我没有机会把这罪行告诉别人﹐假如我没有机会争取制止这种罪行的继续﹐那么﹐我必须向这个年轻人道歉。一直以来﹐我深深体会到这种责任感。我们必须制止这种恶行。”

吴弘达在劳改营里度过了19年﹐他也曾在国会作证。他的劳改研究基金会指出﹐枪击犯人的子弹的用法反映了器官的市场﹕枪击头部﹐说明肝脏有人要﹐枪击胸部是因为需要眼角膜。国际大赦组织也报道一种在中国已得到接受的毒药注射方法可用来处死犯人而不致伤害关键器官﹐也可用来模糊生和死的界限。

他们给年轻的不吸烟的囚犯作血检和医疗检查来评估囚犯的器官是否与正在到来的病人相匹配﹐调查员解释道﹐法院再随后确定行刑的日期。

●中国的犯罪延伸到美国

早在中美间谍飞机事件爆发以前﹐西方阵营就在小心翼翼地注视着这个逐渐崛起的超级大国。魏和吴把器官交易公布在中国的人权展示台上﹐而此展台早已被监狱劳工﹑童工﹑强制流产﹑对持不同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和西藏民族精神的迫害这些罪行的指控所占满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对香港自由的令人寒心的压制以及时不时地对台湾进行武力恐吓实在难以消去华盛顿的反感。商业利益团体努力用帮助中国获得永久最惠国待遇﹐加入国际贸易组织和支持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方式把中国列为美国的战略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关系﹐那么在迪弗罗医生公布了爆炸性的已涉及美国本土的中国的罪行的事实后﹐现在那些商业利益团体要想达到这一目标就要难得多了。

突然﹐那个曾经仅仅是一种都市传说﹐一种远方世界的科幻恐怖故事﹐一下变得非常真实﹐而且就在这儿﹐纽约街头。人权活动者说﹐假如此事在这儿可以发生﹐那么在北美其他成大城市﹐从波士顿到旧金山﹑到温哥华﹑到洛杉矶都可能发生。

中国政府在1990年公布了“使用死者或死刑犯器官条例”﹐声称犯人作为器官捐赠者﹐必须事先征得本人同意或其亲属同意﹐除非尸体无人认领。人权活动者对此宣言只能苦笑。他们说﹐犯人常常是不允许和他们的家人联系﹐执行死刑后没有人去认领尸体﹐囚犯的器官被摘下后尸体马上就火化掉了。政府还要求从事器官摘取的医护人员秘密地操作﹐“外科手术车不能带有医院的标志﹔医生在刑场不能穿医院的工作服装﹔摘取器官时必须有警卫看守﹐尸体必须在器官摘下后马上火化掉。”

试图找到器官来源的人权组织也许可以把手术的日期与同一城市执行死刑的日期相对照。但这办法并不一定可靠。尤其是政府已有所选择地公布执行死刑的记录。劳改研究基金会说那些为中国政府帮腔的医生们宣称不准接触器官捐赠者的家庭成员的规定﹐不允许他们告诉病人器官来自何处。

器官交易使类似迪弗罗这样的医生感到十分愤怒。“我认为这是严重违犯人权﹐而且这种做法与器官移植界所向人们宣传的关于器官移植的做法相关太远。这种做法根本没有用合适的方法得到捐赠者的同意。我认为犯人并没有给予捐献或不捐献器官的选择权﹐这并不是出于利他主义观点。”迪弗罗医生这样评述。他还说﹕“中心议题是没有经过本人同意而摘取器官﹐并把人体器官当作一种商品。”迪弗罗医生甚至没提他压根就对死刑持保留意见。

●中国官僚买卖死囚器官谋取暴利

劳改研究基金会的调查人员同意这一点﹐“很明显﹐那一切都是为了钱﹐因为如有人能付额外的费用﹐他们可能会把行刑日期提前﹐或者安排在以后。”她这样说﹐“那些付得多的﹐能得到更好的治疗。”她举了一个案例﹐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侨病人﹐当他的钱用光后﹐就不再给他用反排斥的药﹐而眼睁睁地让他死了。

人体器官的走私贩卖的经济潜力巨大。病人由于洗肾的技术可以仍然生气勃勃地活下去。大多数人并不需要换肾来延续生命﹐除非到了洗肾的不方便和不舒服已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迪弗罗说﹐他的病人“显然感到洗肾比用这种方式得到新肾要难捱的多。”

对病人来说﹐肾移植的费用比一生靠洗肾的费用要便宜得多﹐悲力普洗肾中心主任﹑纽约大学医学院全球健康中心主任安德鲁‧杰克斯‧纽西医师说。悲力普洗肾中心和纽约大学医学中心都与中国城的古物尼尔医院有合作关系。悲力普是一家公立医院﹐因此接受所有的病人。许多纽约的生了病的移民﹐最终都到了这里。“我们把它叫做悲力普特快车”。纽西医师讲﹐因为病人一下飞机就从机场直奔这里。此医院不但被指定为总统和外国来访要人看病的专属医院﹐该医院还提供多种翻译服务。

悲力普是纽约大学医疗中心的附属医院﹐是向迪弗罗医生介绍那些接受中国犯人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接受移植的病人必须由医生医护相当长一段时间。那么﹐那些从死囚身上买到器官的病人最终必须在美国医院寻求治疗﹐在美国此项费用可由公家支付。迪弗罗医师说他的病人用政府的保险支付抗排斥药物。

尽管在悲力普医院病人带着来历不明的移植器官不会遭到医院拒绝提供医疗服务﹐那些等待在美国国内器官移植的病人必须是合法的美国居民。即使那些合格的等待者﹐等器官的时间会非常长。根据美国器官分享联合网的数据﹐在美国﹐现有七万五千人在等着做器官移植。此机构是与美国卫生部和人源服务部签约的全国器官收集和移植的大型机构。

只有三分之一不到的那些患者才有可能在今年得到器官﹐该团体在三月份报道。纽西医师说﹐移民们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有时宁愿回老家看看而不愿在此重新安置﹑归化美国公民或等待。“我们碰到过有的病人突然在洗肾中心不见了﹐后来却带着新的肾回来了。”他不知道谁会专门去中国的死囚处得到肾。他还说﹕“想起在地球的另一边有着专业同行做这种事﹐真感到心里烦乱。”

南森‧汤普森医师也说﹕“我们有的病人不顾我们的忠告而去了﹐做完器官移植回来了﹐我不知道他们从那儿搞到的器官。”

另外一位悲力普医院的内科医师格劳德‧费兰努娃医师把一位美籍华人妇女转给了迪弗罗医师。她接受了死囚的肾。她还患有肝炎﹐成为被转到纽约大学医院的复杂病例之一。费兰努娃医师是在与迪弗罗医师谈过才明白她的新肾的来源。她说﹕“我们都曾听说过这种事情﹐但当第一次你真的见到了这种事﹐真能把你吓坏。有些事情我们也读到过﹐但当你见到时﹐仍会让你大吃一惊﹐我觉得我们不会吃惊的。”

迪弗罗医生说﹐医生们每天看许多病人﹐实在没时间细查病人的历史﹐尤其当语言成为一种障碍的时候。医生得到酬金不是让他们去与病人争论对他们的指控。我认为向她们挑战牵涉到器官移植的伦理道德﹐并不会真起什么作用。而且﹐我们只是在诊所门诊时间见到她们﹐在这三个小时中我们可以看五十个病人﹐可没时间用来作冗长的伦理讨论。”

大多数接受为此篇文章而采访的医生们都同意﹐大多数那些器官并不来自中国。在一些掌握此项医疗技术的贫穷国家﹐象印度﹐有着兴旺的黑市器官交易市场﹐由活人心甘情愿地出售器官。迪弗罗医师说﹕“我认为这种事无论从道德上还是伦理上﹐都应该受到谴责。”“如果有受谴责的程度划分﹐那么中国应该获得最应该受到谴责的﹐因为他们剥夺了死囚的可以拒绝的权利﹐摘取死囚的器官来获利。与那些穷到绝境的贫困的器官出售者不同的是﹐中国死囚器官卖得的钱﹐受害者或他们的家人是一个子儿都见不到的。”

几乎每个有器官交易的国家都有法律禁止这种器官买卖。印度和日本是属于那些在过去的十年中当器官交易上升时颁布禁止器官买卖法律的国家。在美国﹐如果在美国本土收取费用安排病人飞往中国做器官移植是犯罪行为。但是﹐就如同与毒品的斗争一样﹐许多专家认为唯一真正解决器官买卖的方法是满足需求。人们需要通过人道的方式尽快得到器官﹐接受采访的医生们提出了几种想法。

最方便的方法是让更多的人在生前答应在去世时捐出器官。比利时用号令人民捐献器官﹐要求放弃是否捐赠器官的选择而做到了这一点。医生们注意到器官捐赠卡(象那种做在驾照上的)可以在与家庭成员商讨器官捐献时增添筹码﹐即使这样﹐这份捐赠表格并不是一份合约书。家庭成员仍有最后的决定权。即使家属同意了﹐家庭成员﹑父母必须在他们误以为仍有一线希望的时候愿意与死者告别。

“脑死亡是很难让人放弃的一种概念。日本也只是在最近才接受脑死亡的一项法律定义。”桑尼当斯特医学中心的戴尔‧迪斯特医生解释道。“一个人怎么能接受这个人已死亡的现实﹐他的亲人身体是温热的﹐心脏在跳动﹐机器在使他的肺部上下伸缩。他只是处在一种昏迷状态之中呀。”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包括亚洲的一些地方﹐人们保持坚定的不可改变的禁令﹐禁止在人去世后骚扰遗体。

但是﹐没人能指望中国的官僚们能逐渐放弃死囚器官买卖的暴利。而迪弗罗医生说他讲出真相只是出于自己对中国贩卖死囚器官的义愤。

大纪元新闻社译自纽约《村声》周报长篇报导﹐周刊号(2001年5月2─8日)﹐文中小标题为编译者所加﹐爱力克‧巴特和吕贝卡报道﹐原文请见 http://www.villagevoice.com/issues/0118/baard.shtml(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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