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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9日讯】 《新财经》报道：据估算，王淑贤是目前中国自然人持股中财富最多的一个人。他的“暴富”，得益于放开B股交易。
据新浪财经纵横报道﹐2月19日，中国证监会开放交易B股股票后的一周，帝贤B(2160)的股价猛涨2／3，最高涨幅一度达97%。帝贤针纺股份公司董事长王淑贤个人的身价从3.68亿涨至7.26亿。在两周的时间内，王淑贤每天的财富递增3000万元，是B股开放以来最大的受益人。
春风拂面，秀水缓缓绕山峦三月里的承德已显出了避暑胜地应有的平静怡人。但随着放开B股交易，这里一个鲜为人知的亿万富豪却浮出了水面。
尽管当地人称王淑贤为“王半县”，下小镇并未因帝贤B的狂涨和亿万富豪的乍现而起什么波澜。一如城中心那座展卷私访的乾隆塑像，只让人感觉到心气平和。
这几天王淑贤忙得摸不着影。直至记者到当地的第二天下午3点，才在去工地的路上，第一次捕捉到他的“卡迪拉克”。
记者提问是从“帝贤B飙升的那些天，王董事长正在做什么呢？”开始的。
我不是“狙击”B股，是正面交锋
2月下旬，B股狂涨时，我和往常一样工作呢。又过了两天,大概是3月初，证券部门来电话让我去深圳，看一看股市变化，分析一下行情。别的没做什么。”
王淑贤的自信和平静与外界传闻几乎一样。
熟悉他的人知道，他的信心来自于对自己实力的了解，来自于在“猎取”对象时，对时机和方法的正确选择。每次选择后，他都要回头想一想他的选择是对？是错？据说，他到现在还没出过大错。所以，他对记者说，今天看来，当初帝贤上市B股的选择也是对的。帝贤B的井喷行情，不是“偷袭”成功，而是我们的实力所致。
随后，只有小学5年级文化、更像个地道农民的王淑贤说起了他对B股的认识。
听到史美伦来大陆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的消息时，我正在日本。当时我就想她来就会有大动作。我的帝贤B肯定会放开。
因为B股开放的时机差不多了，这一行动是很自然的，是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重要一步，允许境内居民参与B股市场交易，有利于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向中国境内居民开放B股市场,将为中国公民手中的大量外汇找到一条合法的投资渠道。
在1999年证监会组织的B股研讨会上，我曾呼吁开放B股。你想啊，中国老百姓手里有许多外汇呀，外汇都可以买外汇，为什么不可以用来买股票呢？用人民币可以买人民币股，用外汇买外汇股这很正常。这样许多中国人在国外存的美元就可以流回来，也不用炒外国的股票了，咱中国自己就有。所以这次开放B股的决策是非常英明的。货币可买商品，可以买股权，为什么不可以买股票呢?”
王淑贤的“资本论”、“股票论”是从国外学来的。在常年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王淑贤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资本市场。当时他也许并不会想到，资本这柄利刃在几年后会为他创出“金股”传奇。
鉴于当时中国A股市场还未完全放开，而帝贤所具有的实力完全有资格进入国际股票市场，在B股市场上融资。1997年7月，帝贤开始运作B股上市事宜，各中介机构迅速进驻帝贤公司。1999年11月，原帝贤集团公司整体改制，组建了承德帝贤针纺股份有限公司。
2000年8月，经国家证监会发审委正式批准,帝贤上市发行1-1.5亿B股股票。
2000年9月29日，帝贤B终于在深圳交易所挂牌。帝贤成了中国第一家民营B股上市的公众公司。
熟悉股市的人都知道，王淑贤在公司上市当天的酒会上，面对在座专家和券商们所说的一段惊人之语：希望大家都买我的股票，我敢跟买帝贤股票的签个协议，他要是亏了，我全部赔给他。他还很不服气地对大家说，“B”在出口日本的产品中是次等的意思，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帝贤股票不该叫B股，而应该叫“金股”，因为这是一只含金量最高的股票。
为了提升资本的运营质量，在上市后，帝贤开发了化纤针织物项目，此项目是与日本丸红公司合资，总投资8000万美元，引进年生产各种针织化纤5万吨的先进设备，预计2002年全部投产。届时，公司年出口创汇可达1亿美元，利润1亿元。
王淑贤谈话的神态透着一种因经验老道而生出的“狡黠”。
我看透了“危机”，也猎到了机会
王淑贤本人曾直言不讳地说：“看到别处危机，我就高兴。”
王淑贤的财富或者说帝贤的高增长是在短短的近6-7年完成的。他像个猎人一样，机智、果断地捕捉住了每一个机遇，有时甚至让人感觉像是在“乘人之危”。
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了。久静思动的王淑贤自然不会放过机会。金融危机导致日本许多纺织企业倒闭。于是帝贤在日本设立了两个办事处，专门观察日本的企业倒闭情况，日本生产什么纺织产品的企业倒闭了，他就加大出口什么。这样，帝贤在日本市场就越做越大，大到足以引起他们高度重视的程度。日本以前的纺纱能力是1000多万锭，但现在不到100万锭。在金融危机后，日本和韩国就常年在帝贤派驻代表，以保证对他们的出口。据不完全统计，现在，每六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穿帝贤生产的服装。
金融危机后期，许多日本的工厂关门后，开不起来。这可乐坏了王淑贤。“太好了，我先挤走了他的产品，再‘缴’了他的设备。他们就像打了败仗时，举枪过来投降，把设备都送给我了。”
许多知道王淑贤经历的人都知道。他的这种“狩猎人”素质是有来头的。
小学五年级时，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了。王淑贤也就不再上学了。这个学历他一直维持至今。
当时由于人小，生产队里不让挣工分。没事做的他想到了做生意。一块钱买了20斤大葱，卖出后，他赚了4毛钱。初次的闯市场，初次的收获，激发了他的潜力。
他开始跟别人一起往东北长途贩运猪、羊、粮食和油料等，甚至还贩卖过当时严厉禁止买卖的有色金属。1973年，20出头的他，已经是当地“万字号”的人物了。
公社大搞农村副业那年，他把军工针织企业的边角废料拣来作进一步加工。那些废料只够做短裤。但那时中国人都是穿布裤衩的，特别是当地的人们穿不惯这种针织面料。王淑贤思考后决定把短裤拿到北京去摆摊，当时的摊点就在天安门附近。据他讲，他生产的短裤没有固定的规格，就是穿着舒适，这对计划经济下的产品规格制还是一种挑战呢。尽管这种短裤在今天看来，我们可以说它是劣质产品。但在当时确实极受消费者欢迎。
为了扩大销售渠道，他把短裤交给卖大碗茶的老太太代销一部分，5毛钱一条，老太太代卖一条能得到1毛钱的回扣。就这样，他在产、供、销各个环节上，摸索出了一套经验。
据说，王淑贤是中国针织短裤的创始人。尽管没有权威的官方文件证明，但在1973年就开始生产针织裤头，这在中国大陆应该是第一个。
对时机的把握、对市场的观察能力，同样需要磨炼。20世纪80年代初，王淑贤看到当地军工厂生产的针织服装有许多不合格品，出口不行，国营百货站不收购。计划经济时代，这些产品就成了处理不出去的“垃圾”，他连布票都不需要就将它们购过来，拿到北京去销售，也不收布票。
同一条裤子，却是两个卖法。“国营企业产品都是一个式样，又肥又大，永远没变化，许多爱美的女孩子都不愿穿。”王淑贤就把这些收购过来的大裆裤改成紧身裤，很受欢迎。1985年前后，他每年销售到北京的裤子至少200万条，每三个北京人就有一人买他的产品。事后，王淑贤马上对于这次“出手”时机的选择下了结论：看准了，就干。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今年初，面对日本经济的萧条，许多人对王淑贤说，你的产品主要销往日本，这下你的日子不好过了吧。但关注已久的狩猎者是不会错过每一次稍逝即纵的机会。
“经济不景气，购买力下降，意大利名牌走了，法国时装回老家了，而我的中低档服装，民需民用品的帝贤产品，市场正在迅速扩大。
到现在，王淑贤对自己面对“危机”时的猎捕意识和手段还是很满意的。
国际贸易和资本市场给我圈出一个“大围场”
成熟与沉稳是相辅相承的，而小企业家要想拥有这种大家风范就必须得先有见识。
1989年王淑贤去日本洽谈合资的事宜。他平生第一次走出了国门，也是第一次强烈感觉到了什么是现代化，这让他震撼，让他瞠目结舌。
“在那里我不会购物，不会坐电车，不会坐地铁，因为那都是现代式的，有的还无人管理。站在大街上，我非常自卑，一个一个矮小的日本人从我面前走过，而我却仿佛必须仰视才能看到他们的脸。我感到自己很渺小，很渺小。”王淑贤那时的实力确实不够强。
然而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帝贤公司已形成了集纺、织、染、印、绣、制作、辅料加工和自营进出口于一体的，拥有总资产5.3亿元的华北地区最大针纺生产企业。2000年出口创汇3470万美元。据中国纺织总会统计，帝贤公司已连续三年创汇居全国同行业第一名，销售收入、实现利税居全国同行业第二名。
做短裤的王淑贤是怎么做上国际贸易的？
1986年，他被承德县下板城邀请到当地办工厂。十来个人、七八条枪，说是20万元注册资本，其实最多只有5万元。举目无亲，干什么呢？
当时的纺织业对国有企业持保护态度，私营企业要想拿到棉纱，就得比国有企业贵1倍。工厂虽然建起来了，棉纱却分不到，王淑贤只好暂给别人做外贸加工，第一次接触到国际贸易。
在做外贸加工的时候，王淑贤认识到国际服装和纺织市场的巨大，他认为只要低于世界平均价格，产品就能卖到国外，国际市场的前途无限。于是，在开始生产自己的产品时，王淑贤确定了这样的目标：以最好质量、最低成本、最佳服务、最好信誉参与国际竞争。1986年，王淑贤成功了。当年他的厂实现销售收入300万元、净利润54万元。此后，王淑贤的产品100%出口国外，在日本和韩国占有相当的
市场份额。
和外国人做生意，王淑贤认为信誉是最关键的，而体现这种信誉的，就是承认索赔有理。王淑贤说：“只要人家提出来，说出索赔的理由，我们就100%给予赔偿。这实际上是降低了对方的风险，人家当然愿意和你做生意。”王淑贤接着说：“日韩市场稳定后，我现在正在开拓欧美市场”。用“资”本武装的“猎手”当然需要一个更大的“围场”。
机会多了，成败似乎更是存乎一心
现在人们管王淑贤叫“王半县”，因为半个县城都是他的工厂。再过一、两年，也许80%的县城都要变为他的工厂了。
企业需要讲个战略规划。但王淑贤却认为，在当今复杂多变的经济世界里要编制一个成熟的、可操作性的战略规划，是不太现实的。
他有个想法：“用3-5年时间，做中国纺织业的老大，这是我的帝贤梦。
还要用我理解的高科技来武装帝贤。服装业里也有高科技。如果生产一种布料，制作出一种夏装似的冬装，没人会说它不是高科技。
同时也不排除新的发展方向，新的商机，我会像一个猎人一样，随时盯着各行业，尤其是大型基础产业的变化，一旦有好的猎物，有绝对把握的，就要搞些短平快，速战速决。我请了一帮博士给我出谋划策。但绝对不会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
有人说，5年后，帝贤的销售额可能会翻个4、5番。现在帝贤B是个小股，5年后会是个大股。
也有人说，5年后，中国上市公司将会迎来一个兼并的高潮期，民营上市公司的“软肋”是股权流动性大。现在帝贤不积极调整，可能会被兼并，会失去发言权。
王淑贤表示，不愿给大家勾画一个多么壮观的海市蜃楼。但他心里肯定有数。
与王淑贤对话
有人说，您7天跻身中国十大富豪是个奇迹，您本人是怎么看的呢？
王:许多人都说我有1亿美金的身价。我想可能不止这个数，1亿美金只是我持有的8510万股现在的市值。事实上整个帝贤的公司的近50%的资产都是我自己的。10大富豪我不敢说，因为别人有钱可能不露，而我这个人实在，有啥说啥。前两天，一位香港的客商找到我，要买棉纱。我说你怎么找到我的。他说，是在报上看的，报上说你是中国最富的人。
我们是上市公司，有人给我们宣传。并由此给我们带来了客户。这是目前我们得到的最大好处。
去年在深圳挂牌时，您曾说，帝贤B是“金股”，希望大家都买你的股票，你可以和他签协议，如果亏了，你全赔给他。今天，您还敢这么承诺吗？
王:不只是在去年说过。1999年11月份时，国家组织的那次B股研讨会上我就讲了，我的股票才2块多钱一股，你们谁买了我的股票，要是赔了本，我就赔给他钱。
但从另一方面讲，B股开放了，我不能误导我的股民。我的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我个人一生的荣辱都是和公司的兴衰相联的。我如果让帝贤的牌子砸了，那就是砸我自己。
现在中国有俗话：“民企长不大，家族打天下。”您是如何保证管理科学有效的？
王：我认为管理是这个世界上最落后的词汇！如果一个企业家是靠“管”来组织生产、开拓市场的话，是不可能带领他的公司取得大的发展。在帝贤公司里，我从来不叫工人打卡，也从来不给工人制定指标、强制他们要怎么样怎么样。
我的作法是:同样的工厂我同时建两个，一个工厂里同样的车间我也建两个，下面依次是两个班、两个组，同样条件的“俩”会使员工自己去竞争。
在我的公司里，我只掌舵。我直接管理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管生产的副总经理，一个是管所有供应和财务的副总经理;还有一个是帮我协调各种社会闲杂事情、兼管证券的副总经理。
别人说我这里是家族企业，其实不是的。我的亲戚，包括8个兄弟姐妹，没有一个在我的公司上班，我出钱建其他工厂，让他们自己管理去，他们在帝贤公司里连股份都没有。
有人说，“帝贤”就是“纺织皇帝王淑贤”的意思，对吗？如果是事实的话，您是否感觉锋芒太露了？
王：在1991年我们与日本合资时，一个日本老板对我说：“你的公司的产品质量高、价格低、服务好，管理方式独特。我看你就是这个行业里的皇帝了。”我当时连忙摆手：这可不行，不行。事过3年，我们公司命名时，我又想起了这回事了，我决定将公司命名为“帝贤”，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视用户为上帝；二是我们公司确实有要作中国纺织业“老大”的决心。
您每天都在忙些什么？通常日程是如何安排的？
王:忙着建工厂。建了一个又一个。因为我除种地之外，也就只会建工厂了。
我每天的作息时间:8点30分起床，到公司；中午12点吃饭，边吃饭边电视，看完电视看报纸，一直到下午上班；下午下班后吃饭，之后看报，到晚上8点多，然后到工厂看材料，10点多看新闻，睡觉。我是个孤家寡人，没人来找我串门，我也不去找别人串门。我喜欢看报，是文字的东西都喜欢看。
您现在还是小学学历，而我们的公司已成长为上市公司，您觉得您的知识或者说是学历上的不足，会影响公司决策的正确性吗？
王:最起码到现在我还没有出现过决策上的失误。现在我对外公开也说我是小学文化。“本科毕业，小学五年”嘛！
我不是不羡慕高文化，我非常欣赏大学生，羡慕有文化的人，原先只办工厂时，对文化要求不是太高。但现在成为上市公司后，涉及到资本运作，各项法律等，这些我不了解也不行啊。我也在学。
作为董事长，您是会否看一些管理学方面的书？
王:那不是我看的，而是我手下的职业经理看的。我主要是看宏观，报表上来了，如果指标完不成，我会问经理为什么？他分析原因之后，自己去解决。我最关心政策动向、市场动向、行业动向和日本的市场动态。有时上点网。但网上的东西不实的太多。
帝贤B火爆后，许多股民关心帝贤是否还要增发A股，对此公司现在有什么想法没有？
王:董事会还要研究这个事，这需要征求广大股东的意见，还要看国家政策。然后才能决定是增发B股还是增发A股。到目前，我们还没有任何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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