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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19日讯】四年前，在美丽的海滨会展中心，举行了庆祝香港从英国殖民统治回归祖国的典礼，中国主席江XX展示了自信的姿态。两周前，他向国际政商领袖保证，北京会坚持其“一国两制”的方针以确保香港的西式自由和经济繁荣。
但是就看看会场外面，1997年7月回归时，示威者们在街道上游行的地方，江的讲话看来就不那么让人信服了，因为这一次，示威者们被警方远远圈定在路障围成的一小块范围内，牌子上写着“指定公开活动范围”。
他们不是唯一遭受此种待遇的团体，特区政府主办这次商务会议旨在吸引大量外资，却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受到来自北京主子日益增加的压力，要求其保持意识形态领域方面的一致，例如镇压法轮功运动；另一方面要防止市民和外国投资者担心公民权益受到侵蚀而失去信心。
在看不见的地方，法轮功的追随者们──在中国大陆被禁止但在香港合法──和人权活动家们把江泽民访港作为测试自由底线的一个机会。香港政府试图以允许抗议活动来为自己赢得一些民意空间，但把他们安排在参加会议来宾和江的视线以外。当局动用了3,000名警力（比移交仪式时更超过1,000名）并用路障隔断了会展中心周围的几条街。中国主席下榻于隔岸一家富豪酒店，并乘渡轮前往会展中心以避开示威者。
更令人添加懮虑的是，被羁留在机场的20岁的澳籍华人法轮功学员吉米.赵的经历。她回忆道，“我通过了海关检查，我的护照也被盖了章”，“然后，他开始查阅妈妈的护照，突然他的脸色变了。他指着屏幕对另一位海关官员说：‘又一个澳大利亚的7-7-7’。”基米在被拘留几个钟头后还是被放行了，但是她的妈妈和其他100多名持外国护照的学员一样被遣返。香港坚称他们没有其他国家法轮功学员的黑名单，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引起了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的关注──这四个国家说，驱逐“可能起到限制集会、信仰自由的作用并限制了思想的自由交流”。
香港居民习惯于海外朋友询问从1997年移交以来特区有什么变化。到现在为止，大多数人可能说没有多大变化。这不再是对的了。该特区宪法–基本法，保证以前享有的公民自由在“一国两制”政策下50年不变。其目的是在一个独裁政府的统治下保持香港的生活方式。达到这个目标的难度现在变得明显了。
早有迹象表明董先生从未完全致力于这一目标。从他上任的初期，他的政府表现出好象是无论什么时候北京愿意，其宪法都可重新协商。它出卖了香港司法的独立性，抛弃了该地区最后保留的直选立法机构并且附和大陆的声音，定义什么类型的新闻可以发表，从而不明示地怂恿了新闻的自我检查制度。它曾企图压制为政府所不喜的公共观点的学术研究。对落入中国安全部门魔爪的香港学术界和商业界人士的帮助微乎其微。而且它认为要不可避免地制定一个反颠覆法，使政府能够宣布法轮功为非法。充耳不闻外部世界的反对声音。
(华尔街日报的)这些专栏一直以来都在赞扬香港致力于开放市场以及维持清廉、有效政府的努力。华尔街日报继承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年鉴连续七年把香港评为世界最自由的经济，列举了它的自由贸易政策，低税率和强调法治。但是他们也断言对公民自由权利的腐蚀预示不利于未来经济自由的扩大。
担懮基本权利受到破坏的人权和民运组织试图使董先生及其部属负起责任来，然而他们的问题是不同的，而且呼声越来越起反作用。在野党民主党作为一个有效的倡议者已经在派别内斗中垮下来。其他有影响的声音注重于为形势做辩解。他们辩论说，香港的领导人精明地在公民自由底线及北京容忍极限之内的夹缝中运作。
一个引起懮虑的问题是这个下滑的坡是否会导致制定反颠覆法。先例是中国1997年刑法中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其定义范围之广以致于实质上可以任意定罪。不能保证在北京的控制下香港的立法官员能够定出不同的法律。无怪乎当地的罗马天主教教区警告说，大陆国安法的概念如何会被用来使侵犯基本权利的行为合法(这些基本权利包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的和平行为)，因而该教区为法轮功的权利强烈辩护。
如果香港坚持变得极其象中国，那么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当然应该注意。在年度人权报告中把香港和中国归到一起就是一个开始。非政府人权组织可以重新把监督重点放在香港的宗教自由上。不这样做就等于告诉董先生的政府外部世界接受它对法轮功这样的精神团体的恫吓。
如果董先生的政府愿意考虑这些懮虑，它就能够不再将北京现在所用的“以法治国”与香港回归后应保持的西方普通法体系的完整、独立的“法治”混淆起来。而且它可以迅速依法建立一个独立的人权委员会，专门调查和调解投诉，监视国际条约的实施以及在合适的情况下推荐立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论坛的最后一天，董先生揭开特区的新图标及其标语，“亚洲的世界城市”，这表明他想让香港“起到伦敦在欧洲，纽约在北美、南美起到的同样作用。”为了恢复香港达到这样一个高远目标所需要的信誉，花费的代价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仪式了。
香港面临的现实是，十五年来第一次必须为吸引外资而努力。参加财富全球论坛的商界领袖的脑子里也越来越懮虑：中国上个月对间谍飞机事件的挑舋举动；以及政务司司长，被长期誉为“香港自由保护者”的香港公务员之首陈方安生的辞职。香港浸信会大学政治学教授麦克.德高尔说，“（香港）政府进退两难，（北京）中央政府要它这么做，但如果外国投资者看到商业自由受到挑战就会被吓跑。”
示威活动确实将权利问题置于公众关注焦点上。市民纷纷打进电台热线电话表达对特区新任政务司司长的疑虑，该司长为采取的保安措施和驱逐出境问题做了辩护。当选香港立法会的民主党领袖李柱铭说：“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会在一夜之内全部改变，如果这样中国将会丢尽面子”，“但是我们的确看到我们的自由和法治正在逐渐受到侵蚀。”
同时，参加会议的人们回家时都手提着一个画着新政府标志和口号的礼品袋，上面写着“投资香港：意味着生意(英文又有‘交易’的意思)的城市”。对人权活动家来说，这个口号带着不祥的色彩。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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